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燕遯符，女，1938年生人。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7年因为标题为《怎么办——对这次运动及其前途的看法》的大字报，被划为极右派分子。由于她拒不认罪，于1958年3月8日遭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被送往北京光华染织厂劳动改造。从此之后，除几次短期挖河、养猪之外，她20多年一直是三班倒的纺织档车工。
燕遯符到染织厂不久，曾给北大写信要求复学，学生科回信让她“好好改造”。此后她一再向北大申诉都没有回音。直到1979年“改正”后，才得以“落实政策”，调该厂教育科任技术人员，几年后调离该厂任北京市纺织局职工大学教员。 (博讯 boxun.com)
1995年8月22日，已经退休的燕遯符，给“北京大学党委会负责同志、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负责同志”写信：“《国家赔偿法》已颁布实施，规定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被损害人可依法要求赔偿。因错划右派，我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学业、事业、身体、精神均受到极大损害。故依法要求北京大学予以赔偿。”
1996年3月18日，燕遯符再次致函北大：“抛开《国家赔偿法》，北大就有理由对我的索赔要求置之不理吗？就算三岁小儿，错踩了别人的脚，也会道一声对不起吧。这是文明礼貌，也是人之初便具有的良知。比起被人踩了一脚，我受的伤害大得多吧，一纸改正通知就打发干净，完事大吉，你们心里没有一丝一毫不安的感觉吗？我们的学校曾经是文明与进步的摇篮。可是今天，堂堂北京大学的领导，文明进化程度竟然达不到幼儿水准。我为我的北大感到悲哀，感到羞愧。”
1996年4月2日，“北京大学党委统战部”书面答复燕遯符：“3月20日来信收到。你被错划为右派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校党委根据有关政策和规定，1979年经复查，已经进行了改正。反右扩大化错误，中央早已作了历史结论，并在全国范围内，随着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逐步得到纠正。你来信向北大党委索赔，这是一个涉及范围很大的历史问题，在没有新的精神和政策规定前，北大无法个案处理。请谅解。”
2006年2月10日，燕遯符致函“北京大学校长、校友会会长许智宏先生”，再一次“提出一点要求”：“我耐心等待新的精神和政策。等呀等呀，十年过去了，仍然没有消息。我都绝望了，本来已经不想再提这件事情。春节前收到《北京大学校友通讯》2006年第1期，政治系1952届魏中林学长有篇大作《民主广场引发的新思考》。逐字逐句认真拜读过后，获益匪浅，对人权问题的历史演进和当前状况有了新的了解，从而树立起我的人权一定应该得到尊重的信心。所以，再次要求学校向我道歉，并且赔偿经济损失。”
针对“北京大学党委统战部”的书面答复，燕遯符反驳道：“中央从未直接与我打过交道，没有办法去找他们。想来想去，当年处罚我的是北大，只好向北大索赔。反右那年我十九岁，应该算很年轻的右派，如今也年近古稀，此时还不赔偿，更待何时？最近国家颁布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让人想起整整半个世纪之前1956年的‘向科学进军’，引发无限感慨。所以，获赔后准备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校友基金会捐款，用作奖学金，为培养优秀青年人才出一点力，稍微弥补一下自己早生了五十年的遗憾。”
此函寄出后，迄今没有得到许智宏的任何回应。燕遯符认为，无论是经济索赔还是历史反思，对于这个国家都是一件好事情，应该让大家对于这个事情公开发言。当政者采取迥避问题、隐瞒真相的驼鸟政策，才是真正的误国误民！
燕遯符的父亲燕大明是熊十力和董必武的学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成为中共地下党员。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认为毛泽东的“抗日政策”不积极，遭到党组织的打击排斥，再后来又丢失了组织关系。
燕遯符的外公李绍修，湖南农民运动时期曾任郴州坳上乡农会主席，与毛泽东有过直接合作。她的大舅李穆生，是给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提供经费的主要支持者。她的小姨李伦，是江青在陕北公学时的同学，被毛泽东认作侄女。姨父胡仁奎，1932年前后与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刘仁等人，一同在北京草岚子监狱服刑，出狱后任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孟县县长。1938年中共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胡仁奎出任副主任委员，经中央批准在彭真领导下打入国民党上层搜集情报。抗战胜利后，胡仁奎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派，前往重庆从事情报工作，以中将军衔任职于陈立夫、陈果夫的中统系统。“文化大革命”初期，所谓的“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胡仁奎、李伦特务案”，是更为重大的“六十一人叛徒案”的突破口。
