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1991年6月，在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西沿的巴楚縣，一位北京大學的女學人魂歸西天。她哀婉而又激揚的生命歌哭，訴說著北大人的另一種命運，為北大校史填寫了另一類內容。她，名叫韓其慧。
韓其慧，湖北省松滋縣人，1937年12月30日生。祖父韓大載是參加武昌首義的湖北著名革命黨人，民國初年曾任國會議員。父親曾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任職，抗戰時期任貴州省黎平縣銀行行長，韓其慧少年隨父到貴州，解放後就讀於貴陽女中，1954年夏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是當年貴州省唯一考上北京大學的女生，也是我們年間年齡最小的小妹妹。 (博讯 boxun.com)
1957年反右運動中，韓其慧因與右派分子男朋友「劃不清界限」而被劃為右派分子，畢業後發配到新疆南疆喀什地區的莎車縣。這裡有一張《莎車報》，她被分到報社去「控制使用」。她不甘心於自己受到的屈辱，便上書「偉大領袖」訴說自己對黨對社會主義的忠誠。這封信落到了縣委手裡。好傢伙！右派分子企圖翻案，這還了得！於是，大會批鬥，開除公職，勞動教養。一朵還未完全綻放的鮮花，就這樣被粗暴地摧殘了。
喀什地區的勞教農場之一設在伽師縣。韓其慧被押到這裡來的時候，格外引人注意，因為她是北京大學的右派分子，而且是個女的。勞教所先是把她安排在生產辦公室搞統計工作。一天，農場來了一位神秘的大人物，著重瞭解韓其慧各方面的情況。此人走後，農場管教股長便給韓其慧做「思想工作」：「你如果願意同XXX結婚，他可以馬上把你帶走，在喀什城裡給你安排工作……」韓其慧沒有聽完就表態說：「你叫他死了這條心吧。我既然來到這裡，就什麼也不怕了。」於是，她的惡運接踵而來：被派到婦女隊去幹農活，生產統計的工作照樣搞，每天晚上還要站兩個小時崗，成為勞動強度最大、擔子最重、管制最嚴的女勞教分子。當沙漠風暴刮來的時候，身體瘦弱的韓其慧就像是蘆葦紮成的草人一樣在風中搖曳，有時候不得不匍匐在沙面上，以免被狂風刮走。管教幹部的訓斥，勞教分子的戲謔，她都默默忍受著，並以超體力的勞動來麻醉自己，用過度的疲勞使自己忘記屈辱和痛苦。在這非人的環境中，她在精神上受的折磨遠比肉體的摧殘更為殘酷。1960年的一天，韓其慧在工地上幹活時突然昏厥過去，人們把她抬回女隊監捨，並找來一位醫生給她看病，從而成就了他倆的姻緣。
這位醫生叫劉振武，1954年畢業於陝西省衛生學校，1957年在喀什衛生防疫站工作。他深感自己所學不能適應工作需要，要求報考北京的醫科大學。工農出身的衛生局長不准許，還批評他「好高騖遠」「個人主義」。他據理力爭，問題的性質便上升為「目無組織」「對抗領導」。正好趕上反右運動，就給他戴上右派帽子，送到勞教農場監督勞動。因為他是醫生，被安排在農場醫務室「戴罪服務」。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每當他看到韓其慧蹣跚地走在上下班的小路上時，就感到心疼。但因為都是勞教分子，而且男女有別，所以他們二人並沒有說過話。就在韓其慧病倒的前幾天，農場宣佈劉振武解除勞教，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他正在監捨收拾行裝準備回喀什的時候，一位管教人員來叫她去給韓其慧看病。他迅速趕到女隊監捨，一看便知是虛弱和勞累引起的虛脫。需要注射葡萄糖，但農場沒有。他能夠做到的，只是為韓其慧開幾天病假和吃幾天病號飯。這樣不行！他決定推遲回喀什的日子，留下來照顧韓其慧。
