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在中國當代文壇格律詩的領域裡，荒蕪因其《紙壁齋詩集》的行世，已是“天下無人不識君”，屬於名家了。我們結識荒蕪是通過陳朗在中國劇協的同事司空谷的介紹。司空谷與荒蕪都是安徽人，且早在四○年代即是好友。司空谷從事文化藝術工作較早，他在中國劇協成立階段即參與刊物的創辦，是《戲劇報》的“元老”之一，陳朗的到《戲劇報》算是“後進”了。陳朗在未進《戲劇報》之前（一九五三年），即因一篇有關《西廂記》的學術論文受司空谷所激賞，原來此文為與當時的戲劇界名家宋之的（時任職解放軍總政治部）觀點商榷而寄往《戲劇報》的，此文遭到宋之的的干預，但為司空谷極力支持而在《劇本》月刊上發表。此一事件後來在一九五四年《紅樓夢》研究批判爭論階段在《人民日報》的“內參”上有所反映（作為壓制“小人物”的事例），毛澤東看到“內參”上此條後，曾經向總政治部主任蕭華查問宋之的此一行為。據說宋之的當時嚇得冷汗直流。但接著“審幹”和“鎮反”運動開始，宋之的則對司空谷進行報復，借所謂他的“歷史問題”加以陷害，司空谷由此而在“政治”上摔了一小跤。這些事均是在一九五六年陳朗到《戲劇報》編輯部與司空谷成為同事後，由司空谷親口告知陳朗的。二人的交誼即由此而起。即使陳朗遭貶彼此二十年的闊別，二人重逢，再為同事，友情一直未變。司空谷後期主要任戲劇出版社編輯部主任一職。直至退休。
司空谷由於從事文藝工作較早，與文藝界人士接觸廣泛，我在《風景名勝》雜志社任編輯，為了約稿，他就曾經為我介紹過許多作家，如美學家王朝聞。當時王朝聞住在東四七條，一個老四合院裡，與劇協（在東四八條）比鄰，司空谷就親自陪我走訪王朝聞。王朝聞四川人，個子矮小，禿頂，方音濃重，非常健談。當他得知我來自杭州，又是從事風景名勝事業的，很高興，他說自己早年就讀於國立杭州藝專，對西湖感情很深，騎自行車過白堤錦帶橋，斷橋時，從拱橋翻越有騰空之感，說時閉上眼睛，一副老天真相。那次訪問，我寫了《王朝聞訪問記》發表在《風景名勝》上，並與王朝聞通了多封信，他要求自己校對原稿，相當認真。司空谷又為我介紹了姚雪垠、楊朔等作家與老一輩如曹禺、鳳子等名家。楊朔遠在邊疆，他為我寄來兩篇描述風景的大稿，使雜志生色不少。司空谷介紹荒蕪給我們，不為約稿，是出於友誼，但我們與荒蕪居處彼此相隔甚遠，十多年來只見了有數的幾次面，沒有特殊的事，也很少打電話，但是交情卻不薄。當時我們住東三環外團結湖文聯宿舍，荒蕪則住天壇東里。團結湖是北京六、七○年代新開發的住宅樓群區，原先這裡只有一個小公園，一個小小的人工湖稱為團結湖，現已發展為新樓林立、車馬輻輳的繁華之所，團結湖附近金臺路還與古代文明搭界哩！這裡是戰國時期燕都薊城所在，為了使燕強盛、勵精圖治，燕昭王修築黃金臺，招賢納士。金臺路原為燕京八景之一“金臺夕照”的黃金臺原址所在，渺遠的黃金臺，劍氣簫聲，都在團結湖附近（歷史上真正的黃金臺應在易縣，此處的當屬於懷念性質）。荒蕪所居天壇東里，在天壇東門外靠南一帶，居處以繁華的大都市衡量，相當清靜，我們全家約在一九八七年之前到天壇東里看過他倆老，還在附近一家古董店裡購回一對粉彩蓮花瓶哩！