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大江转自纽约时报
陈光诚：用新法案敦促美国制裁中国的“人权恶棍”
“李峰，湖南省公安厅国保总队警察；尹卓，长沙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第六大队警察；方慧，长沙市检察院公诉二处副处长；王德华，长沙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副支队长；尹志良，长沙市第二看守所所长......”
1月底，在中国维权律师谢阳在湖南长沙的看守所遭受酷刑的笔录被谢阳的律师曝光一个多星期后，由10位海内外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在美国新成立的“中国人权问责中心”(China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Center)发出一系列通告。该通告征集了十几位参与谢阳案以及被指控实施酷刑的当地高层官员的信息，包括详述警方对谢阳的虐待与威胁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证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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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Human Rights Defenders
谢阳和他的妻子陈桂秋。谢阳是一名人权律师，于2015年7月被拘留至今。在由他的律师转录的面谈记录中，他详细描述了自己遭遇的严刑。
中国人权问责中心将把这些人的资料提交美国国务院，希望这些人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得到相应的制裁。《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原为2012年通过的俄罗斯马格尼茨基法，专门针对俄罗斯官方被指控的人权迫害者，后扩展为全球。去年12月，经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签署成为正式法律。该法授权美国总统“基于可信证据，对于任何外国人在任何国家针对个人从事法外杀人、酷刑或以其他方式违反国际认可的人权”，禁止他们入境美国，并且冻结其在美财产。
1月9日，美国根据此法律再次制裁五名俄罗斯官员。第二天，中国人权问责中心正式成立，它由曹雅学、周锋锁、杨建利、陈光诚、滕彪、韩连潮、傅希秋、方政、胡佳、童木发起。他们试图把该法案也运用到中国人权侵害者身上。
他们最近所关注的谢阳为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中被拘捕律师之一。此前，中国人权问责中心还征集与“709”大抓捕有关的其他官员的信息，其中包括现任中国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他们称其“是多起人权迫害案件的领导者和责任者”。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发起人之一陈光诚介绍说，他们的工作地点主要是在华盛顿和旧金山，工作人员基本为义工;他们把名单和信息整理好，提交给美国国务院，操作打算先仿照针对俄罗斯官员的案子。
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1971年出生于山东临沂市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自学法律知识来帮助村民、残疾人士维护权益，因揭露临沂市政府非法强制绝育、堕胎等行为而引起社会关注。2006年，陈光诚以故意破坏财产和聚众扰乱交通罪被判处四年零三月徒刑，2010年出狱后再被软禁在家中。2012年4月，他逃出严密监控的东师古村，在维权朋友的帮助下到达北京避入北京美国大使馆。适逢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前往中国参加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经中美政府商量，陈光诚与家人离开中国，抵达美国，在纽约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一年后，陈光诚离开纽约大学，亦引发争议，此后他在美国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做访问学者；同时，还在威瑟斯庞研究所(Witherspoon Institute)作高级研究员和兰托斯人权基金会(Lantos Foundation for Human Rights and Justice)作高级顾问。2015年，他的自传《赤脚律师：一位盲人在中国为正义与自由的战斗》(The Barefoot Lawyer：A Blind Man's Fight for Justice and Freedom in China)在美国出版。
近日，陈光诚接受采访，谈及刚成立的中国人权问责中心以及对刚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工作评价。采访用电话和邮件进行，文字经过陈光诚本人审阅。
问：中国人权问责中心成立有两个月了，目前中心主要在做什么事情？
答：中国人权问责中心成立到现在时间并不长，现在正处于一个收集犯罪者的信息和证据的阶段，我们还要把它在撰写成符合《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法案要求的文本，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美国相关的部门提交。现在，大家处于分头行动的状态，我个人觉得进展很好。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应该公开的信息他们恰恰不公开，而且他们也知道自己的信息不能被公开。他们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见不得人的，见不得光的，是一种人们不耻的事情，所以把自己的信息隐藏起来，在黑箱里操作。这个我也自己也深有体会，就像当年迫害我的那些人，别说名字，连姓都不敢透露，所以这个收集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但是，现在是信息时代，他们妄图用隐藏来掩盖罪行是不太可能的，早晚这些东西都会被整理出来，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
问：问责中心现在大概有多少人，如何工作的？
答：我们都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工作，各自做着自己的工作，拿自己的业余时间来做这件事，都是义工吧，工作量很大，大家各尽所能，尽自己的能力做。这样的收集没有时间限制，如当年做过计生干部的官员，（当年的）临沂书记李群、山东省委书记张高丽等都在我们的名单当中。最近一些案例，如“709”大抓捕的江天勇律师案、李和平律师案、王全璋案、谢阳案、维权者吴淦案等案件的涉案人员，当然也包括以前的曹顺利案等相关案件的参与迫害的警察国保和有关人员等，我们都在一一收集。
