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後年為‘反右派鬥爭’50週年。最高稱之為‘陽謀’ 的這場運動﹐影響極其深遠﹐我作為受害者之一﹐理所當然不會忘記。由此緬懷坎坷人生路﹐真是百般滋味在心頭。 (博讯 boxun.com)
我於交通大學‘反右補課’ 中被‘揪’。時維58年1月15日﹐此日期見於我同月28日致長兄之家信﹐該信保存至今﹐皆因家兄文革蒙冤﹐庾死獄中﹐平反後發還遺物﹐包括50年代至66年之信件﹐從中得窺陳年舊事﹐感慨繫之。
究其實﹐我之命運轉折應始於廣州易幟之日---1949年10月14日。此固因我家成分﹐更因我屬書香門第。ultra-Left視知識分子為非我族類﹐不以其家庭出身而異。如城市貧民出身之作家蕭乾記述﹐當年他拒劍橋教職﹐自港北上﹐入住中央級文藝單位宿舍首日﹐公務員問‘是哪個根據地的’﹐當得知他‘連石家莊或張家口都沒到過時﹐眼神裡表露出的也不知是失望還是輕蔑’。而錢鍾書夫婦則稱﹐‘明白﹐對國家有用的是科學家﹐我們卻是沒用的知識分子。’在‘新中國’﹐‘我們夫婦始終是“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見<我們仨>)
u-L與秀才---知識分子有天然隔閡﹐因其多出身農家。‘最高’自認‘馬克思加秦始皇’(其實應是‘斯大林加秦始皇’)﹐焚書坑儒勢在必然﹐此即反右派實質也。故本人在劫難逃。又如我一位最敬愛的長輩所言﹕‘六親同運’。我之六親﹐與大多數港人心靈相通。故我願將自身心路歷程與眾分享﹐亦為歷史留一實錄﹐供後人鑒察。
<三國演義>卷首<西江月>下半闕云﹕‘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文學藝術則悲劇震撼力更大﹐應云‘古今多少劇﹐都付淚痕中’。然而﹐人生本就沉重﹐眼淚不宜常掬。故我欣賞魯迅所云添點亮色的筆法。旅美學者高爾泰的<尋找家園>﹐回憶入另冊後種種淒苦﹐包括在夾邊溝勞改農場(該場死亡率極高)的遭遇﹐筆端固帶感情﹐話語則極簡練﹐偶或蘊涵幽默。如寫名畫家﹑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常書鴻文革中被毒打﹐‘先生脊椎受傷﹐不能站立﹐勞動時只能用兩塊老羊皮包住膝蓋﹐兩手撐地﹐跪著爬行。給他的任務﹐是餵豬。’宰豬那天﹐他沒事了﹐被指派和高爾泰一起﹐‘在毒日頭下烤得發燙的戈壁灘上跟(馬)車’。 ‘他似乎並不在乎﹐很豁達。還說他晚上餵豬的時候﹐想到了李白的詩句﹕“跪進雕菰飯﹐月光明素盤” ﹐相與大笑。’此無異‘黃連樹下彈琴---苦中作樂’ ﹐較之句句不離訴苦更為扣人心弦。
高爾泰乃著名美學家﹐雖懷舊憶苦亦予人美的享受。章怡和的<往事並不如煙>/<最後的貴族>讀來使人沉重﹐但同樣充滿美感。珠玉在前﹐自知不逮﹐仍竭駑鈍﹐倘能傚法其萬一﹐令讀者稍有所得﹐偶或一粲﹐則區區幸甚﹗卷一 ‘天堂’ 篇
文革時常指有人‘妄圖恢復失去的天堂’ 。我家自屬其內﹐但本人生當日寇侵華的戰亂之秋﹐直至內戰末期國軍敗離廣州﹐十歲前的少年時代雖一直衣食豐足﹐天下卻不太平﹐故所處絕非真正的天堂﹐只能於其上加引號。
我幼時過的好日子﹐全靠父親所賜。此後一生否極泰來﹐亦與之息息相關。即所謂水有源﹐樹有根﹐且從祖輩講起。人丁興旺
清朝光緒年間﹐廣東東莞縣城西南六里處﹐有一小村名化龍里(現屬長頭巷村)﹐又名舊墟﹐後者因其曾是篁村墟市(集市) 所在而得名。村口長了棵合抱不交的大榕樹﹐頂上亭亭如蓋﹐枝葉扶疏﹐鬱鬱蔥蔥。樹旁即莞城通太平(虎門) 的官道。官道以東為丘陵﹐十數里外聳立一山﹐名黃旗山﹐高180餘米﹐草木森森。官道西幾丈遠有一石牌樓﹐門樓內為果園﹐挨著小魚塘。果園對面聚居了十餘戶人家﹐大多姓張。其中一戶主名廷謙﹐字守之﹐號礪南﹐即我先祖。
