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天愁地暗日月昏，千里阴风送归魂。晨朝笑谈春花事，夜卧血泊作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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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
非洲黑奴柀人贩卖到美洲去，奴隶主总得花銭去买，故还痛惜黑奴生命。因为這些黑奴是他的财产，死一个就少一个子儿。四十年前的右派分子生命不如黑奴，拥有右派的劳教单位不是花钱买来的，是上面大批大批送来的，死十个百个千个万个不损失家资，没有了上面来篇“社论”又有几千几十万的“货源”，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所以，在劳改单位的右派分子，生命亷价得不如一条狗。那些没心没肝的专政干部有句口头蝉：“死只个右派分子有什么了不起？死一个少一个，死两个少一双，挖个坑坑埋了就是。”可他们忘記了，人可以埋，生命不可以埋；罪恶可以埋，民主自由的火光埋不了。
1958年为了打通大西南通道，为毛泽东的“大跃进”壮威助阵，内昆（成都至昆明）铁路决定动工。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立即从全省各劳教场所抽调出一批年龄在18岁以上35岁以下的青壮年“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以及各种“分子”，在当年四月十五日那天组成了四川省劳改局“415”筑路支队。自此，成百上千上万“生命不如狗”的右派分子，遍布于云南省盐津县。我们这些右派多是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根本不懂得开山放炮，架桥铺路的技术活儿，唯一本钱是年轻力壮，有点气力。按理说，筑路支队应先对我们进行专业的技术培训，至少学习十天半月的筑路知识。可没门儿，一来就拉上“火线”。右派都是相信共产党话的，不相信共产党话的人决定没资格当右派。现在共产党又发下話：“劳教没有期限，时间的长短由自己表现决定。”为了“表现”哪管人身安危，谁不拿着生命去拼！可筑路支队的管理干部却很“霸道”，成天追进度、逼工期，比《半夜鸡叫》里的“周剥皮”还厉害十倍。他们多是来自于农村的荣复转军人和劳改队的干部，根本无文化教养与素质可言，管教我们的办法是一骂、二打、三捆、四吊、五批、六斗，手段极为残暴毒辣，好像他们的心肝不是肉做的。我们每天干着超负荷的劳动，时间长达十五、六个时小，晚上还要学习两个小时的“思想改造”。平常不能随便走动，纵是到一里之遥的商店买点生活用品都需报告；相互间不准探听情况或谈论案情，如果几个人纠合在一起便是“小集团”。除此，来去书信要检查。我们中一些人为了争取提前“解教”，常常告密打小报告，日子过得真恐怖！为此，工地上每天都要发生大小工伤事故，但并不影响大家干活情绪。据难友原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外科主治医师车玉生先生说，他在“415”医院作主治医生期间，每天各中队都要送来不少伤员，少则七八人，多则十多人。这些伤员不是炸断手，便是炸掉腿，有的还炸脱了脑袋，血淋淋的吓死人。现在我把眼见目睹的几件惨案写出来，留给历史。
段组长“仙女散花”
四组组长段××，改造积极分子，经常受到中队表扬。反右前是重庆一家国营工厂的车间主任、支部委员，家里有妻有子，生活过得十分美满幸福。整风中他响毛主席号召，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天条”，在一次厂里召开的座谈会发言说：“北京大学教授们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看工厂也一样。书记、厂长不懂生产，怎么领导组织工人生产？我们的厂长、书记应该脱产去学学技术，不然永远上不了台阶。”为此，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当时我在主办中队墙报。一次他私下和我聊天说：“晓枫，划你当右派千值万值，你必竟写了篇大毒草《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可我就那么几句话，还是他们再三动员我去说的，你说冤不冤？”我表面上不敢附和，笑笑道：“你反对书记、厂长就是反党啊！你没见北京那些教授，凡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哪一个跑脱了？”他无可奈何地嗯了声说；“看来这付药吃定了，可害苦了我的老婆儿子。管他妈的干它三年，我不信帽子摘不掉。”为了“摘帽”他总是拼命在前，吃饭在后，忙得快疯了。一次他们大组三小组放炮，装了12炮，只响11炮，一炮哑了（不响的炮称哑炮）。处理哑炮是件危险工作，一要技术，二是胆量，三要机警。他是大组长，负责全大组人的安全，处理哑炮自然责无旁贷。
