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燕云转自玫瑰中国：
我的生母去逝快5年了。
父亲去逝后，我每每回家母亲总念叨着她在刘家吃了不少苦，要我在她死后为她写一篇祭文（我们那里的习惯是人死后开追悼会的那天要读祭文追忆其平生功绩），她不要祭司的公式化祭文，愿此祭文须出自我之手。而我为生计奔忙，无暇顾及，也没在意。待她弥留之际，我赶回老家，我的心绪已不允许我平静下来为她写一点东西了。以至这份母债拖至今日，我不相信一篇祭文就能给她在另一个世界带来什么，但此债又时常折磨着我，使我不得安睡。然而再偿还也失去追悼会当时的韵味和气氛了。
我的母亲并非名人，我也非名人，我不奢望此文能长留于世，写此唯愿若干年后，我的后人还能记得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并不伟大只是一个普通不过的农家妇女，常人皆有毛病她也有，如重男轻女，但母性应有的特质她皆有——这也是5年来在兹念兹，总想为我的母亲写点东西的缘由。
记得7岁的那年，随母亲到自留地里种菜，母亲突然说要送我上学堂。果然，没过几天将我送进刘氏宗祠的一间破旧的学堂。开学的第一堂课，老师就教导我们“还有一个母亲，叫裆妈”，并说“爹亲娘亲不如裆妈亲”。我有些诧异，我不知裆妈是什么东东，可我的母亲在我脑里很真切——睡觉时和弟弟争与母亲同睡一头，母亲却要我睡在她脚那头，心里忿忿，就捏妈妈的脚。
我母亲共生有8个小孩，四女四男，五人长大成人，成家立业。我上面生有两个哥哥均死于三年大跃进期间，大的叫刘德华，5岁那年因百喉症去逝，听说母亲为此哭了7天7夜，我们老家那时做饭用稻草，再加之烟薰，为此落下眼疾——终生眼泪盈眶，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她在哭。小的哥哥还未来得及取名就夭折了，生我之后又生了个女孩，不到一个月也夭折了。
母亲是一个极诚实的人，长大后她曾跟我说我刚生下来的时候不会吃奶，一气之下，便把我放在摇篮里仍做她的饭去了，后来邻居伯母是长奶头，塞进我的嘴里便吃了，母亲转悲为喜。母亲平静地说着，我的心却回到了母亲当时的心境——死的悲哀已使母亲绝望了！
母亲是一个极勤劳的人，几岁的时候我发高烧，母亲在地里干活，回来后邻居一位伯母对她说“冬秀，你还不汲取教训，少干点活，多照看下小孩。”——其实少不少干活由不得自己，大集体，必须出工！从此以后，母亲对我格外的小心，就怕我像两个哥哥一样的死去。
伯父是民国时代的读书人，裆妈夺权后被定为乡绅恶霸，叔父是“右派”，父亲原是农村信用社职员，“文革”因受二兄弟的牵连被解职回乡，整个家族倍受欺凌。再加之我们乡下如果没有阶级成份上 “赤贫”的政治优势，就得靠拳头说话。三个姐姐的拳头自然比不过别人，且我们乡下没男儿是要受乡邻村妇们的风凉话的。母亲生下我兄弟俩后仍被刁泼村妇讥为“舵尾巴仔”（意为老年得仔），于是母亲就不免对我两兄弟疼爱有加，甚至有些溺爱。小时调皮犯了事，母亲不忍心打我，就拿姐姐出气。记得有次同三姐出去打猪草，我丢了一把打草的刀，回来后我惶恐不安，母亲不打我却责怪三姐没带好我。成年后总想跟三姐提及此事，以泄我心中的愧疚。然而三姐不到30岁亡故，终成憾事。多年后我做了老师，开学的那天一位衣着陈旧的母亲来到我跟前说她是老年得子，希望我对她儿子不要责骂。虽然我知道过分的溺爱于孩子成长不利，然而这位母亲的话令我感同身受，我怎敢伤了这位母亲拳拳的爱子之心呢？