荒蕪中等個子，臉色微黃，態度謙和，很親切，他家住六層樓的第一層，三居室套房，因是北京的冬天，門窗緊閉，入室之後但覺空氣混濁，氣味異常，室內光線陰暗，家俱簡陋，相當雜亂。夫人身體很差，和我們喋喋的說些下放幹校勞動瑣事，她如今還要每日接送小孫女上學，不勝勞累云云。夫人似有宿疾，臉色蒼白，顯得乏力，人物與環境給人的印象是窒息、灰色的。他倆極少出門，更休提拜會友朋了。有一次他曾到團結湖看望我們，得知俄文翻譯家、老前輩蔡時濟與我們是緊鄰，他即去拜訪了蔡先生。蔡時濟當時已八十多歲，對現狀經常牢騷滿腹，一副憤世疾俗的模樣，與上了年紀爐火純青境界毫不相干。 (博讯 boxun.com)
荒蕪原為翻譯家，主要翻譯西方文藝中的戲劇與詩，以翻譯奧尼爾戲劇理論與惠特曼詩著稱。他具體的工作單位是在中國社科院文學院。但從七○年代起，荒蕪的主要精力和時間都轉移到舊體詩的創作上。他的詩大都注重格律對仗，且喜用典故，但創作內容都富現實意義，多指責時政，為極左路線下受難的人們作不平之鳴，這些詩作在稍開禁錮的八○年代中期亦能時見於報章雜志，但也由此而大大得罪了、刺痛了當權派和那些極左人士。當時中共中央宣傳部主辦的一個內部不公開刊物，稱為《未名草》的，就有一篇化名文章，喬裝嘴臉，殺氣騰騰的專門批判荒蕪舊體詩，據說這篇文章是“左王”胡喬木親自披挂、直接操觚的。荒蕪對於這篇文字既嗤之以鼻，不買其賬，且在後來也寫了反駁文章，收在與他的《紙壁齋詩續集》同時出版的文論集子裡。他並沒有憚於過去的右派苦難經歷而緘口不言，表現了大義凜然、無畏的詩人氣質。
《紙壁齋詩集》初集出版於一九八五年之前，過了數年又出了續集。所謂“紙壁齋”者，是指建國門內中央社科院所屬的一所破樓頂樓某室。在荒蕪打成右派後，夫妻雙雙發配河南咸寧幹校勞動，後期歸來，有較長一段歲月居住此處。這個居處是以報紙糊於空書架以作“牆壁”，這一命名，乃紀實也。他從翻譯西方文化轉移、熱中到舊體詩的創作，大約即始於在河南下放勞動期間，舊體詩中的許多佳篇都完成於“文革”後期所居“紙壁齋”時。
與荒蕪一起在河南幹校勞動的，有大批老一輩的知識分子，諸如俞平伯許寶馴夫婦﹔錢鍾書楊絳夫婦﹔沈從文張兆和夫婦等，後來他們都成了荒蕪家的朋友，可能他們在幹校時即有舊體詩唱酬吧！一九八七年我們到天壇東里荒蕪家那一次，就見到他家壁上挂有俞平伯贈他的詞幅，內容即是吟詠幹校勞動時作為“灌園公”的生活寫照，有些像陶淵明的田園詩，極為沖淡平和，與荒蕪的辛辣諷喻詩風相比，風格判然各別！沈從文的命運在中共建國後，不像俞平伯他們曾經被抬舉過，他的命運一開始即處於低谷，受到排斥，即收拾起寫小說、散文的筆，韜晦於陋巷，充當故宮博物院為游人解說文物的講解員。至於他個人在故宮浩瀚的史料中，致力於中國古代服飾的研究，後來出版了極有價值的煌煌大著，那又當別論！沈從文在幹校前後也吟了不少古體詩，常以“懷古”、“感事”為題。好像古體詩是專為失去工作，失去書齋的文人所專門具有的。知識分子，失去了案頭工作，無書可讀，但是修養在，頭腦在，用簡捷、押韻的格律詩來表達思緒，是很自然的事，只是為了瞞過周圍的“老左”耳目而已。沈從文書法極佳，尤善章草，荒蕪的書篋中即有不少沈從文送他的字幅，所寫內容大多為自作詩，荒蕪曾隨手檢贈給我們一個長條幅，我們很珍惜。荒蕪也有以沈從文詩幅轉贈給司空谷的，司空谷常張挂於壁。沈從文夫人張兆和，是我們好友忘年交文字學家周有光夫人張允和的三妹，允和二姐也曾有沈從文詩幅贈予陳朗的。