一抹残阳血红血红，几只暮鸦在远远的树枝上凄切悲鸣。他提着一桶水，拿着铁挖耳，吸着烟，蹲在哑炮的岩石前掏炸药，不知是铁挖耳触着了雷管还是引线慢燃的原因，突然“轰”的一声巨响，黑烟冲天，只见群石狂飞。他的身躯随着冲天的黑烟，伴着腾空的岩石，像天女散花似的飞向四处。一只胳膊搭在远远的树梢上，一只大腿飞向横江边，眼耳口鼻模糊不清，鲜红的血流遍工地。我和他组里人哭着喊：“段大组长，段大组长……”没有回声，只有横江河的在咆哮。大家认为是因公死亡，应通知他家属开个追悼会。我们把情况向中队长作了汇报，中队长想也不想，冷冷冰冰地说了几句：“右派分子专政对象，开什么追悼会，叫木匠用木板钉付棺材，在山坡上埋了就是。”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敢说个不字？我恤其不幸，痛其妻儿写有一首诗祭之：
长江横江江連江，儿心妻心心更诚，
为盼解教不顾命，变着天仙散花人，
君去黄泉谁有泪？生命不値一分文！
寄语马列共产问：乐园美妙终成真。
王思贵葬身危石
他叫王思贵，和我同年，1935年5月生。1956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省灌县×局机械科作科员。鸣放时他没吭一声，是诚心诚意拥护共产党的好干部，只出身成分是个小地主。不知是成分关系或是他们单位为了完成“反右指标”，于是不明不白地成了右派分子。他说，1957年岁末，他回老家简阳过春节，与表妹谈定终身大事，准备来年“五一”节结婚。春节后他高高兴兴地回机关上班，一天人事科突然通知他收拾行李，去自贡×××地方报到。他以为是调动工作，高高兴兴地和人事科干部一起坐上汽车去到指定的地方报到，才知那是省公安厅劳改局“415”劳教筑路支队的收容站。一进门就叫他打开行李检查，然后解下裤带、鞋带以及随身所带的钱和粮票。他感到情况不对，提心吊胆悄声地问了句：“同志，我是工作调……”未等说完，检查他的公安干部黑着脸说：“谁是你的同志，我们是专政机关，你现在是专政对象，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他急了，一头冷汗，不停地声明：“我是好人，我是好人，你们可以打电话问我局里。”对方嘿嘿一笑：“好人不会到这里来。你叫我问谁去？右派分子都是不认罪。告诉你，就是你们局里定性送你来的。”他傻了，哑了，张着的嘴再说不出什么。经过十多天的“思想改造”学习，后送来19中队，不但和我同小组，睡觉还连着一个铺。开初他思想沉重，成天不说一句话。时间久了，和我混熟了，一次他悄悄问我：“黄同志，这劳教有多长时间才能回到单位？”“现在我们只能相互称同学不能叫同志。”我首先纠正他的“错误”，然后把我知道的有关劳教情况告诉他，说：“听我们单位党委组织干事讲，劳教是最高行政处分，改造好后可以回机关重新工作。至于时间长短，决定各人的改造表现。。”他听后沉思了一会儿又问：“那我表妹来信问到我，我该怎么回答？”我犯难了，如果说犯了错误当右派，对方说不定会划清界线，闹过蛋打鸡飞；不说吧是乎是在骗人。他见我犯难，想了想说：“只要时间不长，我会表现得很好很好，干活，大不了出几身汗嘛！”由于他心地善良，思想洁净似水，为人真诚守信，不久我们两人成了知心朋友。他说话算话，劳动上真够卖力，事事走在别人前面，从不拈轻怕重，组里人都喜欢他。不久，大家推举他作了组里生产安全员。所谓生产安全员，就是每次放完炮后，未待硝烟散尽，就要戴上藤帽，拿着撬棍，第一个冲进隧道处理危石。这是件十分危险的工作，稍不注意就重伤和死亡。好在他胆大精细，一直未发生过问题。记得那是1958年元旦前夕，中队部提出“苦干加实干，创造高产迎元旦”的口号，规定每组每班掘坑进度1.8米。这可是个高指标啊！要在坚硬如铁的岩石上用两臂之力掘开高2.5米，宽2.5米深的坑道，纵是机械开挖也难以完成。但中队布置下的任务，谁又敢说完不成，那不是用鸡蛋碰石头。那天上班前，我们两人沿着横江河一边走一边谈，心情显得特别抒畅。他甜甜地絮絮告诉我说，他没将“劳教”一事告诉表妹，只说暂调云南工作，大约1960年底可回家。他还说，他表妹已在做嫁妆，亲手绣了鸳鸯戏水的红花枕头和喜鹊闹梅的被面，等他一回家就结婚。我被他美好的憧憬深深吸引，希望他早日“解除劳教”，早日回家结婚。想不到这竟是一相情愿的幻想啊！
