戈秀芬转自博讯网
因技术、细节以及其他原因，回顾、思考和展望（7）、（8）暂时不发表。 (博讯 boxun.com)
有关内容涉及：中国民主党中的违背民主原则的事项，一些中共开明人士如何看待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党应大力提倡牺牲还是尽可能避免牺牲与“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原则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何总结中国民主党的过去，如何开拓中国民主党的未来。
关于中共有关的“保一方平安”政治政策和中共中央的直接控制。
为什么我因为1998年组党在1998年5月8日和1998年8月30日被北京、浙江俩次释放？现在中共浙江的省委书记已换了四届，从李泽民、张德江、习近平、到现在的赵祝洪。请看看温克坚的《中共中央和中共地方》。
我们中国民主党在中国从事宪政民主转型活动必须分析、研究、了解、认识、以及穿梭中国共产党。 中共派了许多特工进入我们的队伍，我们中国民主党也要派自己的成员进入中共的队伍，至少浙江有些人还是经我们同意参加了中共并进入了有关重要单位的机要部门，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策反，而是为了在可能的突然转型的关键时候起到平衡的作用。如果是平稳转型，他们的作用有限。
当然，我个人对此事也有疑问，这些同人是不是会因为在“官位”呆久了，而由于民主运动一直没有大的起色，而改换观念呢？答案要在以后的宪政民主转型过程中才能知道。
我想说得是，我在这篇文章中说自己不重要不是为了推卸责任，而是说出实情。如果中共中没有对宪政民主转型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我想98组党活动一开始在97年6月份之前就可以破获了。俞心焦与我们的活动很难说不在中共警方的眼皮底下，完全可能按95 贵州模式处理，在俞心焦和我们的活动中其中还有几个贵州的人。
另外在98年的7.10事件中可是铁板钉钉，组建反对党。当然，我们要求登记注册确实是一个留有空间的、双方可以“下棋”的选择。但是，我们不是说中共是比专制政党还严重的专政政党吗？对于1998年8月30日浙江包括我在内的全部中国民主党参与人员都被释放，我相信几乎所有人都是想不到的！怎么回事？什么背景？是因为民运人士长期努力的结果？可能是的，但我们现在不是努力了更长时间了吗？到底什么原因？当时只要少抓几个人而不要逐渐放我们而是一开始判哪怕其中一个人10年以上重刑，不可能有中国民主党98年之后的发展。
后来浙江说来自北京的巨大压力使得浙江判了很多的浙江的中国民主党的同人，但是现在的浙江省委书记从李泽民到赵祝洪已换了四人，情况已经很不相同了。我个人可以说张德江是因为中国民主党的事情从吉林调到浙江来替代李泽民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他来浙江后自己直接带公安厅长一批人去浙江省公安厅看守所视察工作了。在我再次被送往浙江省公安厅看守所时浙江省公安厅6处处长（现已退休）明确告诉我这个情况。希望有兴趣的人了解中共中央和中共地方的道理，希望有兴趣的人了解此一时彼一时的道理，总的来说中国已经与毛时期有很大不同了。
98中国民主党事件中我作为公开出面的其中一个人只是他人手里的棋子，如果运用的好的话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会有很大促进，否则只是时间进程中的一个插曲。另外在出面的人中我个人是愿意做这个不重要的棋子的，为什么其他人在俩周内都释放了，而我要被逮捕？我真有这么重要?为什么8月30日海外开始没有什么声音了，我却被更换强制措施被从省公安厅看守所回到自己的居家了？我真有这么重要或不重要吗？不是的！
我在事先就知道我是要坐牢的，而我是有心里准备的。我有点对不起吴义龙，是我同意吴义龙跟国安接触的，而其中的国安告诉吴义龙较好的信息，使得吴义龙更加相信中共中有人不反对发展反对党了。这是不是吴义龙作为当时杭州大学的研究生往全国各地跑了几趟的原因有待考证。他个人真的不简单，但是，当时警方对他的活动难道不知道？确实这些国安或者公安人员只是接受命令而已，一旦情况发生变化，一旦中共专政顽固派占上风，上面的决定一旦改变，我们更加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当然吴义龙也是知道自己的命运的（见他的文章）。
中共专制顽固派代表李鹏在1998年十一月中旬对德国镜报记者出面所说的“零容忍”以及江泽民的公开支持，导致镇压变成主导。朱鎔基等人在处理中国民主党的事件上没有了“所谓他们要合法登记我们就跟他们周旋”的话语权，我不知道是否确切，一切不能正式公开的信息我们存疑，不能作为史料。当时，朱鎔基作为总理负责具体工作，李鹏是人大委员长已不负责具体工作。要李鹏出来公开说什么？
另外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镇压中国民主党的二天会议期间，朱鎔基第一天就去海南考察农业去了。当然这不是说当时中共中只有朱鎔基一个人对民主有同情。朱鎔基在一次他任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不懂政治。像他这样性格刚强、学养丰富、智力敏锐而且了解几乎所有信息在总理高位的人都说了这样的话。我个人算什么？我想当公民还没有得当呢！？我当时读了这个报道是漠然而戚楚的。我相信他说的是实情，政治太复杂了。我个人事先确实没有想到98组党会走这个路径。
所以，我个人接受一些朋友对我的严厉批评。对有这么多人因中国民主党事件而坐牢我痛苦内疚。我们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的原则就是为了尽可能避免牺牲，尽可能避免坐牢，实在没有办法也要尽可能补救，比如严正学的案子，让可能参与中国民主党的人尽可能安全，少坐牢，甚至不坐牢，因为我们将来不能内部分配权力，不能打江山座江山。我们要民选政治。我们要民有、民享、民主的政治。
正如唐元隽在明尼苏达会议期间说东北的警察公开告诉他们，只要不再做，就既往不咎，与98年之前的其他反对运动不同。特别是1998年十一月之前的处理方式确实是别样的。与后来的新青年学会更是不同。因为中共方面上层一开始的可能放松是有关系的。
当然海外到底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太上皇”，我更加不知道。反正后来中共中的专政顽固派占了镇压中国民主党的话语权和行使力。所以我们知道是有很多特务，但哪有这么多特务呢？事实上，每次事件中，例如89民运，98中国民主党等等，中共一直有专政顽固派、中间派、同情或支持民主人权等的多个部分，轮到对我们有利的机会不多，我们的每一个行动会引起中共中的谱系争斗，甚至有些个人的立场都会随着我们方面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如何让对我们有利的人对事务发展有影响力甚至掌控权，是我们民主运动要成功面临的最大挑战。当下中国社会政府掌握巨大资源，民间资源有限。
举一个不确当的比喻，警方不让游行，但又没有理由，为了阻止游行的进行，警方可能会派特务来游行队伍捣乱，然后取缔游行。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方人士，不一定是特务，因为意见不一而发生争斗，相当于“捣乱”，对事务发展产生危害。因此有人根据一些日常经验怀疑他人是特务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实上，不一定是特务干的，因为我方人士想法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行动，有时起到了特务起不到的效果。这个主要在民主运动发展比较有利时发生。
至于平时的讨论、辩论应该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次可能的机会打好一定的基础。不过重复过去的同样错误是经常发生的，这涉及到人性中一些复杂的部分。所以，我们不能搞黑箱操作，不能搞厚黑权谋。如果对公共服务感兴趣，大家都要按法律规则民主程序来并由选民选举决定。这就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