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邓小平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说，“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高等学校、某些国家机关、新闻出版机关、文艺团体、政法界、科学技术界、医药界等。”这里就是滋生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土壤。但今天中共16大报告却将这个滋生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土壤定性为“新社会阶层”，并说这个阶层“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6个方面的人员。”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日前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组成。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也曾在一次内部统战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必须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切实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工作。
为了给今年即将召开的中共17大提供新形势下的统战政策基础，明确这个滋生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土壤的“新社会阶层”（“新中间阶层”，也即西方社会统称的“中产阶级”）的定义，并取得这个阶层存在状况的量化数据。中国“新中间阶层生活调查”已于去年正式启动。主持这项调查的是隶属于国家统计局的研究机构中国国情研究会。因此，这个调查被认为是中国官方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新中间阶层全国普查”，内含着中共统战新动态的深远政治意图。这次调查将历时半年，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大中城市。调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国国情研究会秘书长张仲梁，对“新中间阶层”初步定义范围为：一、具有较高学历，受过专业化训练；二、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工作；三、以工资薪金谋生；四、对社会公共事务有一定的发言权及影响力；五、强调自我成就、自我实现，对社会意识形态有相当的影响力；六、拥有生活必需的体面财富、闲暇时间。这个阶层正是当年中共搞“阳谋”，打右派的主要领域，现在却成为中共的新统战对象。此据资料显示：目前全国私营企业有450万家，投资人1100万,自由职业者约有1000万，其主体为知识分子。社科院在一篇报告中指出，根据全国抽样问卷调查，近四成人认为自己处于中等社会地位。而对于新中间阶层所应该具备的经济条件，被调查者没有明确的看法，有30.6％的人认为“说不清”，21.2％的人认为“50万元以上”，19.3％的人认为“100万元以上”。 去年底，中共中央专此颁发了《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强调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统一战线工作新的着力点，要坚持照顾同盟者利益，要切实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要最大限度地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由统战部门牵头、党政有关部门参加、社会有关团体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合力。继去年7月举行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共关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的理论和政策后，今年年2月6日，中共统战部又专门召开新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系会议第二次会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传达了中央近期关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精神。此据《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共对新的社会阶层的统战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开展调查研究，及时了解掌握情况。建立联系会议制度，拓展工作渠道和载体。举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加大培养力度。做好安排和使用工作，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的参政议政作用。这标志着中共统战应对当年滋生右派大本营的“新社会阶层”崛起的新“着力点”已经形成。 (博讯 boxun.com)
中共为何要如此重视这个当年滋生右派大本营的“新社会阶层”崛起，近来又为何特别强调对新社会阶层的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就是因为中共17大临近，社会矛盾尖锐化、复杂化，而其原有的统治基础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意识形态之争再起。特别是今年人大、政协两会以来，异议《物权法》和要求右派平反与赔偿的系列公开信，以及“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党内思潮泛滥，都在使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受到党内外前所未有的广泛置疑。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社会结构，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逐渐分化。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非常明确，就是所谓的工农大众，其它阶级不是党的依靠力量。但现在工人农民被不断边缘化，成为弱势群体。中共赖以执政的经济条件──公有制也在瓦解，导致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流失。为此中共也不得不重视应对“新社会阶层”的崛起，借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
前些年来， 三资企业、民间企业、个体商业的迅猛发展，加之在科技创新过程中产生的高级科技人员队伍的扩大和教育改革进程中高级师资队伍的增加，以及大腕演员、名派律师和艺术、体育等领域星级人才层出不穷，导致了一个从社会地位到经济收入稳步提升的中产阶层迅速崛起，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支撑力量。中国中产阶层虽也是经济改革的受益者，较之57年反右时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和受教育程度都在提高，但其政治权利反倒受到特权资本阶层的压制，不仅在政治舞台上依然没有自己的独立组织和代言人，而且缺乏自我表达意见的媒体和与权力中心沟通的法律管道，因而他们不得不借助攀附权贵、利用裙带关系或贿赂的方式保护自身利益。中产阶层不仅本能地趋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且主张在不危及自身利益的前提下，稳步推动社会政治变革，以便自己能拥有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参与权。中共中央党校青连斌教授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新的社会阶层的主要利益诉求之一就是希望通过各种渠道，如参加政协、人大等更多地参政议政，传达自己的呼声。 中产阶层的这种本能便对中共意识形态统治构成客观上的隐患。
享廷顿通过对后发现代化国家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研究认为，“在大多数现代化社会中，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阶级显然是中产阶级，它是都市中反政府活动的主要源泉”。以中国的近邻韩国为例， 在1960年4 月，包括白领知识分子和小企业主在内的中产阶级为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提供了积极的支持，这直接导致了李承晚独裁统治的倒台。在197１年的总统选举中，绝大多数的城市中产阶级投票支持金大中，反对朴正熙违反宪法最大任期不得连续超过两界的规定而继续执政的企图。在1985年的总统大选中，中产阶级又频频举行反对集权统治的选举抗议活动。在这次选举中，由被压抑几年后组成的反对党——新民党，在城市中产阶级主要居住地区大获全胜。韩国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最富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在1987年6月，大量的白领参加了学生的上街游行示威活动，要求修改宪法进行直接的总统选举。这是中产阶级参加的最大反政府街头群众游行示威活动，其规模和激烈程度都要比他们曾参加的1960年的学生游行运动大的多。中产阶级的广泛参与改变了全斗焕统治集团的态度，也影响了美国政府对全斗焕的统治能否继续存在下去的看法。
在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由于被视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基础，因此在社会转型伊始，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便成了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合理期待。不少自由主义者的改革思路中包含着如下论点，即建立一个广泛的大规模的知识私有者阶层，他们会成为在市场和民主原则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社会支柱。《新闻周刊》就有一位资深撰稿人分析说，“中产阶级生活质量的提升以及生产的分散化会逐步弱化中共的控制，最终导致政府的民主化。”
然而，事实上正逐步成型的中国中产阶层，由于历史上有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打击和“红色记忆”传统，对内有"政治冷漠"的特点，对外则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矛盾一面。正是基于这种文化特性，决定了中国的中产阶层较韩国中产阶层更显得消极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拥护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政治的推进，而是他们总体上不太赞成以动荡的方式推进这种民主。 这样一种特点必然决定了中国的中产阶层一方面反对社会动荡，但另一方面却期待社会民主化改革，他们希望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下实现社会的不断进步。因此，中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共正是发现了这一点，综合考虑了他们的利弊两方面，才调整了传统上强行改造、打击他们的政策为怀柔政策。
由此可见，把新的社会阶层作为“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是中共针对当前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为安抚社会不满情绪，缓解社会矛盾，防范中产阶层的矛盾性、摇摆性和本能的自由化要求而采取的未雨绸缪对策。当前中国社会按照经济身份大致可以分为三层，最顶层是占总人口1%的极少数暴富者，底层是占总人口80%左右的农民、农民工、工人和失业人群，中间就是占总人口11.5%的社会新阶层人士。然而，这个巨大的社会结构金字塔并不稳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中，贫富中应该是一个橄榄型；当财富过于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大量人口在贫困线上艰难度日之时，弥漫于社会底层中的不满情绪就如同坐在火山口。为此中央高层不仅极为重视新社会阶层的发展，且再次启动统战功能，把滋生右派大本营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纳入统战工作的新重点，采取笼络加收买政策。相信即将召开的中共17大《政治报告》会进一步明确对新社会阶层统战的大政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