两个小时后我们组接了班，一上阵光身赤膊，大家放开双臂挥动12磅大锤，拼命重击炮钎。只见坑道里锤光闪闪，炮钎和铁锤的叩击声震耳欲聋，那被击碎的岩石化成一片雪白细粉，洒满坑道。四个小时的激战后转入填药装炮点火，不一会儿轰隆隆的炮声震得群山发抖，浓浓的硝烟填满了坑道。为了抢时间，不等硝烟散净，王思贵一手提撬棍，一手拿马灯，钻进了刺鼻呛人的隧道里。我和其他老右借此坐在洞外休息透凉，大谈“精神会餐”（“教民”们很难吃饱一顿饭，更难吃到一次肉，又不敢纵论时政，只好说吃）。不足五分钟，忽听洞内哗啦一声碎响，接着听到啊哟一声叫唤，亮光突然熄灭了。我预感出事了，一个箭步窜进洞里，重新亮上马灯，天呀，他仰卧在血泊中，藤帽飞离头部，眼孔鼻洞还在咕咕咕地冒血泡。我上前抱着他，大声呼叫：“思贵，思贵，你醒醒呀，说话呀……”他没有醒，没有说话，热热柔软的身躯渐次变硬发冷。组里十多位老右和我一样都泣不成声。鉴于上次段大组长的教训，我们不敢再提开追悼会的事，立即派人去向中队部报告。睡梦中的中队长连床也没起，不急不慢地说了一句：“急什么，天亮再说。”我们不敢违抗，把他尸体遗到一旁，又拼命抢进度去了。大家深深感到，这死的不是人，好像是一条狗、一条猪。我们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狗”，就是“阶级斗争”的“猪”啊！只是还没被生吞活剥而矣！。后来我们把王思贵草草埋葬在山坡上，没有纸钱，没有香烛，只用了一个石头作标记。我伤心至极，愤慨至极，只能在脑海里写下一首哭拜他的诗：
天愁地暗日月昏，千里阴风送归魂。
晨朝笑谈春花事，夜卧血泊作亡灵。
危石无情吞南冠，酷吏有持屠贱民。
不信秋肃长浸骨，待等冰融祭告君。
“放卫星”十六条生命
毛泽东不仅是制造中国政治风景线的大师，也是制造中国“假、大、空”经济风景线的大师。1957年反右斗争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国竟有百多万知识分子成了共和国的“贱民”（有资料说是三百四十多万，官方公布的数字是五十八万多人）。他们有的被送入监狱，有的押送到劳改营或农村监督劳动，自此再没有人敢反对共产党的施政偏差，当然更没有人敢对“伟人”心存置疑。诺大中国全掌控在毛泽东指掌之中，使他获得了历代中国统治者从未得到过的自由。在他治下的中国共产党和八亿人民，好像是个面团，想怎样捏就怎么捏。他忘满得意地又提出了“超英赶美”和“大跃进”超自然目标，以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设想。1958年8月4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在一篇《徐水人民公社颂》的报道中公然写道：“徐水将要发射亩产山药120万斤、一颗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0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的高产卫星”。刹时，“卫星”一词成了各行各业的追求目标。“415”劳教筑路支队当然不甘落后，中队部提出日掘坑道5.6米的任务指标，超过铁路兵机械化开掘任务的300%。在距我们中队十里之遥的12中队，负责横江河便道的修筑工程。这条便道把云南的大关县和盐津县连在一起，必须抢在年底通车，保证筑路物资通行无阻。便道最艰难的工程是打通猴子崖，顾名思义，凡猿猴攀登的地方不是千仞高峰，便是万丈悬崖，奇险而又峻陡，只能削山斩壁，放炮打眼，一寸一寸的争夺进度。可是支队下了死命令：要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通车。他们号召劳教人员要待罪立功，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放一颗大大的“卫星”。中队抽出一个实力最强的大组，每天分四班打眼放炮，分秒不停。隔河望去，猴子崖日夜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炮声轰轰，号子声不断。按安全技术操作，本应从山顶往下削，但干部为了抢进度，抡工期采取掏掘开挖。就是说不从山顶削下来，而是从悬崖绝壁中掏空一条路（又叫挖神仙土），这样会省去很多土石方工程。如此违规操作，等于拿生命开玩笑。中队干部们为了荣升，为了得奖，哪管右派分子的死活，天天在那里督战。路基挖出来了，山也掏空了。大约是1959年的9月12日，那天暴雨特大，一个小组正在掏空的山崖便道里作收尾工程，突然发现细石和泥浆从顶头砸下来，他们还未反应过来，一声轰天巨响，整个猴子崖向前移了十几米，几百吨的一个个巨石把滚滚横江截去一半。16名施工中的右派分子，来不及叫声爹妈，全埋在巨石重新垒起的山崖里。不仅无一生还，连具尸体也看不见，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许是仅有一次）的群体“山葬”。惨剧发生后消息被封锁，也不通知受害家属，也不向各中队告知。但是“纸包不住火”，只要是当年在“415”筑路支队的“教民”，谁不知亙古惨剧！此惨剧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常常闯入梦中。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存余悸，老是听到轰鸣之声，老是看见具具带血的残体。在我《风波万里》的组诗中有这样的记载：