韓其慧在他的精心照料下逐漸恢復了生氣，對這位關中漢子心存感激。那天，劉振武去給韓其慧送最後一次藥，也是去跟她告別。他對她說：「我要出去了。」她說：「我知道。」他說：「我在外面等你。」她說：「我這樣子還不知道能不能出去哩！」他說：「你一定能！我一定等你！」這就是他們表達愛情的獨特方式和獨特語言。
告別韓其慧後，劉振武立即向管教幹部提出不回喀什，要求介紹他去巴楚縣，因為他知道勞教農場即將由伽師遷往巴楚，他好在那裡就近照顧韓其慧。果然，韓其慧不久被轉移到了巴楚克拉克勤勞教農場。已經在巴楚縣防疫站恢復工作的劉振武不斷地給韓其慧寫信，捎去藥品和食物，使她堅強地熬過了三年勞教期，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兩個苦瓜一根籐，他們於1960年11月在巴楚結了婚。
但是，由於韓其慧是「摘帽右派」，又是「勞教釋放人員」，巴楚縣不給她安排工作，她便當了兩年家庭婦女。她感到困惑，在北大念了四年書，難道都白念了嗎？這時，兩個兒子相繼出世，用什麼養活他們？1964年夏天，縣幼兒園的負責人總算是動了惻隱之心，收留她當了個「阿姨」，每月28元工資。為此，韓其慧感激地寫道：「我的生命有了新的意義，可以和人們在一起，互相稱同志了！」為了做好這份工作，她讓劉振武從烏魯木齊買回一隻簡易手風琴，晚上躲到菜窖去練習，把手指都凍爛了，終於能夠拉出簡單的曲調，可以教孩子們唱歌、做遊戲了。
然而不久，「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即使是這個南疆的邊陲小城，也難以躲過這場災難。這對「右派夫妻」在當時所受的凌辱和折磨是可以想見的。有一段時間，韓其慧連領著孩子唱歌、做遊戲都不行，只能在幼兒園打掃衛生做勤雜工。
就這樣熬呀熬呀，終於熬到了撥亂反正，改革開放。1979年春，韓其慧的「右派」身份被「改正」了，一紙北京大學的畢業文憑也輾轉萬里寄到了她的手中。填發日期是1958年7月，署名蓋章的是那位聲名令人肅然起敬的老校長馬寅初。韓其慧捧著這份遲來了二十年北大文憑，酸甜苦辣千般味湧上心頭。已經與寫作闊別多年的她，秦著熱淚，寫下了這樣的語言：「它給生滿皺紋的面龐，帶來了歡笑；它給呆滯失神的眼睛，帶來了光明。」此時的韓其慧，40歲出頭，正是大有作為的時候。憑著這張北大文憑，無論到那裡都是重量級的敲門磚。散佈在內地的親人和同學，也在為把她「弄出來」而努力。然而，韓其慧強烈的自尊心使她不願意求人 ，她放棄了調回內地城市工作和在大學執教的機會，寧願植根西陲，憑著自己的學養和埋頭苦幹的精神去開創未來。
隨著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復，全社會猛然醒悟：中學教師，尤其是高中畢業班的教師多麼重要。巴楚縣這才意識到本縣有塊金字招牌。於是，一夜之間，韓其慧從幼兒園的阿姨被「提拔」為高中語文教師，並且被委以畢業班教研組長的重任，似乎全縣學子上大學的希望都繫在她一人身上。超常的希望給韓其慧帶來超常的壓力，使她不得不付出比常規教學多出數倍的時間和精力，用來備課、授課和輔導學生。作為北大學子，她要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為北大增光；作為曾經被錯劃的右派分子，她要用實際行動來證明自己對黨對社會主義的忠誠。