闲时本族的大人们聚在祖屋大门外闲聊兼做自己的活，有次调皮骂了别人几句，别人说我母亲对我溺爱，母亲就用细柳条打了我一顿（我们那里教育孩子多用此法，叫伤皮不伤筋），我哭了，母亲的泪水也出来了。
童年时生活很艰难，早晨吃菜叶稀饭，中午才能吃米饭，晚上吃杂粮。早晨做饭时母亲就用祖传的铜罐烤一点米饭给我兄弟俩吃，姐姐和父母均吃稀饭。说是要让我俩身体长好。今天回想起来，要不是裆妈的歧视和虐待，使我知耻而奋，可能我现在仍是乡下一农夫。
读小学时与一出身“赤贫”成份的同学发生争执，不小心推了他一下碰到墙上，破了点头皮、流了点血。而那时我们的老师正是我的堂兄，堂兄怕了，就在教室里当着同学的面惩罚我，我在教室里嚎啕大哭，母亲在教室外也在哭，出来后母亲看到我两耳通红，再加之又是自家人，在家里就与堂兄吵了一架。每念及此，心中难免有些酸憷，眼泪情不自禁地入眶。
大概是12岁的那年，为了挣工分，放学后到舅舅村捡牛屎，傍晚时分，表姐留我在她家住宿，我执意要回家，表姐怕我迷路就送我上新修的水渠，要我沿水渠走，下了水渠天已全黑，一着急一边畚箕里的牛屎倒掉了，为了平衡，就用土填充，挑回家。父亲和母亲在家候着，见了我之后抱头痛哭。原来他们在四处找我，也刚到家。
读小学时，有一“右派”老师，姓龙。因他与我父亲三兄弟同是天下沦落人，便有些私交。有一次我说了一句对毛魔不敬的话，龙老师害怕了，报告到大队部。我躲了好几天，这下可吓坏了我母亲，她一面为我的安危担忧，一面求爷爷告奶奶，放我一马。
母亲因乡邻欺侮，打伤了头，再加之生小孩，月子里没保养好，从此落下了头晕的毛病。记得大概是1973年吧，那时从家里到县城没通客车，公社有几部大型拖拉机，父亲就常带她乘拖拉机到县城人民医院治病。母亲找算命先生算了一命，说她难过50岁。从县城回来母亲坐在床头掐指一算，自言自语地说到了50岁，我可结婚生子了，那时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在她有生之年能看到我结婚生子，弟比我小三岁，她是盼不到了。那时年幼不知大人愁，今天回想起来不免有些心酸。
我刘氏一脉，老祖宗自彭城迁居于此，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土改后一王姓二兄弟分配到以刘姓命名的刘家生产队，王姓虽为杂姓，因其阶级成份优势，加之生子多，刘姓可没人敢欺侮他们的。有人来抄家或遭别人欺侮时，母亲常抱弟携我到王家避难。欺侮我家的虽为本宗刘姓者居多，儿时分派别，因聚族而居，朝夕相处，我仍入刘姓一伙。一次两派吵架，我虽为旁观者，但大集体劳作插秧时，王姓小孩的母亲把我母亲骂了一个下午，我的母亲不敢回骂一句，只有眼泪直流。本宗一妇人，将此情境告诉我。我那时已有十来岁了，听后，我流泪了，从此我懂事了，我似乎变得少年老成，再以不敢调皮惹事，让母亲受气了。我知道她曾是我家的避难所，我家欠她一份情，母亲敢回骂吗？
小学还算勉强读了点书。1974年小学毕业到公社中学读初中，初中二年几乎就没正经地上过一天的课，整天在学农基地里劳动，1976年县教育局突发奇想，全县公社中学除推荐几个学生到县一中读书外，均直升读高中。因父亲童年时与大队支书有隙，在考核谁能够升学时，该支书说我家祖宗三代都是读书人，我是不能升高中的。就这样全班同学除我和另一同学外，全部升学。虽然那年代在学校也没读什么书，但无故失学对我心灵的打击却是巨大的。毕业那天，班主任对我说：“你要有一颗红心二个准备，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这是裆妈给你一次锻炼的机会，你要好好珍惜，不要有什么怨言。”。