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老友杜高，在我們一批文友中，自右派得“改正”之後，似乎屬於時來運轉者。
杜高原名李小樹，湖南長沙人，出身於紅軍革命家庭，其父在南京為高級幹部，從事馬、列哲學研究，其母亦為高幹。杜高未受過高等教育，少年時在部隊任通訊、文藝工作，後轉業至中國青年藝術劇院任編劇，五○年代初“抗美援朝”時，被派赴朝鮮，作戰地採訪。所寫報導，曾選入中學語文課本，並寫有劇本多種。後由青藝調入中國戲劇家協會，為劇協創作組成員，當時的組長為賀敬之（後任中宣部副部長）。在“反胡風”運動中，杜高有所牽連，於一九五六年與魯煤一起作為降級處理，從創作組調出，分別在戲劇出版社、《戲劇報》任一般編輯。在次年的“反右”鬥爭中，杜高復被劃為右派份子，且為“極右”，押往北大荒勞動改造。 (博讯 boxun.com)
一九五七年暑假，反右鬥爭尚未深入到我們這些大學生身上，我還到北京度假。時中國文聯所屬各協會的反右鬥爭正如火如荼地、大批“丁陳反黨集團”、“吳祖光小家族”、詩人艾青等，舉國上下同聲響應。此時在劇協出版社任編輯的杜高正以“吳祖光小家族”的“骨幹”受到批判、衝擊。杜高與青藝的汪明被稱為“小家族”的“雙將”。杜高熱愛戲劇，少年得志，與當時戲劇界名流吳祖光、新鳳霞夫婦，過從甚密，對吳祖光口稱大哥，對新鳳霞口稱大嫂。當時在批判“小家族”時，還涉及到四十年代的“二流堂”，那是在抗戰晚期的重慶，張光宇、張正宇昆仲與黃苗子、吳祖光一輩藝術界的朋友，自我調侃謂“不希冀上流而甘居二流稱二流堂”，此時與“小家族”掛上鉤，認為反黨本質一脈相承。與吳祖光、新鳳霞交往的青年人中，除杜高、汪明外，還有從中央美院剛畢業的蔡亮，才十八歲。對“小家族”的“反動言論”起而揭發，首先反戈一擊的卻是汪明，在劇協的一次批判會上，面對汪明揭發，杜高以拳擊桌，斥為“放屁”。結果不論是汪明、杜高均被定為極右份子，處分反而比吳祖光、丁玲等更嚴重。在杜高最受煎熬的時候，我正在北京，陳朗還未受到批判。有一天，陳朗陪我逛東安市場，一路吃北京的久保桃，在王府井車站候車時，杜高正在對面候車。他後來對陳朗說：“你的小愛人真好，看到你們真羡慕極了。”
“反右”鬥爭延續了大半年時間，在定性、處理前，上報待批的右派分子曾有數月的等待、間歇。這期間杜高與陳朗、胡忌、肖里背地裏過從甚密，常在胡同裏的川菜館、前門外僻遠的酒樓，陶然共醉，放浪形骸。到了一九五八年四月份宣佈定性處分那天，杜高、阮文濤、唐湜、戴再民在劇協大會的群眾高呼聲中，被戴上手銬由公安部門汽車押走，當夜即被投入自新路附近監獄。次日，陳朗奉《戲劇論叢》編輯部之命到陶然亭北京戲校組稿（紀念程硯秋上月逝世，是年楊秋玲在畢業班，請她們幾位同學談談對程硯秋授教《寶蓮燈》“二堂捨子”的表演心得），路過其地（自新路），對著監獄的高牆，感觸極深！不久，杜高等即被押往東北黑龍江省北大荒與興凱湖畔勞動。丁玲、吳祖光也曾遣發北大荒，不過為時較短。杜高等在興凱湖的艱苦生活和勞動強度，因未身歷其境，不得其詳，只是在二十四年後，一九八○年在北京再與杜高相見時，他說起在北大荒，有次捉到幾隻蚱蜢，用火烤食，香美無比，高興無任。可見當日挨餓情況了。
六○年代初，中蘇關係惡化，處於中蘇邊境的興凱湖，不宜作為政治犯服役之所，乃將他們分批轉到關內農場或遣送回原籍勞動，唐湜即於此時回浙江溫州。汪明回江西後在“文革”中病故。杜高初被安插在京郊大興縣團河三餘村農場，直到文革中期再被遣返原籍長沙。他曾在長沙街道幻燈廠做裝配工多年。
二十多年來，杜高一直未婚，至一九七九落實政策，與陳朗、張郁等由文化部從各地調回北京，參加建國三十周年全國戲劇會演工作，共同編輯會演《會刊》。其時文聯所屬各協會，正在恢復機構，會演辦公室並接待外地省、市劇團等，均包租旅館、招待所。杜高、陳朗、張郁三人在北京早已無家，故在長達一年的會演，和後期整頓時間，一直隨辦公室住過四所招待所、旅館，如崇文門外向陽招待所、東交民巷御河橋南口的六國飯店等。年屆五十的杜高，在會演期間，邂逅了總政歌舞團演員王芝。王芝離過婚，出身於北京平民家庭，那時杜高在《會刊》上發表戲評文章，常署“王芝”作為筆名。二幼、三幼在六國飯店見到王芝，曾稱之為“杜媽”。但杜高與王芝的感情並未發展下去。杜高早負文名，從右派過來尚未結婚，關心他的婚事者大有人在。不久，有人為他介紹了新華社副社長李某之女李欲曉。“欲曉”之名，出於毛澤東［清平樂］詞 “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句，蓋其出生於一九三六年毛創作該詞之年，可見其家庭的革命淵源了。據說李社長與杜高談過一席話，意思是憑杜高才名，再加上這門親事，將會錦上添花。人們打趣杜高被招 “駙馬”了。杜高婚後與老朋友們都疏遠了，老朋友們也自然與他疏遠了。他倆生有一女，夫人對杜高甚加管束，行動不能越雷池半步。但杜高自此仕途順利，八○年代初，即被吸收為中共黨員，接著進入劇協領導層黨組成員五書記之一，主管出版、各編輯部業務。三年一屆任滿後，又出任新成立的電視協會黨組負責人，任第一把手。九○年代初又返劇協任中國戲劇出版社總編。不久又任《中國戲劇》（其前身即《戲劇報》、《人民戲劇》）主編。杜高的文藝思想偏左，他在陳朗等老友面前，不諱言在他的血液裡有遺傳的革命“紅色”成份。在“反精神污染”的“文藝運動”中，批白樺的電影《苦戀》、解放軍總政話劇團的話劇《WM》，他以“哨兵”身份站在保衛毛澤東文藝陣地前沿……。
我雖時聞杜高消息，但甚少會面。一九九三年春，我在杭州，忽接杜高自北京來電話，他有一篇寫當年“小家族”成員現為浙江美院教師蔡亮的文章，投寄給浙江《江南》雜誌，他得知我與《江南》雜誌散文編輯樓奕林友善，囑我打聽該稿刊登情況。我非常驚訝中央大主編竟如此關心省級刊物上的一篇文稿！
一九九二年，杜高曾在安定門北河沿寓所，由夫人掌勺，邀飲過陳朗、林鍇等。其時小公主已經十二歲了，正學習鋼琴。早在杜高結褵良辰，陳朗曾作有一首“打油”七律奉賀，抄錄在此，作為本文之殿：
風流曾記二流堂。一幕荒唐演大荒。
難得齊眉青玉案，無妨袒腹老新郎。
鬍鬚染就思玄德，刀戟列來有尚香。
才子佳人都扮過，更看龍鳳與呈祥。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