據族譜載﹐祖父乃‘國學生’ ﹐其叔父及一堂兄弟亦‘國學生’ ﹐應屬書香人家無疑。他未嘗為官﹐於家鄉開炮仗(鞭砲)作坊為生﹐僱工二三人﹐不算大富﹐人丁卻頗興旺。除長女外﹐尚有十子。我父親居末﹐生於光緒廿四年(1898年) 陰曆八月初七﹐人稱‘十一少’ 。其上為九伯父和十伯父﹐我母親稱他們‘九少爺’ ﹑‘十少爺’﹔ 另有一位早年居孀赴港的六伯母。
九伯父名維新﹐字爾超﹐1890年生﹐廣東省立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其學問備受稱讚﹐尤具兒孫福---五子﹐三女﹐均九伯母所生﹐孫輩20餘人。
兄弟殊途
十伯父名廣蔭﹐似從未入學。子女三人﹐長子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浙江大學機械系﹐寫得一手十分秀麗的鋼筆字﹐一直在外省任工程師。二女一小學程度﹐一高中畢業。
我父親名洪韜﹐又名拔超﹐字卓立。人皆以‘拔超’稱之。我母親亦然。他1918年考入國立北京大學政治系預科﹐同時入學的還有我後來的大舅父麥應昌﹐及另一東莞同鄉翟中森。1924年本科畢業。肄業期間正值蔡元培任校長﹐陳獨秀為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 ﹐圖書館長李大釗。毛澤東在李轄下任圖書管理員﹐負責‘拿書報雜誌給人看’(父親語) 。毛則自稱其職責之一﹐為登記前來看報者的名字。父親與毛當不止一面之緣﹐但更稔者為毛後來泰山楊昌濟﹐即楊開慧父。楊字懷中﹐曾留學英國﹐頗知名﹐在北大教倫理學。父親修讀了他的課﹐說其‘講義不怎麼樣’ 。
我曾在得獎散文<心祭>中記述父親一件往事。他響應蔡元培校長號召﹐力求德智體群美全面發展﹐注意體育鍛煉﹐每次考試前均於試室外做體操。有一回正下雪﹐他特地走到操場讓雪花落在身上﹐一面蹦蹦跳跳﹐口中哼唱岳飛<滿江紅>。一身穿皮袍手持雨傘的老教授走過﹐見狀讚之曰﹕‘後生可畏﹗’
由此推想﹐父親學習成績應不錯。他畢業後首個工作崗位是上海商務印書館﹐為編譯所編輯。其時該館人才濟濟, 沈雁冰(後以筆名茅盾知名) 在北大預科三年畢業後, 即任該館編譯所編輯, 他比父親高三屆。但父親入商務時, 沈已改行從政, 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僅設的一名秘書, 在代部長毛澤東手下工作。
以父親所修讀的學科言, 棄文從政乃屬必然。
在此之前, 九伯父已進入政界。
少年得志
八十年代中, 大陸曾拍過一部名叫<海燈法師>的電視連續劇, 那裡面有一位二十年代四川某縣的年輕縣長, 他很賞識治下一青年農民, 該青年出身貧寒而才華出眾(後來出了家, 法號海燈, 即劇中主人公)。 這位縣長是留學回來的, 思想新潮, 很有抱負。其形象亦予人好感: 英俊瀟灑, 談吐文雅, 風度翩翩, 手持一黑色短手杖。我從熒屏上看到這位縣長, 就在腦海中幻出父親的身影。除了沒留學之外, 父親和他應該很相似。倘論及人脈與背景, 可能還遠勝于他。
父親是1927年初由省長李濟深委任為東莞縣長的, 時年不足29歲。 據說同期被委者共四人, 都是30歲左右的青年才俊, 包括我大舅父麥應昌出任順德縣長﹐號稱‘四縣長’ 。 四人中, 父親相當矚目。因為東莞是廣東著名富縣, 居珠江三角洲‘ 南(海)番(禺)東(莞)順(德)中(山)’ 第三位, 縣長份屬‘ 肥缺’ 。 再加上其時軍界有勢力人士如李揚敬﹑徐景唐均為東莞人,縣長寶座幕後競爭甚為激烈, 誰也不能長期‘ 穩坐釣魚臺’, 只能似走馬燈般不斷更換角色。
當時手握廣東大權的李濟深是廣西人, 父親何以獲其青睞已不可考。或與李章達有關。
鄉賢提攜
李章達(1890—1953) 官職不算很高, 但屬國民黨骨幹。他對父親相當賞識, 而父親也一直跟他保持較好的關係。