要知道，那时我才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我悻悻离开学校回家，我哪敢怨言，我只有眼泪。回想我启蒙的第一课，老师教导我们说裆妈比生母还亲，我没有什么感觉，只是和小朋友们随声吆喝而已，这次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裆妈对我的“疼爱”——今天不让我读书，裆妈又来了，还要我对牠感激涕零。从此，在我失学的那一年时间里，我躲在家里，每逢初一、十五就烧纸钱祈求毛魔早日归西。
毛魔归西后，政治仍然肃杀，但似乎也有些许松动。1977年下半年，我们公社心血来潮在龙峰山上办了一个叫“57大学”的学校，别人讥为“收破铜烂铁”的学校。对读书的渴望，别无选择我进了“57大学”。既无校舍又无师资——临时借用果木场的一间破屋做教室，抽调二个民办老师（即国家不发工资的）主持校务。第一学期就没上过一天的课，要建校舍。我和这些同为“破铜烂铁”的同学们像童奴似拼命劳作，以期建好校之后，能静下来读书。熟料，在施工的过程中，一砖头从三楼掉下砸在我的头上，没破头皮，我当即口鼻流血。居然没死，母亲说是我家公祖积了善，保佑了我，就向祖坟焚香祈祷。因没破皮流血，瘀血就渐渐聚在一处，头上凸起一个软包，经开刀治愈，以致头上终生留下一个“地中海”状的疤痕。
2011年因“茉莉花事件”，3月下旬我被密捕了，清明节我没回家为父亲扫墓。母亲意识到我可能出事了，又传闻我已经死了，母亲天天痛哭不止。说是我姐和弟把我害死了。四月中旬，广州国保要我与母亲通话，通话中母亲没有说话声，只有哭泣声。四月下旬我“认罪”出来，出来的前一天晚上，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说要我不要记恨裆妈，还打了个生动的比喻说“儿时父母打你的屁股，你现在肯定是不会记恨的。”。我那敢记恨！我只求即刻见到我的母亲。
近一年的不见，母亲已不成人样，身子变成佝偻了。见到母亲，母亲只是会心的笑。我知道母亲去日不多了，总想聊起儿时的往事让母亲开心。然而，母亲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是要我留在她身边，在家捡破烂度日也好。
姐姐埋怨地对我说，母亲哭像唱歌似的，只是说我是她和弟弟害死的，脸上没泪水。可我知道母亲的泪已经流干了，看不到自己的儿子，弥留之际说些糊话，人之常情。
第二年（2012年），母亲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我随身准备回老家的东西，等待老家的通知。5月下旬到香港参加国际独立中文笔会的年会，突然接到姐姐的电话说母亲快不行了。我直赴老家，母亲不能说话了，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只有出气没有进气。
料理完后事，我携妻儿回广州。连日的劳累和悲伤，倒在床上睡觉了。梦中忽见一满脸胭脂、嘴施朱红之妖艳女郎轻袅袅飘到我的床前，说她是我的母亲。我说“我的母亲已经仙逝，我没有第二个母亲！”。无奈，她便娇嗲嗲地用手轻轻一招，妩媚地说：“我做不了你的母亲，就做你的情人吧，今夜良宵为你消悲解乏。”我全身酥软，硬不起来。她容不得我挣扎，就宽衣解带，一股恶臭扑鼻而来，睁眼一看，满身梅毒疮。我尖叫“你既是我的母亲又是我儿子的母亲，我可没你这样不知廉耻，请你放过我吧，不要损了我的名节！”。这一声尖叫，把我的妻儿惊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