當代由文學評論，包括翻譯西方文藝作品並從事寫作者，後期轉移熱中於舊體寫作並卓有成就，成為一代名家者，有兩位，一位是聶紺弩，一位即是荒蕪，他們倆位的寫作風格都嚴守詩詞格律，不像現在有些初涉獵者，沒有讀過幾首古人舊體詩，就奢言要打破格律了。他倆者的寫詩風格迥異。聶紺弩以大量現代名詞入詩，詩題多作“贈人”，或寫他自己曾被判死刑緩期執行時的生活、思想，如勞改服役時的挑糞、搓繩，直截了當，明白如話。荒蕪則屬於典雅型的，而且不避用典，然不餖飣，有時也直取口語，內容大多為剌時諷世。可見真正能寫舊體詩者，是可以現代情感詠吟現代生活，仍然可以運行自如的，格律對之亦並無束縛。聶紺弩的詩集名為《散宣生詩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出版時前面多出了一篇序言，作者竟是胡喬木，這篇序言未徵得詩集作者聶紺弩的同意，完全是胡喬木自作多情，“迎”上去，討好的。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是陳朗的戲劇同行，詒和夫馬克郁也是同行、共事，有一次我們在她家作客，章伯鈞夫人說起，聶紺弩曾指著這本剛剛出版的《散宜生詩集》對她說：“這本集子，別的都好，就是這篇序言不好！”
經荒蕪介紹、推荐我們的詩作，我們得以結識廣州《當代詩詞》主編李汝倫，從此，我和李汝倫建立了通訊關係，雖然一直未謀面，但時時魚雁往返，訊息不斷，後來我曾協助過他的《當代詩詞》發行工作。李汝倫謙虛禮士，文字活潑、生動。
約在一九八七年後，荒蕪一家即自天壇東里徙遷至西郊中關村。北京西郊開發於明代，為皇家園林所在地，現多遺址，所居者多為藝術界、學術界人士，文化空氣蘊藉。漫畫家丁聰，即寓居此處。荒蕪的中關村居所，陳朗曾到過兩次，約在一九八八年間，後一次是與司空谷同往的，陳朗說那天詩人呂劍亦在座，他是荒蕪的近鄰，與陳朗雖未謀面但彼此都聽說過，呂劍也是從新詩轉向舊體詩的一員。
荒蕪於八○年代後期始，即很少寫作了，意志顯得消沉，身體健康狀況很差，夫人身體更加孱弱，有閉門謝客，頤養天年之況，即使有兩部電話（公家又為他安裝了一部），與朋友的聯絡也不很多。他說，他不想看書了，連報紙也懶得看了。他之所以不再寫詩，是覺得自己的詩作對“醫世”無益，寫它作甚？但現實是如此骯髒、殘酷，道德是如此淪喪、變質，能不讓一個真正的、敏感的詩人產生失望情緒，感到無可挽救而消沉嗎？
但在陳朗臥病團結湖時，他曾偕木刻家、詩人曾景初來看望過他，於友情仍是敦厚矢忠的。在荒蕪還勤於寫作的那幾年裡，常常有信給我們，有時還親自抄寄我們的詩作給刊物雜志。他的來信多用毛筆，但橫書，字體很工整，一筆不苟，我們將他的來信多封，都珍藏著。
一九九七年九、十月間好友胡忌、黃綺靜自大陸來紐時，說起了荒蕪，大概在一九九六年下半年他們曾見報章刊登荒蕪作古的消息，聞之不勝人琴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