李為東莞厚街人﹐曾參加武昌起義和討袁﹐當過孫中山警衛團團長﹑大元帥府參軍, 孫﹑廖(仲凱)逝世後, 李堅持孫‘ 聯俄聯共扶助農工’ 三大政策, 被稱許為國民黨‘ 左派’ 。1926年2月李出任廣州市公安局長, 與鄧中夏﹑楊殷等過從甚密。當年10月, 他舉行大規模的工警聯歡會﹐以密切工人﹑警察關係。父親時任公安局秘書。國民黨高層視李此舉為‘ 過左’, 密電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迫其辭職。李憤然退位﹐父親亦隨之離任。
但父親的仕途非但未因此中斷, 反而不久榮歸故里﹐成為桑梓‘父母官’ 。
嶺南古邑
東莞對於港人並不陌生。<東莞市志>稱之為‘ 嶺南古邑魚米鄉’, 兼‘ 歷史文化名城’, 且於近現代史上有重要地位。
此一‘ 嶺南古邑’ 建縣於東晉咸和六年(公元331年), 距今逾1670年, 較香港開埠早1510年。 它初名寶安, 範圍包括深圳市﹑中山市與東莞市, 及番禺市萬頃沙地區。 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更名東莞, 縣治亦移至今莞城。1152年﹑1573年分別將香山﹑新安劃出立縣, 前者即今中山市, 後者即現深圳轄地, 東莞遂大為縮小, 但仍屬‘ 魚米果之鄉’, 近數百年來一直以富裕大縣著稱。
論歷史文化, 東莞亦淵源深厚。 據考證, 五千年前已有人類聚居於此。 而讀書風氣亦屬早興, 北宋創辦書院, 至清代已達35所, 居當時全國縣級行政區域前列。
至於近現代史上的東莞, 當然以1839年6月3日至23日的林則徐‘ 虎門銷煙’ 最廣為人知。 而孫中山﹑蔣介石﹑周恩來等領袖人物, 亦分別於上一世紀二十年代﹐討伐陳炯明或東征期間, 或駐節石龍數月, 或居於莞城﹑石龍, 運籌帷幄, 指揮若定。
走馬上任
東莞縣政協所編<東莞文史>資料選輯第八期載, 父親於民國十六年(1927)5月19日首次出任東莞縣長。
自1912年(民國元年)1月起至49年10月中共建政止, 民國期間任東莞縣長者凡70人次。父親屬第46任及48任。 其首次任期至當年11月16日止, 不足半年。但於上述全部70人次中﹐時間已算不短, 因任期10天以內者達10位, 一個月以內者共16位, 全屬父親之前任。
如將兩次任期加起來, 父親共在任一年又十天, 其40多位前任中僅兩人比他任期長。而民國70任東莞縣長中父親在任時間居第六。
<東莞市志><大事記>中,1927年項下記六件事, 第四件為:
“十一月, 廣東省民政廳以東莞縣縣長張俊超控案累累, 劣跡昭著, 特委派溫新國馳往接理, 令將張俊超扣留解省審訊.”
這裡面的‘ 張俊超’ 應指父親, 但不知為何將‘拔’ 字誤作‘俊’ 。無獨有偶,< 東莞文史>亦將’拔’ 字寫錯, 變成一個莫名其妙的字。但後者雖寫錯字, 卻無閹割歷史。它記述第47任東莞縣長溫新國籍貫﹑任期起止後寫道:
‘四十八, 張拔超 由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 一月至同年六月二十四日, 在任六個月又一十三天。’
而<東莞市志><大事記>則將父親復職一事略去。
特立獨行
其實, 上述廣東省民政廳文件指父親‘控案累累, 劣跡昭著’, 只是扣了一頂唬人的大帽子罷了, 可說是‘事出有因, 查無實據’。
正因為‘ 查無實據’, 所以‘ 扣留解省審訊’的結果是父親很快官復原職, 離他被解職只不過一個月又十四天, 並且是在1928年元旦假日的第二天﹐就再度上任。
然而亦畢竟屬‘ 事出有因’。這‘ 因’ 部分當在父親少年得志, 恃才傲物, 所作所為易招人物議’ ﹔部分則由於駐軍傾軋﹐爭權奪利。
