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李訶是安徽人，他是陳朗在中國戲劇家協會時的同事，又是我們在五○年代住在朝陽門外芳草地五號文聯宿舍時的鄰居。芳草地文聯宿舍一律平房，棋盤式的，分成四行，有二十多個小院，行間有巷道間隔，陳朗居二行北端，李訶居三行北端。當時陳朗所在的《戲劇報》編輯部，共有編輯十四人，一九五七年反右時有七人被劃為右派，佔編輯部人數二分之一；李訶所在的《劇本》編輯部，共有編輯九人，有二名劃為右派，佔編輯部人數五分之一強。這個比例，大大超出了歷次政治運動所“揪出”百分之五“一小撮”指標。
李訶在四○年代中期，受紅色思潮影響，極盡曲折、艱辛地到了“革命聖地”延安，並在延安的魯迅藝術學院任教職，有相當於科長一級的職位，如果他能在延安一直呆到全國“解放”，他也許能當個大官，但命運向他開了個玩笑：一次，他在延河游泳，跳水時，不慎足部觸及河床，神經損害，造成腳傷。當時的延安醫療條件差，無法治療他的腿傷，只得返原籍安徽就醫，遂脫離了革命根據地，致使他的命運起了根本的變化！他回安徽以後，一面治療，一面在當地中學任教。即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這就是後來認為極為嚴重的“自動脫黨”！ (博讯 boxun.com)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全國文聯各協會紛紛成立，李訶即尋找在延安時的老上級、“魯藝”領導人張庚聯繫，籍其幫助調到北京，安置在中國戲劇家協會，任《劇本》月刊的編輯，後期與戴不凡共同籌辦學術性較強的《戲劇論叢》季刊。張庚原是魯藝領導，中共進城後，他因來自延安，有革命資歷，再加上理論修養，所以一直高居在文藝界尤其戲曲理論方面的領導地位，他那時任中國戲曲研究院院長。與李訶一起籌辦《戲劇論叢》的戴不凡，是浙江建德人，原是杭州某小報編輯，五○年代初，他寫了批評田漢改編的京劇《白蛇傳》的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甚得當時任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文化部藝術局局長的田漢所賞識，反而調他進京到劇協參與《戲劇報》並《劇本》任編輯，從這一件事可見出田漢的愛才和氣度。李訶在業務上很負責，但他並非主編，他的黨籍也始終得不到恢復，脫黨者恢復黨籍比新入黨者困難得多，他在“白區”的那段歷史，必須說清楚，但又如何說得清楚？所以李訶平日有委屈情緒。當時的領導階層、當權者有嚴重的宗派意識，這種意識是：凡不是從延安過來的，即便是在“白區”堅持艱苦奮鬥、是地下党成員，或是非党的民主人士，至多是“統戰”對象，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何況李訶是個“自動脫黨”者，屬於那種不能堅持、受不了“紅區”的物質艱苦等不具備革命到底的意志薄弱者！他平時在編輯思想上、學術觀點上，推許一些自由化的帶揭露性內容的劇本，如反映農村題材的話劇劇本《布穀鳥又叫了》，他就很讚賞，這一些都成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中的罪狀。
“鳴放”期間，作為編輯，除了自己必須向上提意見外，還要發動，鼓勵作者、演員、讀者“鳴放”。當時誰也不理解“陽謀”，劇協的領導還將鼓勵鳴放作為工作任務落實到各位編輯身上，讓大家在各地召集演員開座談會，聽取演員的意見。譬如當時即派張郁到上海戲曲界，陳朗則在北京戲曲界，向演員徵求意見，寫成書面材料提供給上級領導，這些“工作任務”後來在“反右”鬥爭中，都算作煽風點火，積極向黨進攻的罪狀。上海崑劇院著名演員俞振飛當劇協在批鬥張郁時，還特從上海寄來“揭發”張郁的材料，亦為清洗自己而“打落水狗”！有一個北京評劇院女青年演員曾自動跑到《戲劇報》編輯部“訴苦”，揭發其院內領導宗派觀點，陳朗接待了她。“反右”中，這位女青年即寄揭發信到劇協，揭發陳朗向她煽風點火……。當時，身為著名劇作家、戲劇理論家、劇協主席，被戲劇界尊稱為“老大”的田漢，雖也曾寫下《為演員青春請命》的大文，他自己算幸運地逃過了“反右派”一關，可是在組織、部署批判吳祖光當中未見稍存“姑息”之情，僅稍微受到“包庇”豫劇名演員大右派陳素貞的指責。但到了後來“文革”，終於成為“四條漢子”之一，打入死牢……。
