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一九六○年十月，陳朗從北京被處置“發配”西北，我隨同前往。那時我大女幼吾不到兩歲，我又懷孕在身，陳朗還患病。孕婦病夫是家庭最大的負擔和忌諱，但我們卻要奔向人地兩疏，行將戴罪生活的地方。
自從始皇帝的大公子扶蘇開墾西北以來，已過去了數千年，但西北仍然荒涼乾旱。當火車過了寶雞，但見窮山惡水，所過村落，顯得落後，物質匱乏。新建的鐵路，通車尚不久，當我們抵達蘭州站時，車站還未建立，我們站在黃土高原上，抬頭即是皋蘭山，山頭光禿禿地，不見草木。難道這就是《漢書》裡所說霍去病與凶奴“鏖戰於皋蘭之下”的皋蘭山？後聽人說古時這裡是一片原始森林哩！ (博讯 boxun.com)
蘭州古名金城，是瓜果之鄉，一九四九年前，人口雖只得十萬，交通閉塞，但人們的生活尚是富裕安定的。五○年代以來許多工廠內遷，離城三十公里的西固，新建有煉油廠、化工廠等大廠，遂使全市人口驟增。一九六零年前後，因為共產黨錯誤政策的導向，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因上萬言書而被黜。甘肅省第一把手張仲良則成了“冒進”而為之下台的替罪羊。全國處處饑饉，地處西北乾旱地區的蘭州，就更形肅殺，路有餓殍，哀鴻遍野了。
陳朗向甘肅省文化局報到，被安置在省局下屬的戲曲藝術研究會，有一份不定期內參刊物讓陳朗參與編輯。一時沒有宿舍，我們三個人就住在戲研會樓上一個小房間裡。
戲研會所在地，在賢後街，是一條靠黃河邊的僻靜小巷，木結構老四合院，比起北京四合院具體而微。小小的開間，小小的窄長的天井，既是戲研會辦公地點又兼宿舍，裡面還住著兩位秦腔老藝人並一家屬老婦，都在八十歲左右。反右之前，曾經一度重視傳統，優遇知識份子，全國似有一番“文藝復興”氣象。西北的古老劇種秦腔老藝人都是師徒以口傳身授薪傳，在此時期，將一些老藝人從民間挖掘來讓他們像漢代伏生一樣，從沒有牙的癟嘴中，吐出滿腹的戲本子，加以記錄。據說請了不少藝人，記錄了不少劇本，但等我們抵達時，好多位都已仙去，只剩下王老、曹老二位與我們朝夕相處。兩位老人的輝煌時代已經逝去，此時，他們在戲研會樓下陰暗的房間裡，踽踽而行，掙扎在饑饉的死亡線上。我們離開北京時，北京畢竟是首都，雖已見饑饉的端倪，但我們尚未十分身受，初來蘭州，物質的貧乏，城市的蕭條，令我很震驚，而且供應的每人定量二十四市斤中，有百分之七十的粗糧、代用糧。初來乍到，我出手不凡，曾經送給曹老一大碗白麵粉和幾個白麵饃，令老夫妻不敢相信！
十月的蘭州，天降大雪，似乎為兩個流亡的右派以壯行色，蘭州的冬天比北京的來得早。
幾個月後，我們從戲研會樓上搬到賢後街二十八號。與戲研會鄰近，是一個標準北方四合院，有前後二院，二門，門道。我們住在前院西廂房，磚地、土壁、木窗。戲研會的刊物只出過一、二期就停止了。陳朗一直在病中，我則掙扎在煤炭、糧食的苦海裡。這裡不像北京家居那麼方便，那裡燃料、糧食都送上門，住東城的老太太，一輩子沒有到過西城，安逸得很。而這裡，一切都要自己去搬著回家，包括那因寒冷而大量需求的煤炭，我們的日子很艱難，但又沒有一個朋友。