倘按二十年代國民黨政府官員年齡結構言之, 父親未足29歲任東莞縣長﹐並非特別年輕。李章達宗弟李揚敬任黃埔軍校中將教育長時(1924) 剛滿30歲。另一位軍界元老徐敬唐任少將副師長時亦僅30歲。
但不管怎麼說, 作為獨當一面之父母官, 不足29歲仍可稱‘ 年青有為’。 加以在北大受新式教育, 又曾在最新潮的商務印書館任編譯所編輯, 接觸的是洋文, 身處‘ 十里洋場’上海, 免不了西方文化的影響。這些帶回嶺南古邑東莞, 自然會有若干格格不入之處。
所以, 他就任不久, 民政廳編的<廣東省政府週報>刊出一則報導稱﹐父親經常於‘紀念週’缺席。‘ 紀念週’ 於黨政機關﹑學校逢星期一早上舉行。內容包括朗讀<總理(孫中山)遺囑>﹑<黨員守則>(共十二條, 我至今還記得末尾兩條: ‘ 卻病為強身之本’, ‘ 助人為快樂之本’) ﹐並由單位首長聯繫本地區本單位實際,宣講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引致父親第一次解職的更重要原因﹐據說是當時駐軍兩部爭利。歷任縣長平衡各方利益殊非易事﹐父親亦難免‘順得哥情失嫂意’ ﹐卒至中招被迫離任。非但如此﹐某部駐軍更出動人馬﹐全副武裝開至縣府捉拿父親﹐意圖加害於他。危急關頭父親乘入內更衣之機﹐在十伯父協助下自臥室側門逃脫﹐先抄近路至篁村﹐後得某鄉親仗義相助﹐轉往香港暫避風頭﹐一面設法申訴。事過月餘終得復職。該鄉親與父親本非深交﹐經此而成莫逆﹐父親命我二哥認之為義父。
上述<週報>還刊登過另兩則與父親有關的報導。事緣父親向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蔡元培轉呈一份報告, 是縣教育局長江呂文建議, 將全國所有寺廟的產業收歸國有, 撥作中小學校教育經費。這大學院是當時的教育部改稱。 該份報告後被蔡元培駁回,理由是尊重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保護私有財產。
長袖善舞
卸任東莞縣長後﹐父親賦閒有年。至1929年左右李濟深等人發起通電討蔣﹐父親作為其老部下亦列名於上。此事未幾平息﹐李被蔣扣押不久後釋放。
1931年父親復出﹐任廣州市政府秘書﹐職位僅次於市長程天放。據我二哥回憶﹐其時小汽車尚甚罕見﹐市府每天派車接送父親上下班﹐他亦曾沾光一嘗乘車樂云。數月後程下臺﹐父親亦從此退出政界﹐改任律師﹐兼事金融﹑地產等生意。據我堂兄成光稱﹐父親智商當不下140﹐於商場中左右逢源﹐遊刃有餘﹐獲利甚豐云。
他與友人﹑台山籍的僑商朱家藩等合作開設金華銀行﹐該行購得惠愛路(今中山五路)近吉祥路一地皮﹐興建新華戲院。落成後出租給發行商放電影﹐成為當年廣州最高級的電影院。父親在新華戲院房地產業主中為最大股東﹐他負責向新華收租﹐並獲院方每月贈送數十張電影票。
其後﹐中山紀念堂旁邊﹑吉祥路東側德宣路口處的地皮投標出售﹐父親竟中標。他斥資於其上蓋一洋房﹐高三層﹐取我祖父之名命之曰‘勵南園’。 即今廣東省人民政府所在地之一部。我二哥回憶稱﹐當時居勵南園中的有我父母﹑兄姊共七人﹐使女二﹐女傭二﹐前者粵語稱‘妹仔’ ﹐主要負責伺候太太﹑小姐﹔後者即‘工人’ ﹐管幹粗活。我六姨亦居於此。間或我外祖母自莞來穗小住﹐祖孫三代同堂﹐母親興高彩烈。
母親出身於東莞縣城一戶殷實人家﹐其父麥鎮鋹(音敞) ﹐字樸農﹐據云乃飽學秀才﹐只因連續丁憂(父或祖父逝世而守孝) ﹐未能更上一層樓進舉﹐卒以秀才終老。儘管如此﹐他在莞城仍屬知名士紳﹐除田產收租外﹐且經營數家店鋪﹐包括一家當鋪﹐ ﹔石龍中山東路兩處對門的店鋪﹐分別為印刷所及食雜商行。他妻妾三人﹐子女長大成人者15人﹐計5男10女。我母親在姊妹中排第五。