燕遯符的堂兄燕孟晋，当年是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经济师，胡仁奎、李伦夫妇通过他，给中共方面转移提供过大量经费。
笔者自2003年10月27日起多次采访燕遯符老师，现将采访记录中与北大“反右派”运动直接相关的内容公诸于众，以期成为历史大反思中的一朵浪花。
一、死于劳教的刘奇弟
1957春夏之交，中国的政治形势就像天气一样风云变幻乍暖还寒。5月19日，“历史系一群青年”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而后大字报像雨后春笋在校园破土而出。内容广泛，涉及青年思想工作，政治课、肃反错案侵犯人权、统购统销、等级特权现象，特别重要的是一些关于民主、自由、人性、制度等方面的专题分析。
那时候学校鼓动我们帮助党整风、鸣放、除“三害”。“三害”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共产党自个把各种坏事都轻描淡写说成是宗派主义什么的，在这之前已经有过很多运动，冤枉人了，整死人了，只不过是主观了一点，或者说是教条主义。总而言之是把自个的罪过说成是错误，而且让人家和风细雨。党委书记江隆基，当时用八个字形容北大的大字报：“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然而，随着6月初《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工人阶级说话了》，风气一下子给转过来了，前后只有十多天的时间。
因为参加“鸣放”被打成右派的人，情形也各不相同。有的人是在以往的运动中遭了冤枉。物理系53级的刘奇弟，在小饭厅门口打出“人道之光必明，三害之仇必雪”的白幡，为自己在55年肃反时受到的迫害鸣冤叫屈。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刘奇弟爱上班里一位长得漂亮的女同学，追求人家就需要献殷勤，也就是要引起人家的注意。他没有什么话可说就自己造自己的谣言，说自己加入过“三青团”什么的，还说这是秘密，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肃反时这个女同学告发刘奇弟，完了就把刘奇弟给逮了，还用了私刑，把刘奇弟吊起来逼他交待。刘奇弟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早就忘记了说给那个女同学的话。受刑不过，他只好当场在纸上写下“打倒共产党”算作罪证。交待了就可以不受刑了。
这些事都是肇恒标后来告诉我的。肇恒标本来是53级的，与刘奇弟同班，后来休学到了54级，又和我同班。他还告诉过我，另有一个同学当初参与整人，明白过来就十分后悔，鸣放时准备在会议上揭发这件事。会议主持人利用会议程序控制局面，不让他上台发言。肇恒标便在下面大声嚷嚷：“让XXX说话！让XXX说话！”这样一来就把事情说了出来。后来肇恒标和这位同学一起成了大右派。
刘奇弟被打成右派后，死在劳动教养的地方。刘奇弟是我一位中学同学的姑表兄弟，据这位同学说，刘奇弟的改正通知送到“舅妈”家里，也就是我这位同学的妈妈家里，“舅妈”铁青着脸一滴泪水都没有掉下来。等到这些人走了之后，她才哭出声来。有人说世界上有几个地方的人最有个性：第一是爱尔兰人，第二是普鲁士人，第三就是中国的湖南人。我是在湖南外公家里长大的。
二、我的一张大字报
我被打成右派，是因为写了一张大字报《怎么办——对这次运动及其前途的看法》。这与我一贯的政治认识有关，也与“5•19”之后同学们的思想碰撞有关。
1949年之前，我与家里人一样热切盼望共产党，共产党真的来了之后，我又觉得与本来想象的不同，不知道什么地方走了样，变了味。
记得1949年以后我父亲给我说过：“共产党万岁”这个说法自相矛盾，共产党不可以万岁，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是要消灭阶级的，消灭了阶级哪里还有无产阶级呢？怎么能说共产党万岁呢？！你想想，他这不是替我开窍吗？他那时候大概还没有太明白，或许是没有想得那么多。我那时候挺小，他就给我分析这些。
别人都说我怪，我自己爱琢磨问题爱分析事儿，这样一来就成不了驯服工具，我不就显得怪异了吗？！要说有人教唆我，这个人就是我父亲。要是没有这个思想基础，光是那10多天的时间，我也写不出这篇东西来。归根结蒂教给我独立思考的还是我父亲。
“毛主席万岁”这口号我也听着别扭。皇帝才称“万岁”，我1947年上小学时庆祝蒋介石60寿辰，最肉麻的话也只是“恭贺总裁万寿无疆”。
