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增云转自民报：
习近平上台之初，一些在华人教会中相当活跃的人物如梁燕城、赵晓等，对习近平时代的宗教政策抱有不切实际之幻想，恨不得毛遂自荐充当习近平的御用宗教政策顾问。谁知，习近平执政一年多之后，浙江就发生大规模的宗教迫害运动。很多观察家对此迷惑不解：既然中共各级官僚的逻辑是“维稳为第一要务”，一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出事才能升官发财”，而基督教毕竟不像新疆的伊斯兰教和西藏的藏传佛教那样与分离主义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当局通常不会主动拿基督教开刀。那么，作为封疆大吏的夏宝龙，为何大动干戈地拆毁教堂、殴打信徒？这究竟出于怎样一种执政思维？
熟悉浙江政坛的消息人士认为：浙江大范围的迫害基督教运动，是夏宝龙迎合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取向、向其表达政治忠诚并为自己的仕途发展铺路。2015年5月，中共召开统战工作会议，习近平亲自到会发表讲话，论及宗教政策时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夏宝龙敏锐地捕捉到此信号，对浙江基督教的打击更加峻急，一手硬推对教堂的“三改一拆”。夏宝龙曾与习近平共事过，被习近平视为“习家军”的当然成员。如果夏宝龙打击基督教大获成功，就拥有了一张价值连城的投名状，极有可能被提拔为下一届政治局委员，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那么，基督教成为其仕途飞黄腾达之牺牲品或垫脚石，又何足道也？
其次，中共新一轮的宗教迫害选择从浙江和温州下手，跟当地基督教快速复兴的势态有关。香港学者安德烈在《中共迫害教会的新招：浙江省的强拆模式》一文中指出：首先，浙江省是基督宗教植根历史悠久的省份。在柳市堂新堂建成以前，由戴德生于1866年建立的杭州祟一堂曾声称是“全球最大华人教会”。无论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基督宗教在浙江城乡有强大影响力，温州更因为信徒人数接近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树大招风，浙江教会遂成为习近平迫害基督教的“试点”。
再次，浙江省是习近平曾主政之地，习近平在浙江安插了大量心腹，要动手比较容易。这次浙江省迫害一向恭顺的三自教会，甚至清洗民宗局、公安局等部门的地方干部，有利习派人物清除政敌、统一政令。以温州市为例，市委书记陈一新是习近平在浙江主政时的助手。在习近平最亲近的11个幕僚中，有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浙江省长李强等6个人是其在浙江时的旧部，可见习近平与浙江关系之深厚。所以，浙江的地方官员一定要将浙江变得更加符合习近平的“审美趣味”。
然而，从法理上而论，浙江当局的“三改一拆”运动是彻头彻尾的“违法运动”，跟习近平标榜的“全面依法治国”背道而驰。该行动的法理依据《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并没有经浙江省人大审议通过，同时并未按《浙江省地方立法条例》向受影响者（包括三自教会）“征求意见”。安德烈认为：“这种强硬而妄顾法治的打压手段，充斥着习近平派系的风格。”
那么，已经四面树敌、八方开战的习近平，为什么突然掀起宗教迫害运动呢？
第一个原因，习近平缺乏安全感，敌视公民社会，将迅猛发展的基督教看作是潜在的威胁，遂决定先下手为强。中国基督徒的人数与共产党员的人数接近，基督教成为在共产党控制之外的中国最大的社会组织。据《纽约时报》报导，一份政府内部文件清晰地显示，拆除教堂是限制基督教公众影响战略的一部分。这份浙江省政府文件声称，政府的目标是管理“场所过多”、“过热”的宗教活动，文件中只明文提及基督教这一种宗教，也只提到十字架这一种标志物。“重点拆除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线两侧宗教活动场所的十字架”，文件写道，“分期分批把十字架从屋顶移到建筑立面上来”。可见，当局目标明确、计划周密，绝非一时兴起、误伤无辜。
第二原因，习近平上台时候，中共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已破产，习近平到中国的传统宗教信仰和文化价值中寻求支援，将佛教、儒家、法家等“拿来”为我所用。与此同时，他发现基督教难以成为“驯服工具”。基督教来自西方，而在毛时代形成其精神结构和思维方式的习近平，对来自西方的一切都心存疑惧，他比江泽民和胡锦涛更加反西方。就连股市崩溃都要拉来“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作替罪羊，习近平当然不会认为基督教是可以驯化的。实际上，基督教确实与极权主义格格不入：基督徒相信人是上帝所造，人具有上帝的形象和荣耀；基督徒也相信“因真理得自由”，一个人不能奴役另一个人，人的权利和尊严不可剥夺。既然基督教不能与共产专制制度“和谐并存”，习近平就不能容忍基督教与之争夺民心，辣手打压遂势在必行，甚至连已经在官方控制下的三自教会也要一并清除。
第三个原因，习近平要向毛泽东学习，不仅奴役13亿民众的身体，更要控制13亿民众的心灵。中国古代的皇帝从未将“政统”与“道统”统一于一身，皇帝在大部分时候不得不容忍士大夫阶层在一定程度上掌握“道统”的阐释权。而近代以来的中国独裁者中，惟一成功地集“政统”与“道统”于一身、具备君王与祭司双重身份的是毛泽东——在1966年《红旗》杂志第12期的题为《红卫兵赞》的评论员文章中，首次出现“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说法，这是毛泽东最喜欢的一组“尊号”。这“四顶帽子”也是习近平最为期待的历史定位。
历史学家余英时对中国历史烂熟于心，他一眼就看穿习近平的狼子野心。余英时在《习近平要做毛泽东第二》一文中指出：“中国通过共产党搞一党专政，这种一党专政一代代相传。当然不会纯粹是红二代专政，但基本上最重要的权力都掌握在第二代手上。如此，习近平就可以安然地做毛泽东第二了。这是共产党的一个最新趋向。”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就像尼采描述的精神暴君：“精神暴君施行暴力的办法是使人们相信他拥有真理。但是，这种信念所固有的残忍、专横、暴虐和凶恶从来没有如此有力地表现出来。”他迷恋个人崇拜、迷恋阅兵仪式，要享受万民跪拜、万国来朝的快感。在此背景下，就很容易理解习近平为什么要不择手段地打压基督教了：他不仅要当皇帝，还要当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