外祖父為母親取名‘三多’ ﹐意謂多福多壽多男子(兒子)。此名確曾應驗過﹐因為外祖父在生時﹐我父親兩度出任家鄉縣長﹐這自然光耀門楣。為此﹐母親曾多次向我們說這麼個笑話﹐道是某戶人家兩個兒媳婦分娩﹐大媳婦產子﹐家公聞報喜曰﹕妙哉﹗二媳婦產女﹐他說﹕亦好。後某日門外一四抬大轎喝道而過﹐上坐者為縣太爺夫人。二媳遂快意云﹕四個‘妙哉’抬著一個‘亦好’。 每講至此﹐母親輒眉飛色舞。
據說﹐當年父親在東莞中學讀書時家境並不好﹐但成績至為優異﹐年年考試均獨佔鰲頭。我後來的大舅父與他同校﹐對之稱讚不已。外祖父遂擇其為婿﹐賜田百畝作為我母親嫁妝。他老人家以古稀高齡逝世於1932年初﹐正值我父親事業風光歲月。亦是粵人稱道之陳濟堂時期。
按陳濟堂乃廣東軍閥。30年代前期主粵政﹐興建廣州西村士敏土(水泥)廠﹑南石頭造紙廠等﹐廣州經濟發展迅速﹐市場繁榮﹐物價低廉﹐“‘斗令’(五仙) 可買斤半米” 至今為人津津樂道。
此期間我九伯父曾獲陳委任為河源縣長﹐36年陳策動反蔣失敗下臺後﹐他仍繼續從政。但父親則安於其律師及金融﹑房地產業務﹐未因政局變動而大起大落﹐母親仍可維持其悠閑生活。
好景不長﹐日寇的鐵蹄粉碎了母親‘多福’的美夢。1937年‘七七’ 蘆溝橋事變﹐中國人民面臨亡國滅種危險。1938年初﹐風傳日寇將犯廣州﹐父親先將一家大小疏散至港﹐租住九龍紅磡蕪湖街185號二樓。當年10月﹐廣州淪陷﹐他逃難抵港與家人會合。其間做布匹生意﹐將洋布運往粵北﹐但不甚順利﹐生計頗為困難。
生於憂患
翌年12月6日(陰曆10月26日) ﹐我在蕪湖街家中出生。本來﹐在家中我排第十﹐但因之前二兄二姊夭折﹐故只有三兄﹑二姊在世﹐我居第六。
父親為我取名‘覺’ ﹐緣自佛經﹐‘佛者覺也’。 我長兄成學﹐出生時父親大學畢業。而我二姊均未從張家女‘桂’ 字排行﹐亦可見父親30年代中期之前特立獨行之一斑。但隨時局丕變﹐其人生哲學漸轉釋家一派。
然而﹐侵華日寇卻非佛子﹐無意放下屠刀﹐反而瘋狂擴大戰火。1941年12月8日﹐即我兩歲生日後兩天﹐珍珠港事變同日﹐港九遇襲。當年聖誕皇軍侵佔香江﹐港人開始了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歲月。我家則於疏散難民時離港返莞。
逃難回鄉
據二哥回憶﹐我們一家於1942年初﹐乘日本佔領軍安排的難民船只﹐自九龍到達寶安西鄉(現屬深圳) ﹐登岸後﹐由十伯母溫氏帶領我們抄近路步行回鄉。據說走了足兩天﹐是母親把我揹到篁村化龍里的。
上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名記者索爾茲伯里有一壯舉。他沿當年(1934-1935)朱毛紅軍長征路﹐自江西起經湖南﹑貴州﹑雲南﹑四川﹑甘肅而抵陝西北部﹐行程5000餘公里﹐其後又採訪了不少親與其事的高幹﹐完成了一本數十萬字的長征錄。我想﹐今天即使我具索氏之身分地位﹐可獲沿途大小地方官員鼎力襄助﹐但要重走一遍63年前那條回鄉路﹐以西鄉至篁村這不足60公里距離而言﹐亦絕無可能辦到。蓋時至21世紀﹐深圳﹑東莞均早已城市化﹐往日之鄉村俱無復原貌﹐到處樓宇櫛比﹐廠房林立。當年之山間幽徑﹑羊腸小道均不可得見矣。
不過﹐我完全能夠想像﹐那是危機密佈困厄重重的旅途。日曬雨淋﹐飢寒交迫﹐蛇蟲擋道﹐虎狼出沒等大自然造成之威脅﹐俱不在話下。日寇偽軍的盤查﹐土匪惡霸的肆虐﹐尤構成嚴重生命危險﹐真是生死一線間。古語云﹕寧作太平犬﹐不作亂離人﹐即道盡戰爭年代難民之辛酸。
但剛回篁村之際﹐我未及兩歲半﹐屬少不更事之稚童﹐不可能有此感想。事實上﹐1944年之前的童年舊事﹐我已毫無記憶。
篁村片羽
我印象中的篁村﹐是滿目青翠的美麗山鄉。雖然地理上屬丘陵區﹐附近最高的黃旗山海拔亦僅182米﹐但一來鄉人將丘陵亦稱作山﹐如所謂廣東‘七山一水二分田’ ﹐指全省70%山地﹐10%水鄉﹐餘20%平原。其中‘山地’ 大部為丘陵。二來就東莞言﹐篁村顯然區別於相鄰的道滘﹑厚街及萬江等水鄉﹐尤其前兩處更是河涌縱橫的水網地區。不過﹐化龍里村口附近倒有一條小涌﹐是我幼時嬉水的好所在。通常是母親帶著我和二姐去涌邊洗澡。因其他兄姐已先後離開篁村﹐到粵北韶關一帶上中學或大學。