一個冬日的傍晚，忽聞叩門聲，進來一位身穿軍大衣神情煥發的人，不請自坐了。自我介紹說，名叫高天白，也是“右派”，現為省京劇團借用，剛隨團上北京回來，在京時聽中國劇協范溶（《劇本》月刊的一位編輯）介紹陳朗情況，故此特來拜訪。我為他奉上了一蓋碗茶，他向我行了個屈膝禮，口稱“夫人”，大加贊賞茶具之美，女主人之美，滔滔不絕，一絲一毫沒有當時身為右派的那份抑鬱感。並說他在寫一部題為《神燈》的長詩，到時候一定送來請教云云。
老高的出現，使我們在蘭州的處境，豁然開朗，蓬壁生輝！他的妻子名叫柴洛葦，也是右派。無獨有偶，也是一雙右派。他倆原是甘肅省一本名為《百花》的文學雜志編輯。由同事而結婚。老高寫白話詩、散文、小說，從青年時代起就頗負盛名，人戲稱 “甘肅的高爾基”。他是甘南武都人，抗戰期間就讀於西南聯大，參與救亡運動，寫過不少詩文，以激勵人們的士氣與鬥志。
就我所知的幾件事，可以說明老高的性格。五○年代初，他從部隊轉業到地方工作，受當局信任，經他介紹約有七、八十名人員進入各機關工作，後在各種政治運動中，外調人員擠破了他的門，要他證明這些人的政治歷史面目，其中有些人他早淡忘了，但他一一為他們說好話。
五○年代初他工作時，因為寫的簡歷過於簡單，組織上讓他重寫，他一時高興，竟寫了一部情節頗為離奇的“自傳”遞交。政治運動來臨時，外調人員根據他所寫情節進行調查，找證人，跑遍了全中國，跑斷了腿，尋找了許多證人，結果都是子虛烏有！
老高與柴洛葦的婚禮，在蘭州市算是破天荒頭一遭。他倆都是文化界人士。柴洛葦是蘭州世家，親戚淵源，今雨舊雨；高天白是甘肅名士，三教九流，莫不樂與之相交。他倆的婚禮在蘭州一家名酒樓舉行，酒宴的招待除酒樓工作人員外，還延請當時全國著名四小名旦之一陳永玲（當時為省京劇團主演）主持，陳永玲少年倜儻，站在門口接待，凡過往人等，他一律熱情招呼，延請入座。據說賓客魚龍混雜，真真假假有數百人之多。我們認識高天白時，他已有了四個孩子，但結婚酒宴之賬款尚未還清。高天白的四個孩子都聰明有加，機靈有餘，第一個平地一聲雷，取名“一雷”，生到第四個，他覺得夠了，取名“滿彩”，乃“滿堂彩”也。
一九五七年，天白夫妻雙雙劃為右派，接著雙雙將發配甘肅河西走廊一個喚作夾扁溝的地方。那是一個勞改農場，右派集中營。河西走廊在沙漠邊緣，已經沙漠化，缺水，即使有水也是鹹水，偶然有一淡水，大書“甜水”二字於旁，賜福於人！老高夫婦與眾多右派被押，趕赴途中，當火車過了永登縣，柴洛葦忽然胃部大痛，幾致昏厥，經檢查屬實，就讓他倆半途下車，稟報有關部門，自行就醫。柴洛葦的胃痛，竟救了他們兩人的性命──凡發配來夾扁溝數以千計的右派份子，以後幾乎全部餓斃，饑餓到啃光了木頭門檻，連糞桶中的瓜皮也搶食不到，餓死的屍體是乾癟如柴的。收屍的工作人員，起初將屍體埋入沙漠時，還插木簽以志姓氏，後來死人多了，收屍時疊成井字形，一次能抬四具，胡亂埋入，也懶得插牌了。多年以後，我們每接觸新友，述及夾扁溝，大家都談虎色變。蘭州市文化館長詹樂政說起，夾扁溝右派中，有一位國學老教授，他因不捨而隨身帶了一部宋版書到農場，宋版書極珍貴，完整的已很難求，就是殘頁，也值一兩銀子一頁。這位老教授，在奄奄一息待斃之時，身旁有一堆枯枝敗葉燃燒取暖，他以餘力慢慢地撕下一頁頁宋版書，投向火裡，觀其燃燒，待到投入最後一頁，斷氣了。