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起，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似乎是无可争议的事情。然而，现在没有太多人会想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中国和英国政府曾经对1997年后的香港，有过各种各样不同的想像。这些历史，看似时代不够久远，难获教科书青睐。此外，事过境迁，曾经参与谈判的人也难以一一忆述细节。幸好，那个年代很多政府文件储存了在世界各地的资料库，透过梳理这些排山倒海的档案，可以重见天日。

今年2月，香港的民主党派香港众志(Demosisto)、本土研究社(Liber Research Community)及一群青年学人发起香港前途研究计划，以众筹方式募集资金，透过到英国、美国、澳洲等地的档案资料馆收集解密档案，重组与香港前途相关的历史，希望加深香港社会对历史及身份的认识，并扩阔对香港社会——尤其是2047后香港状况的想像。

“我们如何透过重组这段历史，继而找出将来的出路，非常重要，”发起人之一、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表示。他还说，“希望让海外关心香港的年轻人，有多些贡献的方法。”

虽然香港众志和本土研究社是发起人，但大部份参与者并不属于这两个组织，而是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的香港人。上个月，两个组织的代表到了伦敦，示范如何收集档案，并争取更多公众支持。本土研究社负责人陈剑青(Kim-Ching Chan)说，那次旅程，他们已收集了近200份解密档案。

这群学院以外的研究者，最终寄望将收集回来的史料，建立成一个资料库，供公众查阅。另外，他们也希望透过视觉化、动画等技术，将历史带来的启示，以简单易明的方法，展现在大众眼前。现时，他们的众筹计划已筹得逾17万港币，足以完成档案收集工作。然而，要完成第二部份建立资料库及视觉化的计划，则要50万港币。

这个计划主要关注五个范畴：香港主权和前途、政治和法治安排、中港关系、城市议题及其他社会议题，例如同志平权。另外，本土研究社研究员黄肇鸿(Brian Wong)表示，英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建立边防而深入研究新界，包括那里的人口、经济结构、产业等，翻查这些档案可以帮助理解和重组当时的社会状况。

最近，黄之锋、陈剑青及黄肇鸿在本土研究社办公室接受访问，以下对话经删减及编辑。

黄肇鸿：这个计划的开始完全是一个意外。2016年9月，我和剑青到英国，主要是放假，顺道到英国国家档案馆找与新界相关的文件。看资料时发现，新界问题必需放在整个社会脉络理解。例如土地契约问题，新界以前是租借地，早于1920年代，英国政府已担心能否留住新界，思考应否发展，因为他们只是拓管（中英1898年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编注）。到了20世纪末，讨论香港前途问题时，新界问题又重新浮面。然后，我们发现香港前途问题，在今天看来，有很多事情好像是理所当然，例如回归是必然会发生，但旧档案显示其实曾经出现过很多选择。香港人对这些选择没什么印象，但我们认为那些历史对我们反思二次前途问题颇有价值。

黄之锋：在罗冠聪(Nathan Law)当选立法会议员后，香港众志在思考有什么范畴的工作可以开展。面对香港二次前途问题，除了两种主流论述——香港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份，和英国人出卖香港——我们还有其他理解香港未来的方式吗？要理解未来，也就要参考历史。令我感受很深的是，香港的中学中国历史课程，从来不会提及香港前途问题，只会简单地说“香港要回归，所以有回归”，但历史从来不是必然无误的事情。我们讨论自决，也会思考为何香港失去了自决权，70年代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需要有更多研究。政治团体很少推动研究计划，但我们认为这很重要，因为推动一个群众运动、与公民社会互相结连，必需有一个扎实的论述基础。

陈剑青：从历史来看，2047并不是死线，而是一直在变动的事情。例如，2047前已经要思考一堆问题，新的中港关系之类。

处理2047，其实是要处理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是管治，即以什么方式营运这个城市。我们可以透过看历史档案，可能是港英时代的管治，或者中国对香港管治的构想，得到一些启示、路径。另外，香港现时面对的问题是，在未来的进程，中国有一种既定轨迹希望香港走，例如粤港澳一体化。透过档案，我们可以看到港英和中方之间的早期中港互动。这是很好的参照，让我们思考如何面对、理解双方的关系。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城市政策偏向顾全内地，未来也预计到更多一体化的蓝图。但这是否唯一出路？这些都可在档案参照。