那小涌離村口的大榕樹不遠﹐它從黃旗山方向往西流﹐穿過莞虎公路橋下﹐轉向西南﹐與公路成30度角﹐至距大榕樹約40米處再拐向正西﹐我嬉水就在這一段﹐長不足百米﹐最寬處平時6米左右﹐若山洪下來則或會超過10米。兩岸是草地﹐間有孩子放牛﹐頗具田園牧歌情調。
流往正西的河涌60米外可見一石板橋飛架其上﹐橋長不足4米﹐兩旁樹木掩映﹐橋下幾間小屋。不知為何﹐雖近在咫尺﹐我竟從未涉足其間。今日思之﹐似略帶‘小橋流水人家’ 韻味。
但莞虎公路則絕無‘古道西風瘦馬’ 意境。該路似修於30年代初﹐東莞三大鎮﹐莞城﹑石龍﹑太平(轄虎門) ﹐歷來河運發達﹔太平兼通海船﹐鄰近港澳。故莞虎公路對物流相當重要。然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通港航運基本停頓﹐所以當時公路車流極為稀疏﹐較常見的是挑擔者。另偶有以自行車載貨或帶人者。
上述公路橋距村口百餘米﹐其旁矗立一炮樓﹐當時有偽軍駐守。公路斜對面為一大祠堂﹐該處地名‘寶大祖’ ﹐抗戰勝利後似為篁村鄉政府辦公處。其後半世紀直至2001年﹐仍為篁村鎮(現改稱南城區)黨政機關所在。我自幼至今從未到過該處﹐故心目中一直對之具神秘感。
戰地槍聲
邑人抗日最有名者首推蔣光鼐。他1888年出生於虎門一戶書香門第。1932年‘一﹑二八’ 淞滬抗戰﹐他任十九路軍總指揮﹐與軍長蔡庭鍇一起﹐率部浴血奮戰﹐令敵三易其帥﹐名垂青史。其餘徐景唐﹑李揚敬等國軍將領及飛行員丁紀徐亦戰功顯赫﹐父親曾多次向我們談起。至於東江縱隊官兵則以王作堯廣為人知﹐但其活動地區距篁村較遠。近處黃旗山亦有抗日武裝出沒﹐為此﹐三公里外的莞城日軍有時出動上山‘清剿’ ﹐間或入村搜查。
某日深夜﹐我在睡夢中被母親喚起﹐隨她出了家門﹐來到屋外一個小廣場。那裡已聚集數十名鄉親﹐週圍守著十餘個偽軍﹐和幾個頭帶鋼盔手持步槍的日軍﹐槍上的刺刀在火把映照下寒光閃閃。見了他們窮兇極惡的樣子﹐我心裡十分害怕。母親更加擔心﹐因為匆忙中沒把我二姐叫醒﹐如果被逐屋搜查游擊隊的敵人發現﹐可能會以其未聽命出去集中而遭毒手。
好在當晚日偽軍不久即無所獲離去﹐二姐僥倖逃過一劫。父親則在莞城經營米店未歸﹐全家有驚無險。
另一次卻屬驚而又險。時在1944年春﹐某日清晨﹐村外突槍聲大作﹐人稱黃旗山上抗日武裝到了村邊攻打‘寶大祖’ 炮樓﹐莞城日軍接報正趕來增援偽軍。此處即將成為戰場。頓時人心惶惶﹐紛紛出村躲避。時母親正患子宮瘤﹐不時疼痛發作。她勉力撐持﹐揹起五歲的我﹐拖著十二歲的二姐便走。剛出屋門﹐‘颼颼颼’ 幾聲﹐幾顆子彈從我們身邊呼嘯而過﹐射入旁邊土牆。二姐嚇得趕緊跑入前面橫巷﹐母親卻實在跑不動﹐她安慰我說﹕‘不要怕﹐轉入橫巷就好了。’我忽然來了一股勁﹐猛地從她背上掙脫下來﹐一面向她說﹕‘媽媽﹐你也不要怕﹐我自己走。’我們三步兩步走進橫巷﹐隨後拐彎抹角地穿過杳無人跡的街巷﹐來到了村外。她已大汗淋漓﹐步履盤跚﹐似乎再也難以挪動半步﹐但卻喘著氣對我和二姐說﹕‘這裡不能停留﹐要走小路入城﹐去。。。’話沒說完﹐一陣疼痛使她臉上變了顏色﹐止不住湧出眼淚。
後來的事恍若在夢中。我們拼命趕路﹐不知怎的到了一處名叫‘水圍’ 的地方﹐那是外公田產所在﹐風景十分優美﹐四面環水﹐大樹參天﹐綠葉成蔭﹐鳥雀啁啾。同先前子彈橫飛的險象相比﹐使我覺得如履童話中的仙境。村裡有人熱情地招呼我們﹐讓我們到一個擺了鮮花的大廳喝茶歇息。母親此時景魂甫定﹐大概是慶幸好不容易帶著我們姐弟倆脫險﹐眼眶竟又濕潤起來。。。
篁溪小學
或因戰時鄉間無幼稚園之故﹐我不足5歲即入讀小學一年級﹐校名篁溪小學。該校乃為紀念鄉賢張伯楨先生而建。