问：在你看来，中国司法系统为何改变不了酷刑方面的问题？
答：中国的法律清清楚楚有反对酷刑的规定，但是现实当中，法律归法律，共产党凌驾于法律之上，完全不顾一些法律的规定，另行一套，在法律之外建立了一套这样实施酷刑的系统，从中央到地方，整个一个系统是存在的，从国家级的国保大队到县一级的国保大队，形成一个系统。
我举一个例子可能比较清楚。比如说法律规定，公安局送来的被拘押者，在送到看守所时，如果身上有伤，按照法律规定，看守所或是监管大队是要拒收的，这是法律的规定。但是现实当中，很少有被拘押者敢用这条法律，很少有人会用“我身上有伤，我被酷刑”这样的一个概念来保护自己。
问：你是否亲身经历过酷刑？
答：中国酷刑其实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我也不例外啊。我被关进黑监狱的时候，他们就对我实施酷刑。几天被锁在椅子上，不让睡觉，不让去厕所，漫骂，侮辱，不给饭吃，用东西捅我的耳朵等。关到看守所后进行疲劳审讯，死亡威胁，要抓捕家人等。被关进监狱后，中共命令狱警指使杀人犯带着10几个犯人把我拖进监室进行殴打等。这些和谢阳律师所经历的相似。
中国的酷刑是这样的，先把人抓到刑警队，锁在老虎凳上或是刑讯室里审问，这个过程从几天到几个月的都有。实际上是把人折磨得不像样了，才把人送到看守所，很多时候，这个人身上是有伤的。我在看守所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大概是2006年秋末，在沂南县看守所，有个人晚上九点多被送来。因为那个办公室对着我们监房的窗户，之后“劳动号”（指监狱中为警察工作的犯人——编注）狱友当着我的面说，我大概知道了所发生的情况：被送来的人掀开衣服说：“我身上有伤，我被酷刑了。”然后看守所的人员按照法律规定拒绝接受。接着呢，送他来的刑警队的人员就把他带出去，带到外面的审讯室，几个小时后再送进来，接收的还是那帮人，再问还有伤吗?那人就说：“没有。”实际上很明显，在这几个小时中，那个人又遭受了更严重的酷刑。
所以，实际上，中国酷刑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谢阳这样的案例不是偶然。当然，最重要的是谢阳的情况被勇敢的律师公开了。
问：你认为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会使用这条法律来推进人权事业吗？
答：我认为任何一个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都会选择站在正义一边，运用各种可能打击邪恶。当然，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其实对假设的问题做出回答是没有意义的。特朗普上台不过几个星期，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内，就要对他持肯定的态度或是否定的态度，我认为都是不那么负责任。上台几十天，要做那么多事情，还要做得符合大家意思，我认为这是在用八年的成果去要求一个上任几十天的总统，我觉得不能这么考量。
更何况，能不能执行，也不是总统一个人说了算。法律出台后，能不能执行，要靠你我大家一起推动的力度，若是大家都去推动这个事情，他也不太可能逆天而行：你们都支持，就我反对。我觉得从美国这个权力架构系统来看，他也做不到。更退一步讲，即便是特朗普不执行，也不等于美国不执行，也不等于下一届美国总统不执行，也不等于说这种执行的可能性就没有了。
至于说，中国多少人权恶棍会得到这条法律的惩罚，我觉得完全寄希望于这条法律来惩罚中共犯罪集团，也是不现实的。关键是现在有了这么一条法律，让大家看到了正义的普世，发现大家都是关联的，大家可以一起推进。但中国人权问题的解决，中国的正义的向前推进，最终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国际社会只能是推波助澜、帮兵助阵的作用。
问：那你怎么看特朗普上台之后的移民政策呢？以及他对新闻媒体的不友好呢？比如，白宫新闻发布会拒绝过CNN、《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媒体进场。
答：这里要分开来，首先说“移民”我不太同意。我觉得，认为他的政策针对移民都是一种别人加工过的结果，所以要从法案或政策文本去看，到底包涵什么内容，是不是针对移民，否则有失公正。文本中没有“禁止所有移民”，我们就不能说“反对移民”。禁止的是“非法移民”与“禁止移民”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而对于媒体，我也想表达一下我自己的看法。也许《纽约时报》也需要反思，对于美国之外的东西，他们的报道我还是信任的，但对于美国之内的东西，尤其是牵扯到两党之争的事情，《纽约时报》也许就不那么公正。
问：你是支持特朗普的吗？很多人很疑惑，是希拉里帮助你脱离险境来美国的，你反而支持了特朗普？
答：首先我们来说事实吧。在美国选举结果出来之前，我一个字都没有说关于这方面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表达过支持谁，或是反对谁。我觉得美国人长期生活在一个信息自由的世界，美国人可以自己去做自己选择。何况我没有选举权，所以我在大选结果出来之前，我没有做任何这方面的表态。不过选举结果出来之后，我只在我的推特上发了一个祝贺：祝贺特朗普先生赢得45届美国总统。所以你刚才说的我支持特朗普这个事实就不存在，我从来没有就这个问题说过什么，怎么就是支持谁或是反对谁呢。
另外，假设，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假设我在竞选结果出来之前有过什么样的表态，也是我的言论自由权。对美国也好，对共产党和美国的关系也好，我也有我表达想法的自由，也不能仅仅就因为希拉里女士做出决定让我进大使馆紧急避险，就一味袒护她一味说她好，我觉得如果那样就不是陈光诚了。希拉里做得对的事情，我当然支持她，但若是她做了不对的事情，我也不能昧着良心一味说她好。例如她在回忆录中说，（2012年时）当中共把我的家人从山东带到北京的过程中，让我的家人在火车上和我通了两次电话，这种事情根本没有，可是她写在回忆录里。（根据克林顿撰写的回忆录《艰难抉择》[Hard Choices，2014年]，在当时陪同陈光诚的美国大使骆家辉(Gary Locke)与美国国务院首席法律代表高洪柱(Harold Koh)的安排下，陈光诚与正在前往北京的夫人袁伟静通了两次电话——编注。）
问：上个月，特朗普总统终于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改变了之前的立场，同意尊重“一个中国”的政策，很多评论认为这是对中国的让步，你怎么看？
答：我对特朗普了解不多，希望他会做好，但他会怎么做，不是很明朗。最近他给习近平主席打电话，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有不少人批评。我觉得，一个中国政策不是特朗普提出来的，已存在多少年了，只不过新总统没有改变而已。可能有些人期待他改变一切，而他继续了一个中国政策，就有些失望？觉得延续老路了？延续了美国政府的一向的政策，大家就失望了？这个政策对不对，暂且不说，但这个政策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