黄之锋：具体一点，中英双方1984年已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如果我们要讨论2047的问题，也只剩下十多年了。对自决派，或香港的民主运动而言，大家对香港未来的想像，除了普选，到底有什么蓝图呢？从土地问题，到社经政策、公共财政，上世纪的讨论是怎样？以前参与过基本法起草的人，也无法覆述整个社会脉络的进程。所以，我们需要像砌拼图一样，重构上世纪发生的事情。

外国传媒经常形容，雨伞运动后的一代已全部进入议会，实际上也是如此。那么，在议会路线以外，我们能怎样推进论述呢？我认为这是不能忽视的，因为上世纪的民主派在八九十年代进入议会后，就是被吸纳了。社会没有了压力团体，全部变成政党。新世代的民主运动、抗争，也面对相同的危机。所以，我觉得需要有一个这样的计划，让不同人，包括在海外的年青人，也可以有推动香港公民社会的角色。

陈剑青：我们有三个工作小组。第一个是档案考挖小组，在伦敦、美国、澳洲、台湾及香港五个地点各有小队。例如，我们上次在伦敦见了一些留学生，他们会定期到英国国家档案馆收集档案。第二个小组，则是我们在香港的部分，负责整理档案，包括加标签及抽取一些重要档案，例如中英联合声明第一稿、1956年内部对荃湾暴动的检讨等。这部分极需时间，但对不同研究人员很有裨益。第三个小组，则是负责从档案发展一些对当下问题有意思的论述，有一群年青学人在持续进行。

黄肇鸿：由于香港没有档案法，很多政府官员的想法、讨论内容都无法公诸于世。我们在香港档案资料馆，也实在找不到什么资料。例如我们想找政改的相关资料，60年代以来都有讨论，但在档案资料馆查“政改”可能只有十多个结果，而且是从英国买回来的档案，不是香港本地的档案。完全无法得知港英政府当时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资料、如何和英国沟通，整个历史脉络就消失了。在英国，档案资料库会显示有什么档案，可能要30年后才看到，但至少知道它存在。在香港，我们连什么档案存在也不会知道。如果（政府官员）知道公众在30年后会看到他们的会议纪录，他们说每一句话也会小心翼翼，觉得要顾虑公众观感，不会肆无忌惮。

黄肇鸿：有些文件对现在香港的争执颇有启示。相当惊喜的是中英联合声明第一稿（1984年初），由英国政府草拟，仔细得像基本法，包括香港要三权分立、香港法官应如何委任等细节。这些细节，如果真的写了在中英联合声明，就会有很大影响，代表英国有权参与香港1997年后的管治。其实，这也和整份中英联合声明的立场一致，即香港要平稳过渡。当然，中方反对（第一稿），所以最后变了非常模糊的说法，例如50年不变，其他细节留待基本法厘清。如果我们知道这些曾经出现过的想法，即中国和英国如何想像和看待1997年后的香港，那我们现在思考香港二次前途问题，就不会大海捞针，没有定位。当时英国政府的构想，其实相当符合现在的香港民情。香港人就是希望河水不犯井水，50年不变。

另外，中国是希望1984年开始50年不变，而不是1997年。有一份档案显示中方希望1984年开始逐步接管香港，到1997年全面接管。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关于立法会功能组别的档案，但仍在分析中。香港社会一直在讨论应否废除功能组别，但英国的初期文件显示，功能组别似乎只是政改的一个步骤。我们仍在考证，但若有结果，例如证实在英国的构想中，功能组别只是一个中途站，那对香港的政制讨论也会有一定启示。

黄之锋：在民主进程里，最大争议就是民主派应否拉拢商界。现在大家觉得要制造一个政治机会，令香港可以加快民主进程、减慢香港变差。那么，上世纪80年代时，本地资本家面对香港前途问题、中港互动又有什么取态呢？以前的状态和现在的状态有什么分别？年轻一代的香港人对这些事情是没有概念的。然而，当我们提到捍卫香港核心价值，我们对本地资本家的判断，可能要回到历史轨迹，再决定如何走下去。

特首选举后，很多人发现香港人未必是想要完整的民主制度，或一种根本的制度改革。香港人可能只是想要回到（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Chris Patten)管治香港的时代，某程度上就是一种对殖民地的美好幻想。在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的时刻，香港前途研究计划希望可以对香港人的解殖(decolonization)过程有些贡献，以及令大家反思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是要一个明君拯救香港，还是要一个彻底的制度改革？到底香港在上世纪面对什么结构性问题，也是需要梳理的。对香港众志而言，要推动香港前途自决和思考香港二次前途问题，先要知道香港失去自决权的脉络。这正是和档案息息相关。我们希望可以带出历史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