伯楨先生字任材﹐別號篁溪﹐篁村水圍人。生於清光緒3年(1877年) 。據張磊編著之<東莞奇人錄>(中華文化出版社出版) 所載云﹕‘東莞張氏望族一世祖諱峴﹐生於宋﹐乃唐玄宗丞相張九齡弟張九皋之後﹐曲江人。。。傳至張篁溪為張氏第26世。’如上述無誤﹐則按現存我父親手抄族譜﹐我與伯楨先生同為張氏第26世。忝為宗弟﹐實在不勝慚愧﹐因伯楨先生以康有為高足﹑博學鴻儒名振遐邇﹐區區則才疏學淺﹐有辱鄉賢。
但以上淵源﹐當年五齡童的我毫無所知。要說慚愧﹐那是有的﹐卻另有原因。事緣從我家到學校﹐要走十多分鐘﹐途經一青石小街﹐有若干魚﹑肉攤檔﹐地名‘池唇’ 。街外小徑旁均水田﹐校門前操場邊則有一水塘。母親既擔心我於人流複雜的‘時新’ 被壞人拐帶﹐復擔心我失足跌下水田或水塘﹐故命女佣‘阿荷’ 揹我上學。同學見我要人揹﹐輒加取笑﹐令我自慚不已。再則我自幼即有壞習慣﹕晚上不肯早睡﹐早上不肯起床﹐以致常常遲到。在眾目睽睽之下加入正在做操的隊列﹐或進入早已上課的教室﹐頗覺‘十目所視﹐無疾而終’﹐實在不是滋味。
其後﹐我一個表姐聽說我怕同學恥笑要人揹﹐就告訴我﹐她妹妹亦曾為此遭人取笑﹐但不僅毫無愧色﹐反而理直氣壯地反唇相譏曰﹕‘好過你沒人揹’ ﹐對方語塞而退。但我自忖無此勇氣﹐仍覺有愧。
此外還依稀記得學校為一大祠堂﹐中間是天井﹐教室分在兩廊﹐以木板隔開。80年代末我參加修南海縣<教育志>﹐到一些鄉間小學走訪﹐發現格局類似。有的甚至門外亦是操場並豎旗杆。只是未見如篁溪般對著池塘而已。
2005年9月25日﹐是我50年代告別家鄉之後﹐二度重返故里(首次於84年)﹐並探尋母校舊址。但見該處已建成一棟五層高的大樓﹐與其相連的兩棟樓形成‘凹’字形格局﹐中間是一個新式的田徑運動場﹐原來母校已變為擁有30個班的中心小學﹐屬省一級學校。其大門朝北開﹐跟往昔的祠堂正好相反。伯楨先生倘魂遊舊地﹐必無從辨認矣。
槳欄路種種
1945年8月中旬﹐日本投降﹐普天同慶。我們家很快遷回廣州﹐以便給母親治病。‘勵南園’ 早毀於戰火﹐我們搬到西關槳欄路西榮巷一棟三層樓房﹐跟朱家藩先生同住。該樓名‘天泉’ ﹐曾是某日商株式會社所在。二樓和三樓都分前後兩部分。前部向街﹐深十米﹐寬約三米五﹔其中臨街的一頭鋪‘塌塌米’﹐ 高出地面半米﹐長六米﹐旁有壁櫥。底層則建有約六平方米大小的地下室。我們住二樓﹐朱先生一家住三樓。
天泉建築堅固﹐牆壁特厚﹐且每層淨空均在三米以上﹐底層高近四米﹐故在西榮巷如鶴立雞群﹐比左右兩鄰更高出一大截。樹大招風﹐一度引來盜賊半夜光顧。幸被朱先生夫婦及時察覺﹐竊賊倉皇逃去﹐未造成損失。
天泉所在的西榮巷以至槳欄路並非高尚住宅區。西榮巷路面由麻石鋪成﹐寬不足四米﹐長不到百米﹐與光復南路和楊巷路大致平行。其中三層以上樓房寥寥可數﹐餘皆兩層或低矮舊平房。
槳欄路地處西關邊緣﹐與近代史上著名的十三行毗鄰﹐長僅80米左右。但當時它至少具二特色﹕一為蛇店集中﹐屬市內僅有﹐其中蛇王滿最出名﹐至今尚存﹐且已成金碧輝煌之新式豪華餐館﹐以蛇宴作招徠。但當年門面簡陋﹐僅設若干鐵籠﹐體態笨重的大蝻蛇或毒舌吞吐的飯鏟頭(蝮蛇)盤身於內﹐我從店前路過必急步而行﹐避之惟恐不遠。二為年宵花市所在﹐尤其46年春節﹐為抗戰勝利後首次﹐路口搭起五彩繽紛的巨型牌樓﹐整條街張燈結綵﹐兩旁遍設花檔﹐粉紅的吊鐘﹑鮮紅的牡丹﹑金黃的菊花﹑橘黃的金桔﹑碧綠的水仙﹑月白的百合。。。群芳爭艷﹐美不勝收﹐還有各種製作精巧的工藝品﹐諸如石灣陶瓷﹑象牙雕刻﹑絲綢刺繡﹐以及千姿百態匠心獨運的各式盆景﹐琳琅滿目﹐歌舞昇平﹐人山人海﹐熱鬧非常。
與槳欄路平行的南面一條馬路﹐為慶祝勝利命名為抗日路﹐後改稱和平路。再往南即十三行﹐雖近在咫尺﹐但我放學後似乎從未到裡面去過。我去得最多的是與之成直角相交的太平南路﹐即今人民南路。那是廣州最寬的馬路﹐路南端便是珠江﹐附近一帶稱西濠口﹐八層的新亞酒店矗立其間。東面不遠便是那時廣州最高的十三層的愛群大廈。我不僅喜歡那兒的大都市氣派﹐更對新亞斜對面的太平冰室感興趣﹐因為家裡人有時會帶我去吃雪糕(冰淇淋)。我最愛的是朱古力(巧克力)雪糕﹐還有椰子雪糕。或者喝沙士汽水。