自從韓其慧當上中學老師的那一天起，她的兩個兒子就很難在家裡見到媽媽。兒子早晨醒來，媽媽已經到學校去了；深夜媽媽從學校回來，兒子已經進入夢鄉。家，只是韓其慧吃飯和過夜的「招待所」。有的人對待工作的態度是「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韓其慧這個和尚卻把鍾撞出了洪亮的聲音；有的人對教學是淺嘗撤止，韓其慧卻是潛入海底，去探索教學的秘密。她根據自己的教學體驗，撰寫了許多論文，其中《為背誦正名》、《日記瑣談》、《開闢第二課堂》等多篇被省、地兩級的中學語文教研會評為優秀論文。
功夫不負有心人。韓其慧經過多年的努力，巴楚縣高中畢業班參加高考的語文單科成績由原來的不及格提高到80多分，連續三年名列全新疆各縣之首。於是，各種榮譽接踵而來：新疆自治區總工會頒發的「園丁獎」；自治區婦聯評選的「三八紅旗手」；喀什地區評選的「優秀教育工作者」和「科技拔尖人才」；巴楚縣的「模範教師」和政協委員……而早在1983年，她就被批准成為中共黨員。她入黨的動機非常單純：就是為了證明自己並不反黨。
1988年5月4日，北京大學九十週年校慶，韓其慧應邀回校與老師、同學歡聚。這是她1958年離開北京後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回到北京，回到燕園。老同學們對來自南疆的小妹妹熱烈歡迎和格外關愛。然而，改革開放的北京，大潮湧動的北大，卻使韓其慧產生了一種莫名其妙的距離感。她意識到自己的崗位在新疆，她掂記著面臨高考的學生。因此，她只在北京呆了三天，便婉拒了老師、同學的盛情挽留而返回了巴楚縣。
這時的韓其慧，身患高血壓、心臟病，醫生要她休息，要她去喀什地區醫院治療。然而，偏遠小縣的莘莘學子能不能走出沙漠，去見識外面的廣闊世界，前途在此一搏。韓其慧怎能拋下面臨高考的學生去休息、去治病呢？於是，她把一張張醫生開的病假條、就診單鎖進辦公室的抽屜裡，依然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一課不缺、一分不差地走進課室，去履行她最神聖的使命——為學生高考出力。
1991年6月，高考複習的最後階段又到了。10日下午，韓其慧準時走進課堂，為畢業班上語文輔導課。突然，她覺得一陣眩暈，眼前發黑，身體搖晃。她本能地扶住講台，倖免於摔倒在課堂上。趁著眩暈過後的清醒，她結束了講課，像往常一樣輕聲說了句：「同學們，再見！」她拖著難以自主的身軀走出課室，掙扎著向路旁的一排白楊樹靠近，想扶住樹木作短暫的休息。但她未能靠近白楊樹，便訇然倒在教學樓前。學生們衝出課室，千呼萬喚：「韓老師！韓老師！」她沒有反應。劉振武聞訊趕來，連連呼喚：「其慧！其慧！」依然沒有反應。這位曾經救過韓其慧的醫生，淚水滴在愛妻的臉上，無可奈何地說：「其慧！這回我救不了你了！」
年僅54歲的韓其慧，因腦溢血搶救無效，猝然辭世。她在課堂上告別人間，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同學們，再見！」
韓其慧走了。巴楚縣的人民群眾為她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弔唁人數之多，乃前所未有。縣政府和學校給韓其慧家屬發放了2000元撫恤金。有人替他們出主意：用這筆錢舉辦一場喪宴，以答謝縣領導和各界人士。劉振武和兒子劉楚松、韓楚柏商量。韓楚柏憤然而起：「用撫恤金喝酒，是對媽媽靈魂的玷污！」於是父子三人決定，用這筆撫恤金設立「韓其慧獎學金」，獎勵巴楚縣每年高考成績第一的學生：文理科各一人，男女生各一人。他們的決定得到縣政府的批准和支持。從此，每當高考成績公佈時，人們便彷彿看見韓其慧這只涅槃鳳凰的身影出現在塔什拉瑪干的天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