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娟慧转自博讯网
一位民运实干家来稿：如何动员大规模的人上街
(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1月20日 来稿)
作者笔名：星辰
当下中国民运受到政府严厉的打压，民主人士普遍无力感重。不知怎么动员大规模的人员。首先应明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民主是公共事务。那么解决公共事务现实中有三种力度，其一、个别人自愿。其二、发动捐款。其三、征收税收。
如果公共事务解决成本极低，如在路中间有块不大的石头，挡住了行人，那么热心的人动手搬开即可。再大一点的公共问题，如小河上架个桥，通常的做法是有声望的人发动捐款也能解决问题。更大的公共问题，如在河上架现代化的大桥，这对当地人民是有利的。大家也认同应该在河上架桥，但捐款又无法满足。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存在搭便车问题，希望别人支付，自己坐享其成。如果确实要解决，只有通过强制性的征收税收，这一执行者往往是政府。总的原则是，如果某一公共问题困难复杂，成本高，而又确实需要去做，那么唯一的办法是通过税收作为经济来源，也只有这问题解决了，才能做后边的工作。
毫无疑问，推翻中共专制，在中国建立民主是困难、复杂且成本高风险高的事业。这高成本源于中国专制传统，而且中国是可以跟美国对抗的大国。政治竞争受民主国家仲裁影响小，政治竞争属于囚徒困境，这一点与韩国、南非、东欧等不一样，转型阻力远高于这些国家。
因此中国无法靠个人的自愿来结束中共的专制。这一力度由刘晓波、秦永敏、唐荆陵等实践过。其中唐荆陵从2006年起不懈地推广非暴力运动来结束专政，虽然唐律师是极聪明之人，但其未能动员起多少追随者，而其少量追随者也没有足够动力行动，原因是自愿的行动是极其微弱的。
从2011年至2013年广东有零星的街头运动，随后引发小规模南方周末政治集会。随后的全国发生一系列微小的街头行动，究其动力根源是普通人支持所推动。刘远东在《政治人物的行为动机》中分析的非常清楚，也许这哥们就是用他这套理论指导广东街头运动。普通人的赞美、捐款是推动政治行动者付出比普通人多的根源。中共也非常明白其中道理，全力阻断传播甚至抹黑、出台针对性的《慈善法》来破坏这一合作体系。因民众的民主追求一直存在，零星的街头行动将一直会持续下去，但无法引起大规模的街头行动，因为赞美、捐款无法激励大量的人参与行动。
709事件之后，特别是胡石根、周世锋被重判。民运人士普遍悲观，无力感重，都认为没有行动空间，号召不了人民，风险太大。特别是雾霾非常严重，而人民默默地带上口罩，无任何激烈的反抗行为，演变成嘲笑人民。但另一方面连云港、启东、什方、茂名等环保事件均有大规模市民上街游行，且与军警激烈冲突，这些事件足于证伪：中国人软弱得不敢反抗。这些也一样是普通市民，他们敢与军警冲突的动力来源于哪里？原因在于一旦这些项目落户本市，会给这些市民带来很大的损失。同时一个城市的人数远小于整个中国，这意味着搭便车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而搭便车问题的严重性随着人数的增加而增长。当公共问题仅仅是一个村的时候，更容易联合起来，如乌坎。当不公平的拆迁事件发生在个人身上，一定会激烈反抗，甚至以命相博。那么这可以抽象为2个必要条件：1、行动的预期收益足够大。2、搭便车问题足够小。
大规模的行动，当预期代价高时，必须有相应规模的奖励。这毫无疑问点赞、捐款是无法提供大规模的奖励资源，那么这资源只能来自税收，别无他法。现在税收由中共控制，民运人士是无法动用的。幸运的是民运是从事政权更替的事业。现在没有税收权，可能在未来有税收权，或对税收影响权。这种未来可能性的权力通过交换可以动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如人力、资金、技术等，从而推动民主转型。