我去太平南的另一原因是看病。離太平冰室不遠有間西醫診所﹐伸出馬路的大字招牌上寫著‘司徒朝醫師’ ﹐老遠便能看見﹐是我常光顧的診所。帶我去的總是母親。
我們到廣州不久﹐母親便進了柔濟醫院做手術。該院屬教會醫院﹐位於多寶路尾荔枝灣畔﹐現名廣州市第二人民醫院﹐在市內的大醫院居於第二檔次。但60年前它是頂級醫院﹐為我母親主刀的是一位美國婦科專家。子宮瘤很順利地取出來了﹐不過母親還要住院休息一個月。她住的是單人病房﹐窗外是樹木婆娑的荔枝灣﹐游艇之聲可聞。我常和二姐走路去探望她﹐通常走的是十八甫﹑文昌路﹑第十甫﹑恩寧路再轉入多寶路。沿途最熱鬧的是第十甫﹐陶陶居茶樓即位於此﹐招牌由康有為書寫﹐古色古香。多寶路林蔭覆蓋﹐我曾見投降的日軍---‘蘿蔔頭’ 在馬路上掃樹葉。這條路全程要走半小時。
祠堂小學
在篁溪小學我上完了一年級﹐遷至廣州便插入二年級。最先上的是一間位於西榮巷附近的初級小學﹐不必經馬路﹐走內街可達﹐要不了幾分鐘。校名已忘﹐但肯定是公立的﹐因為據說女校長曾是某大學或師範的校花﹐甚得市教育局長祝秀俠賞識云。之所以記得這麼牢﹐除了‘校花’ 一詞具吸引力外﹐還由於魯迅全集中有一篇<給祝秀俠的信>。
可惜﹐對漂亮女校長之芳容﹐我毫無點滴印象。大概是當時我年紀太小﹐‘未諳風情’之故。只記得她似乎很少在學校﹐連每星期一的紀念週好像也並非由她主持。這一點與我父親略似﹐如果父親是恃才傲物﹐那麼她是恃貌傲物﹖
該校所在原為祠堂﹐姑以祠堂小學名之。因處內街﹐故與一般鄉間祠堂有異﹐呈兩開間格局。進門即為大廳(大堂)﹐以木板隔出兩教室﹑一辦公室﹐另留出通往裡間的過道。這裡間較大廳更高更寬敞﹐也更明亮。它由兩部分組成﹕一是長方形的禮堂﹐另一側是教室﹐有上下兩層﹐共隔成四間。
我在該校讀了一年﹐印象較深的有以下幾件事﹕
一是紀念週。逢週一早上全校師生集中在禮堂排列整齊﹐對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和藍色的國民黨旗﹐以及孫中山先生像﹐集體背誦<總理遺囑>﹐然後是校長或訓育主任訓話。最後是齊讀<黨員守則>﹐共十二條﹐末尾的一條‘助人為快樂之本’ 記得最清 ﹐因為唸畢即‘禮成’﹐解散。<總理遺囑>也是至今不忘。事實上現在大陸還是‘革命尚未成功’﹐只要中共一黨專政﹐即無民權(民主)可言。故總理遺囑現實意義猶存。
二是受罰爬行。大概上三年級時﹐一次算術測驗約十人不及格﹐我屬其一。任課的女教師罰我們‘留堂’ ﹐兼在每張課桌下爬過去(坐的條凳已放桌上)。其他同學年紀都比我大﹐無人敢反抗。未滿7歲的我當然更不會反抗﹐當時似乎也沒有太大羞辱感。很久以後回想才覺奇恥大辱﹐想找那位女教師痛罵她一頓。
三是目睹老師偷電。時在冬天﹐我們已搬至禮堂邊樓上臨街的教室。有位青年男教師就在教室留宿﹐我們到了他才施施然起來﹐在臉盆裡熱水洗臉。他自製了一個簡易的電熱器---一小段木頭上纏了幾圈鐵絲﹐放進臉盆水中。線圈兩頭接小鐵鉤﹐裹上膠管﹐再從窗口伸出﹐搭上街上的公用輸電線。那街線有兩處外皮剝落﹐他就將裹了膠管的小鐵鉤搭在那裡﹐剛一接上街線啪啪作響﹐火花直冒。只一會﹐線圈變紅﹐再過一陣﹐水冒出熱氣。他即將小鐵鉤收回﹐線圈取出。全過程才兩三分鐘﹐可謂藝高人膽大。
1982年我從發配地新疆調回廣東﹐曾尋訪祠堂小學﹐只見房舍依然﹐但殘舊不堪﹐大門深鎖。門外掛一街道工廠招牌﹐光景成了倉庫。走到往日禮堂外側小巷﹐街線仍高架屋簷﹐小窗亦在。36年前的舊事縈迴腦海。不知那位老師健在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