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增云转自对华援助协会：3/21/2017
廖斌洲
美国国务院于2015年8月10日发布《2015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指出了世界许多以国家法律或组织暴力限制或剥夺该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状况。针对中国的状况，该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于2013年开始于浙江省以教堂建筑「非法」为由，强制拆除1500多座教堂，许多为此奔走的宗教领袖和维权律师都遭到国家的抓捕。
1949年建政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宗教就一直採取控制和打压的姿态。以其对于基督教和天主教採取的控制手法而言，从建政之初，中国政府就以「三自爱国运动」的方式，将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纳入共产中国的民族主义动员当中，试图以「自治、自养、自传」的方式，让中国的教会在组织、经济和人事方面，全然独立于普世的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组织。
一言以蔽之，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中国境内的宗教组织受到境外势力的操控，进而达到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当前，中国管理基督新教和天主教，是由一条鞭的层级化「三位一体」组织所构成：在民间为「三自爱国教会组织」，在政府层级为「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在党的层级则为「统战部」（中国为以党领政）。在党国严密控制下的三自爱国教会体系，完全服膺于官方意识型态。
因此，其信徒也完全称不上拥有信仰自由。儘管在三自爱国教会体系之外，有家庭教会（地下教会），在各个地方不同程度地被允许存在。然而，这些家庭教会都属于非法的组织。因此，中国宪法第36条所赋予的信仰自由形同具文。
宗教控制背后的政治逻辑
近年来官方对国内基督教和天主教会的态度有再度紧缩的倾向。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基督徒和天主教徒人口这些年正以惊人的速度成长。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2011年的估计，中国基督徒和天主教徒人口总数大约6700万人。对于以维繫政权稳定为首要任务的统治阶层而言，一个非官方组织的人口居然可以近逼其党员总数（约8000万人），这必然是政权稳定的重大威胁。
这个发展趋势近年来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中国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8月9日在中共党媒《学习时报》发表的文章指出：「过去信教的是『五多』，即老人、妇女、农村人口、低收入者、文化层次低者多，现在是中青年、城镇人口、高收入者、高学历者越来越多。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人口流动，信教人口的地域分佈正在发生改变。」
王作安在结论指出，针对信仰宗教人口结构的这种改变，政府必须做出的因应措施是：「引导宗教界在政治上形成正向共识，支持他们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防范和治理非法违法活动，防止对党的执政基础和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王作安上述两个重点，即是要指出背后的两个政治逻辑。首先，是中产阶级作为民主化前提的逻辑，是中国政府所警惕的。历史上的大部分例子指出，经济发展产生的中产阶级，必将成为一国迈向民主的重要前提。
在当前中国，以中产阶级为主的信仰人口结构，意味着这些较以往信众具有经济能力、知识背景和个人权利意识的「白骨精」（白领阶级、骨干人士、精英份子），必将成为未来向政府争取公民权利的潜在人口（至少会先争取宗教信仰自由，再由此扩充到其他面向的公民权利）。
近年中国维权运动的参与者当中，有极高比例的维权律师都是基督徒（高智晟、唐荆陵、范亚峰、张凯等），且这些基督徒维权律师所参与的维权运动当中，并不仅限于基督教的宗教维权，而是涉及普世公民和政治权利、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公民维权运动。中国政府面对来自社会的庞大压力，再加上这些维权运动参与者当中，基督徒参与者佔了极高的比例，自然将这个趋势视为隐患。
其次，是切断这些宗教的政治性，以要求这些宗教组织在政治上承认中共一党专制的正当性，来换取给予其宗教上的自由。这个论调从中共建政以来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中共的一党领导必须高于一切宗教原则。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掌权后，不断强调中国国内的所有宗教都必须「中国化」。
稍微对于世界各宗教发展历史有点理解的人都了解，任何的宗教在进入一个社会之后，一定会与该地方的文化产生冲突，随之在教义上採取融合。也就是说，「宗教的本土化」是必然的现象。然而，中国政府所强调的宗教「中国化」，其实就是透过党的统战部门及国家宗教局，对宗教活动进行严格限制，是高度政治化的措施。
从中国政权的角度来看，东欧政权垮台的殷鑑不远，尤其在这些国家裡，不少国家的基督教或天主教会都曾在支持公民运动推翻政权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为了防患未然，一个拥有高度宗教自由的公民社会势必不容许存在。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维权人士的核心价值
「祢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祢若不投葡萄入醡，它就不能变成酒。」这首倪柝声所写的经典诗歌，总是激励着不少基督徒的心志。正如同这歌词的意境所写的，在愈是专制压迫的环境下，往往愈能够产生为了理想和信念而牺牲奉献的美好灵魂。
当代中国基督徒面对的专制压迫环境，绝非历史上的唯一，因为有太多的先例：初代教会的使徒们、基督教未被罗马帝国承认合法时的信徒们、欧洲宗教战争中受迫害而流亡的新教徒们、逃往美洲新大陆的清教徒们。
然而，当代中国基督徒所面对的专制政权，却是最聪明的政权，可以在「依法治国」的名义下，用法律的罪名使维权人士入狱。儘管如此，具有信仰良知的基督徒维权律师们，却是怀抱着以牺牲生命为代价的态度而投入维权运动。
2009年，几个维权组织共同发佈了《中国公民维权宣言》，即明白揭示了维权人士的立场和态度。宣言一方面提醒掌权者：「更不能借社会和谐稳定之名，肆意践踏中国宪法与法律，走与人民为敌、与人类为敌、与人权为敌的邪路！」另一方面，也表明维权人士以生命捍卫公民权利的决心：「已经觉醒的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的中国公民，愿意以维权保障人权，用抗争赢得自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不畏死，多么不容易啊！因为这样的人，往往有着与常人不同的乡愁：「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希伯来书11章15～16节）许多维权人士（例如：高智晟），在其参与维权运动之前，即已知道自己的下场如何，但他们依然充满勇气地站出来。或许，在他们在狱中受到常人所不能承受的肉体和精神摧残之际，始终有这么一个声音伴随着他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5章10节）
廖斌洲
台湾大学政治所博士候选人，主要关注的议题为近代民主思想、当代中国民权运动；额外的兴趣为政教关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