劇協的反右鬥爭高潮是揭發所謂“東郊反黨集團”，東郊，即指的是北京朝陽門外芳草地文聯宿舍所在地，朝陽門外當時已算是郊區。這個“反黨集團”的成員是李訶、陳朗、戴再民、唐湜、阮文濤，這幾個人當時都是住在芳草地的文聯宿舍，同為鄰里，又同在一個單位工作，難免時常往來，茶餘飯後，說些牢騷、幽默話， 發表些看法、感受，也難免附和、贊同。還有方軫文，雖住在城內細管胡同（田漢宅內），但也常到芳草地串門、交談。既然劇協號召向黨提意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總會有意見可提、有話可說，寫大字報時，也或許偶然“聯名”……。於是“反右”深入階段竟然莫須有地、大張旗鼓地展開以對所謂“東郊反黨集團”的揭發批判，李訶被稱為該集團之“大軍師”，陳朗被稱為“二軍師”……這場揭發的鬧劇折騰了大概有一個多月，大會、小會，批鬥、揭發，大字報鋪天蓋地。
李訶之所以成為“大軍師”，一來他年紀較數人為最大，當時大約有四十多歲，較具有威信。二則他到過延安，資格老些，多諳知共黨的老底，也正因此，更受到當局者的仇視，故以他為目標。但是李訶也可謂“失著”，既然他去過延安，他應該知道共產黨“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老套，他在延安時應該嘗過延安整風的滋味，應該吃過“藥”！所以也可見李訶的天真爛漫。李訶在“白區”生活了多年，做過教書先生，太知識份子化了，他對共產黨有幻想，當時不僅李訶如此，幾乎所有的知識份子都是如此。
到了後期，定性定案時，將“反黨集團”悄悄改為“反黨暗流”，即是尚未形成實質的“集團”之謂，情節輕微不少。而最是令人不解的是，身為“大軍師”、“二軍師”的李訶、陳朗在右派類別上，反而定為較輕的“第四類”，張郁為第三類，而其他“成員”如阮、唐、戴等，反劃為“第一類”，即極右份子，被銬、逮捕。而且因為李訶腿病，仍留在劇協，僅是改調至《戲劇報》編輯部做編務、送稿等等。當時的《戲劇報》由《人民日報》印刷廠承印，在王府井大街，從文聯大樓到《人民日報》印刷廠不須搭車，即步行可達。每期送稿，只見李訶一瘸一拐挾著稿件，踽踽而行，每期要走好幾趟。陳朗在六○年十月發配西北之前，曾被下放河北安國、懷來等地勞動過，下放前大半年曾留在編輯部做些編輯雜務，或派往採訪戲曲老藝人，代為筆錄其口述表演經驗，有時也幫李訶做些瑣事。這大、二“軍師”，淪落遭際若此！他倆從此不敢作傾心交談。在芳草地，李訶偶爾夜訪陳朗，也立即被其妻朱邦霞命孩子把他叫回家。但在編輯部，仍日日見面，當他們看到周圍荒誕之事，如編輯部所有成員（未打成右派者即所謂革命群眾），“人人過關”檢討時(檢討內容大多為撇清自己與“右派”、“右派觀點”關係，往往一而再、再而三地不獲通過)，二人也列席，二人常常暗地彼此作一個會心之微笑而已。自“反右”以後，舉國上下都歌功頌德，人人說假話，千姿百態！
一九六○年十月，我隨陳朗流放西北，離開了芳草地，從此再未與李訶見面，音訊隔絕，生死兩不知了。“文革”期間，文聯各協會解體，人們分散到各地“五七幹校”及農村勞動，李訶雖屬殘疾人，不能務農，作何營生，未得其詳。待到一九七九年，右派“改正”，陳朗、張郁、方軫文、戴再民、杜高等絡續返京，才知道李訶在“文革”中病故了，只留下了寡妻朱邦霞和一個獨生女。
一九八○年我在北京和平里再見到朱邦霞時，二十年的間隔，朱邦霞那時不過五十多歲，但乾癟、憔悴，老而黑，似乎牙也沒有了，令人無法辨認。她原在《戲劇報》任收發等工作，此時仍在重新成立的戲劇出版社任收發等雜務工作。朱邦霞勤勤懇懇，工作努力，據說年年評為“先進工作者”。這個稱號僅起鼓勵作用，人們都同情她的遭遇！
我來紐西蘭三年後，於一九九七年七月間曾回北京，在方軫文妻子小張的口中得知了朱邦霞的一些情況。小張與朱邦霞同時工作的戲劇出版社，大約於一九九三年因故被中宣部勒令停業，出版社是個企業單位，自負盈虧，遂處於癱瘓狀態，幾乎發不出工資。除領導人還常來出版社處理日常事務外，上班的只有小張和已經退休但為了多掙幾個錢，再要求來做臨時工的朱邦霞了。她倆幫廚、打掃兼收發等工作，收入微薄以補家用，朱邦霞這幾百元錢，目前在國內，只夠常人週末在飯店的一頓普通飯費，而朱邦霞卻要敷用一個月。她應該有七十五歲以上了，每日要從和平里擠公車到大鐘寺去上班。如果說這拼湊的少數錢財僅供她本人的生活費也罷了，但她還有更大的生活經濟壓力。李訶與朱邦霞之女，隨右派家庭坎坎坷坷地並沒有歡樂的童年，成年結婚生有一子，不幸是個癡呆兒！不久，女婿與女兒離婚，女兒帶著癡呆兒與朱邦霞共同生活。從此母女兩代苦命的人，帶著只知吃喝拉撤的癡兒過活，為他每日辛苦不已。大家都不禁感慨，別的右派家庭在落實政策以後，生活多少有些改善，只有李訶一家，寡妻、孤女、癡孫，收入微薄，生活幾乎沒有好轉的希望，朱邦霞的晚景確實讓人同情。[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Modified on 2007/5/09)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