不待“文革”的“秦火”，老教授先“殉宋”了。但夾扁溝的生還者還是有的，八○年代我們在杭州認識鄒夢禪先生，他是書法家、篆刻家。三○年代，他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尚是青年，參與編纂《辭海》封面、扉頁“辭海”二字即是他集漢隸而成。他即是生還者。是夾扁溝少數被派往瓜園勞動的人之一，右派當不敢竊瓜而食，但他卻逃得了生命。甘肅人右派生還的還有高爾泰（美術家和美學家），是天白的朋友。老高夫婦回到了蘭州，後來闔家居住蘭州城郊伏龍坪，屬半山區，因為是農村，管束較輕，夫妻儼然是鄉居生活，一家七口（四個孩子、老高夫妻，加老高的老父），老高說，吃不飽，也餓不死。他仍然抽暇看書，寫詩文。家徒四壁，然骨骼仍然清傲。一天一個公社書記到他家中道三說四，讓他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云云。當書記起立回轉時，老高猛的把書記剛剛坐過的那張椅子，一把摔出門外，說道：“這些人坐過，老子不要了！”土皇帝領略這一架勢，愕然！
老高不以下鄉務農為苦，為折磨，真有些魏晉風度，可以箕踞，可以負曝，捫虱，赤膊，趿鞋，翻青白眼不理人。最令他舒暢的是清晨如廁。坪上的廁所均在室外露天中，以矮土牆圍之。老高與夫人雙雙並肩而登，而蹲，在朝霞旭日中悠悠遠眺，高聲談笑。此舉連阮藉、稽康也遠遠不及。
我們的賢後街居所，是省文化局所屬宿舍，原住南房的右派王仲才（原省文化局文藝處處長）受到“甄別”待遇，另遷別處了。我們趕緊通知老高有此空房。他與長子一雷（當時只十歲）連夜以獨輪車冒雨載書下山佔房。次日，省京劇團一班青年武打演員再幫他搬雜物。於是他又做了城裡人。省文化局以前都回說城內無房，此時當然無語可說。老高終於成了我們的芳鄰。他常在我們吃晚飯時，捧著他的詩文前來朗讀。他每每見我都行屈膝禮。夫人柴洛葦對他的種種“創舉”，寬待到熟視無睹，早習以為常。生活的貧困，人情的冷暖，鬥爭的血腥，與老高似都無關。在他的精神感染下，我們也漸感輕鬆。我們和老高一家只做了一年有餘的鄰居，就搬到了中山路。
“文革”一開始，陳朗即受衝擊，關入“牛棚”，我是居無寧日，時受驚恐。乃約老高於某汽車站見面，討教。他卻珊珊來遲，旁若無人。遠遠的就向我行屈膝禮，說：“美麗的夫人，有何見教？”老高呀老高，此時也，長劍正懸在頭上哩！但是老高在這一次的談話則是一反常態，嚴肅的告誡我種種防人之舉。例如，他說，千萬別到陳朗單位去，萬不得已非去不可，也帶孩子去，免遭毒手。但這一點，老高失算了，他還是把造反派想得太人性了。因為我後來終於挨了打，受了重傷……接著，我們的遭際更陷於“深層”而流離巔沛，與老高一家人也就失去了聯繫。
直到八○年代初，陳朗已返京，老高曾赴京觀摩戲劇會演，他們曾再聚頭，而我恰恰未在京。八○年代中期，老高因公順道來杭州看我，而我又恰未在杭，再度失去了劫後重生的會面機會。不過我相信，他的傲視世態，寵辱不驚，當一如既往。“舉頭西北浮雲”，我祝願他和柴洛葦白頭眉壽。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