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再记右派分子的终局》之前，曹聚仁另有一篇《右派分子的终局》，落款是“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三日在北京”，也就是他再一次来到北京的第二天：“记者昨天（十二日）下午到了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知道右派分子的终局。人代会罢免右派分子几位巨头，如罗隆基、章伯钧、章乃器、黄绍雄这些人的部长职位，该是最大的新闻，也是一般读者所关心的大事。记者先前曾再三报道政府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置，采取和风细雨方式，非常温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在这篇文章的结束语中，曹聚仁迫不及待地给出了自己“想当然”的“右派分子的终局”：“记者的报道，或许可以替一般读者解消一些疑问了吧，反右派运动，便是这么结束了。”
接下来的历史事实，完全否定了曹聚仁自以为“事实”的“想当然”：1958年3月8日，北京各大学的大批学生右派，遭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处分，被送去劳动教养。另有部分学生，遭到强制性的“劳动改造”，甚至死于非命。比起号称“首善”的北京，全国各地的右派分子，所遭受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政治迫害，还要更加惨烈一些。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介绍：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人。从指导思想上讲，虽然也说过“不可过分”、“决不要扩大化”，但更多地是怕漏掉，所以在反右派过程中，一再反对“温情主义”，强调“深入挖掘”。
然而，曹聚仁置眼前的事实于不顾，在《再记右派分子的终局》一文中，自相矛盾地为反右派运动辩护说：“年轻的一辈，一提到右派分子，就作公式化的按语，说他们是反党、反政府、反社会主义的。究其实际，他们并无‘造反’的野心，章、罗诸氏，最多也不过想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或‘副总理’，辅君行其道。（章乃器氏说他烧了灰，也没有反党、反政府、反社会的痕迹，此语也有一部分是真实的。）至于艾青、丁玲、冯雪峰诸人的意愿，也不过是想取文联主席地位而代之，或者高居文化部的领导地位，满足了‘大丈夫当如是也’的野心而已。说明白一点，乃是士大夫个人主义的野心。另一方面看，正是反社会主义的，因而是反党、反政府的。在解放初期，……民盟、九三学社的领导人，忽然自负以天下之重，觉得今后乾坤重担都在他们身上，于是以影子内阁的领袖自居，也是势所必然。”
比起“年轻的一辈……公式化的按语”，曹聚仁的“按语”其实是更加自相矛盾的“公式化”：右派分子一方面“并无‘造反’的野心”，一方面却又有“士大夫个人主义的野心”；一方面并不是“反党、反政府、反社会主义”，一方面却又是“势所必然”的“反社会主义的，因而是反党、反政府的”。对于这种不惜自相矛盾的“公式化”，被曹聚仁奉为师长的周作人，在《关于绍兴师爷》中，曾经有过经典性说明：总是以凌驾于法律程序之上的“绝物”即特殊材料或特殊超人自居的绍兴师爷，在处理各种案件时永远正确的根本秘诀，就在于“反复颠倒无所不可”。具体说来，绍兴师爷想让原告胜诉，他就会说：“这个人要不是吃了亏，何必要来告状呢？”绍兴师爷想让被告胜诉，他就会斥责原告说：“人家被告不来告状，你这个原告却偏要来告状，肯定是你善于惹事生非打官司！”绍兴师爷要想让老年人胜诉，他就会对年轻人说：“你不尊敬老年人就应该受到惩罚！”绍兴师爷想让年轻人胜诉，他又会质问老年人说：“你那么大年纪不知道爱护年轻人，是什么道理呢？！”
笔者认为：假如非要给曹聚仁一个中国文化史上的位置，那就是继绍兴师爷鲁迅、周作人兄弟之后，把“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刀笔吏手段运用得既熟练又彻底的第一人；而不是夏衍在《怀曹聚仁》中所说的“在海外华文报纸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第一个”。
至于右派分子的确凿罪证，曹聚仁能够坐实的只有一个“戏曲界知名之士吴祖光”：“他也曾有取剧协领导地位而代之的野心，他也在私人生活上翻了筋斗。他搜藏了很丰富的淫书淫画，已见之于公开文件。他欣然就道，到东北黑龙江地区参加农场的劳动生活。海外论客，或许对于农场的劳动生活，看作是地狱生活，事实上，记者亲身所见，那的确是使身心愉快的修养。佛家所谓‘苦修行’，庶几近之。吴氏的‘欣然’就道，并非装出来的。”
在另一篇《访罗隆基先生》中，曹聚仁又把“欣然”二字放大为“欣欣然”：“罗氏欣欣然参加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也就是不愿意脱离社会主义阵线的明显表征。……记者毫不带夸大成分地说：新中国使人兴奋的新事太多了，谁都有点恋恋不去了，连记者也在内。”
在中国大陆拥有王春翠、邓珂云两位妻子的曹聚仁，1950年为了逃避“毛泽东也正在砌起了思想上的万里长城”（语出《南来篇》）的思想控制，而南下英国人统治的香港，一边与诸多年轻舞女鬼混，一边公开发表描写风流嫖客与风尘女子纵情纵欲的“淫书”《酒店》。就是这样一位根本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或“公民”资格的“境外”记者，偏偏把自己标榜为凌驾于一切“别人”之上的“既不想领导别人，也不想被别人领导”的“绝物”即特殊材料，进而用无法证实的“野心”来抹黑右派分子，再用同样无法证实的“欣然”、“欣欣然”，为把罗隆基、吴祖光们打成右派的当局提供政治辩护。在他的“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贼喊捉贼的文章中，是完全谈不上“客观、中立、公正”的，也是完全谈不上“最好的‘考验’是‘时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