天崩地坍势如雷，横水却步鬼神惊！
一山巨石截江断，几多男儿未有声。
梦里家人谁知晓？断头天涯无信音。
祸起酷吏强功利，只图升官放“卫星”。
（八）胡大学猝死厕边
他叫胡什么名字已经记不得了，只知道他是重庆大学调干生。他个儿很高，有1.85米，长得白白净净，一副典型的书生模样。他比我至少大八岁，不苟言笑，很少与人说话交谈。他是一大组二组的小组长，只要是休息时间他就躺在连那个不足60公分宽，两米长的属于他自己的连铺床位上抱头沉思。后来我通过他点点滴滴的言谈，才知道他当过国民党的远征军，可没有上过火线，一穿上军服日本人就投降了。此后回到学校读书，解放后考入西南革大，毕业后分到重庆人民银行工作，后作为调干生再去深造。1957年整风鸣放，他在一次座谈上公开为董辩护说：“董时光要反党，为什么要在1955年大老远的从美国回来？既回来又为什么要去反党？从逻辑上讲不通，除非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回来的。”想不到就这么几句话，被划成右派开除学籍送来“劳动教养”。一次我请他为墙报写稿，他久久地望着我，好一阵后才说：“晓枫，我现在成天所想的是如何早一天改造好回家去陪孩子老婆。写什么稿？你不就是写稿写出右派来的吗？小伙子，要吸取教训啊！”我语塞，不知说什么好。他拍拍我的肩头继续说：“这里是劳教队，专政机关，我们一定要少写少说，不要再惹出麻烦。我家庭包袱大，爱人又没工作，孩子在读书，一天愁死了。”
胡大学为了帮助家里，每月“工资”除去伙食费后把余下来的八元人民币一个子儿不剩的全寄回重庆老家，从不买生活用品和“进口货”（当时修铁路的粮食供应标准尽管比农场高，但也不够吃，常常觉得肚子饿。原因是没有油荤和副食品，再者劳动强度太大。打隧道全是用的铁锤炮钎，那铁锤最轻的都是八磅重，要用力重击铁钎才能把岩石打个米印。一个炮眼浅的一米，深的1.8米，可想要用多少力气？上拱发旋用的力气更大，两个人要把重达三百多公斤的拱石抬上马架，腰板常常压成了一张弓。因此，我们大多数人都把余下的钱买“进口货”，不向家里要就算好的了。胡大学身高体大，热能消耗自然比我们多）。我们渐次发现他瘦了，常背着人喝盐开水和吃折耳根（一种野菜）。一天天特热，毒毒的太阳挂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上，照得工地生焰吐火。他突然晕倒在路基上，我急忙把他扶在树阴下休息，提醒道：“胡大学，你不要太节省了，得买东西吃啊！不要饿坏了身体。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警觉看看四周说：“晓枫，你是好人，说话得注意。不要担心，我自来有贫血。”说话间，监工的干部从老远走来，他立即站起来拿上工具，又吆吆喝喝干活去了。出于关心，我把这情况向中队管生活的事务长作了报告，建议能否给他增加一点粮食标准。事务长把眼睛一愣，大声申斥道：“粮食定量是国家政策，是你能管的吗？”吓得我连声认错。没过多久时间，在一个冬天早上，起床后有人发现胡大学长伸伸地躺在厕所地边，睡觉了，跑上前不停摇拽，可他没反映，原来早已咽气了。中队长叫来卫生员检查，想把死因弄个清楚。卫生员背着药箱跑来东敲敲西按按。一敲是浊音，一按是水祸，皱着眉半天不表态。包中队长等不及了，忙问：“什么病？”卫生员想了好久才找出一个适当的医学术语说：“可能是营养不良导致心脏衰竭而死。”中队长不满意地盯了卫生员一眼，不屑地说：“什么心脏衰竭？我还不知是痨病。看着干什么，快把他埋了，免得传染人。”胡大学走了，默默地走了，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家里没有人供养的妻子和孩子。我哀其下幸写有悼诗一首：
抗日烽火逼边关，投笔从戎好儿男。
深恨报国难为死，孝忠共产敢不前？
一言失足千秋罪，负系沉冤在云南；
可怜妻儿谁供养，谁来野塚化纸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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