当下一般年青市民最渴望得到什么？除了万能的钱外，房子是大家最渴望的。如果民运领导人告诉他们民主之后大家有多好，国家有多富强，不会有多大作用。或许会认同你的宣传，但不会付出。选票、人权等这些大家都有份，也确实应该大家有份。那么别人付出，自己坐享其成不是更好？如果某民运组织或有影响力的民运人士提出：民主之后，国家将分配300-1000万套省会城市的房产奖励对民主转型有功劳的人。那么参与民运将变得有吸引力，如果让此方案变得可信，即能激励起足够多的人参与行动。爱国心、荣誉仅仅能激励极少数人行动，而用当下年轻一代关心的利益追求来激励才是有效率的。当下北上广深的房价已经非常高，在这些地方工作的工薪阶层不但无法支付高昂的房产，而且房租都变成巨大的负担。而且还不断上涨，经济模型分析知道：只要共产党执政，房价将一直上涨下去，而且其上涨速率比白领工资上涨的快。目前300万套房产，按300万/套计算，总价值9万亿，仅相当于10年的维稳经费。
中国二千多年来成功的反对派领导人，多数采用了这一方法。比较早的是刘邦，楚汉相持阶段，郦食其建议刘邦把各地分封给六国之后，被张良及时阻止。张良认为：将士之所以离乡背井跟随汉王出生入死，目的是期望将来能分到一块地，而现在封给六国之后，汉王拿什么来激励将士追随。曹操在镇压青州黄巾军时获得大量降兵包括家属，但他并没有像其他将领一样砍下人头去领赏，而是把青壮年充为兵，老弱家属分地让其耕种。获得土地的青州兵自始至终追随曹操，多次在危难时刻拼死保护曹操。2012年底广东有民运青年组织网友在深圳举牌宣传民主自由，有人一句：“警察来了。”这伙热血青年如鸟兽散而成为笑话。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两个核心任务是搞土改分田地、军队建设。无分田地，农民无积极性参加，这点毛泽东非常清楚。能让江西农民跑二万五千里跟着毛泽东出生入死，绝对不是满腔爱国热情就能激励，而是知道跟着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能分到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田地，再也不用交租。
这些成功者本质上都是动用了未来的权力，让参与者相信未来能获得一份收益。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收益×可信度×风险×贴现＞投入。也即参与者综合考虑后认为参加民运是有利的行为，这有利不仅仅指每个中国人都利的那一份，而且还包括比不参与的人多出一份与其付出相称的奖励。如果这份奖励足够大，参与者不但会投入自己的劳动、技能，甚至愿意投入自己的积蓄。某些民运人士认为苦口婆心号召甚至嘲笑就能激起普通人追随他那未免太天真了。不认同这一方式的人将在民主变革中不会起大的作用，也将被人民所抛弃。因为人民最终会认同这种方式，原因在于专制的压迫性持续存在，而且这种压迫性会越来越强烈，最后导致无法承受的整体性伤害。目前严重的雾霾就是这种伤害，而且这仅仅是整体性伤害的一种而已，仅仅这种伤害导致的代价远远大于300万套房子。因此民众最终赞同采用强制性税收来奖励参与民运的小部分人，而这种理性的支持就是民意。
这种奖励不但面向民运人士，也面向军人警察，甚至官员。当发生大规模街头对抗的时候，有强大的利益激励肯定比苦口婆心用爱国爱民情怀来说服效果好。对基层士兵来说，民主后能安排工作，在省会有一套房子，立大功有大奖，又能参与历史性变革，终身获得英雄般的待遇，是多么有诱惑力的事情，而且情感上也倾向人民这边。也只有足够预期的收益，士兵才更有可能冒被枪毙的风险调转枪口。踏出这一步，将至死站在人民这一边。一旦军心民心同一，独裁者就仅仅是软弱无力的老人而已。
2017-1-20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