我一上政治课就犯困打瞌睡。在长沙一中上学时，有一次政治老师差一点把我的学生证收走。在北大上政治大课时，就我一个人不记笔记，不知是谁打了小报告，田昌武老师专门找我进行个别谈话，从那以后我的政治成绩就没有超过3分。试卷上没有什么错，口试时教师就凭印象给分。老师问我3分行不行，我说可以，3分就不用留级了。我们还有一个同学得了2分，因为他在口试时说过一句“你们共产党在西安事变时不敢不放蒋介石”。
尽管我平日对政治不感兴趣，十多天的时间进步还是挺大的。那些天大家就像是疯了一样。于是，我便有了许多要说的话，也就写了这篇文章。
我同宿舍有一位姓李的“酒肉朋友”，或者叫她“酒肉同学”吧，中学时代就像大姐姐一样照顾我，帮我洗衣服、缝扣子什么都干。她本来就比较长于交际，5月19日之后更加活跃，与当时的风云人物都有往来。我的小字文写好之后，她主动找来毛笔、墨水和纸，让我抄成大字报。
抄完正文，该在末尾签上名字，我却犯了嘀咕：毕竟平日里各种集体活动都不爱参加，开会也总是溜边靠后，如果写上真名实姓，往后难免会有些需要抛头露面、冲锋陷阵的事情，我可没有那样的能耐。想来想去，便写了这么一段话：“暂不署名，若认为此文有必要送入档案袋，请出布告，本人立即公布学号姓名。”
还是这位“酒肉同学”，主动替我贴了出去，并且把稿子送给了王国乡。
当时有一个《广场》编辑部，专门精选汇编大家的大字报，然后装进信封寄到全国各地。王国乡、谭天荣、张元勋等人都是骨干。我的文章是寄往全国各地的七篇“反动传单”《民主接力棒》中的一篇。
到了反右派时，正是这个“酒肉同学”告发了我。于是，58年之后学校里人手一册的“反面教材”《北大右派分子反动言论集》中，这篇文章就署上了我的名字。
三、印象最深的是人性关怀
物理系54级3班的反右领导小组，本来不想打我右派，说我只是认识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加上年岁小点儿，还糊涂，教育教育就行了。团支书记蒋邦本告诉我：“如果开批判会，你不要害怕，就坐在我身边。”后来因为那篇文章被揭发，他们不敢保我了，保也保不住了，但是仍然尽量不伤害我，恻隐之心明显可见。
1957年冬天，我搬到另一个宿舍，同屋有一个同级不同班的同学叫赵世瑾，她是赵继贤的侄女。赵继贤是吴佩孚的亲信，“二七”大罢工时是杀害工人领袖的京汉铁路局局长。赵世瑾对我特别好，反右很紧张的时候，她在反右小组里写材料。我整天气鼓鼓的不出宿舍，她就回来给我通风报信，还给我买巧克力、袜子和内衣。听她说还帮我把档案改动了一些。
在给我那个“酒肉同学”开批判会时气氛特别激烈，大家高喊“打倒XXX”，还有人骂她是“广场婆”、是女性中的败类。赵世瑾给我说她特别害怕，怕我也像那个“酒肉同学”一样受罪。我听了还很不高兴，主动找人家辩论，说你们不能这样侮辱一个女孩子。其实人家都比我眼睛尖，我才是个好心肠的东郭先生。
离开学校之前，赵世瑾给我留了地址：西直门后广平库甲20号。她妈妈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对别人讲温情，她却对我十分温情，让我不得已时去她家找她。20年间我怕连累人，一直没有找过赵世瑾。改正后我再去找她就找不到了。我还到外交部查找过她的姐姐赵世玲，那时候她是驻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官。谁都不知道这一家人到哪里去了，好像大家都不喜欢她们似的。我听说赵世瑾第二年就被劳动教养了，罪名似乎是偷窃了什么东西。
我记得我们物理系54级第3小班一共有36个人，有19个被打成了右派，已经开不起批判会了，只好请哲学系来帮助开。其实就开过我一次批判会，我那天专门把自己打扮了一下，还戴了个假项链，就像是从容就义一样。蒋邦本主持会议时一言不发，后来他说他是可以不发言的，别的同学就必须发言。
班长梁秀慧说：“燕遯符，你看你总是落后，也不主动要求入个团。”
另一个叫陈宗蕴的女同学说：“哎呀，小豆腐（我的小名），咱们在一块呆这么多年，知道你特别爱面子，你可别让人说你反动，让人说你反动多没有面子呀！”
我已经做好了受批斗的思想准备，我们班同学这样对待我，我真想不到，当时我特想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些人性关怀。给我开批判会时，我们班的人就没有说厉害话的。
当时来了不少哲学系54级学生，他们是反右的主力，肯定是冲着《怎么办》来的。也许出乎他们意料，作者是个极不起眼的小人物，个人经历和家庭背景也找不出什么毛病，本班同学又说些个对于那种场合不伦不类的话，他们好像也有点泄气，杀鸡焉用牛刀？我们同年级另一个班的积极分子却说了一句让我永远记住的话：“像你这样的，我们党就不能培养。”
我沉住了气，一直没有做声，心里却十分不以为然：“我是我们家培养的，与你们党有何相干？再说，你们党还欠着我们家好多钱呢！当年在重庆和南京，我二哥从国民党的资源委员会弄出那么多钱，不都通过我姨父姨妈交给叶剑英和周恩来了？”
这可是中国人的大毛病，只要他掌了权，别人就成了他的奴才。共产党怎么可以说学校里的学生都是它培养的呢？然而大部分人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思维方式，这就叫做“与时俱进”。被打成右派的人就是因为不够机灵，不知道应该“与时俱进”。
我们班只有4名女同学，两个右派两个非右派。梁秀慧和陈宗蕴是非右派，我和另一个同学是右派。这个右派同学是新四军的遗孤，她被打成右派后痛心疾首承认错误，结果留在学校里没有受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