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明湖和立明两个可爱的孩子还是天真无暇的游戏和去托儿所。对孩子们我们表现得若无其事，没有发生过什么一样。淮海西路的家环境很高雅清洁，电影明星如上官云珠、...都住在附近，白穆(也被打成右派)住在我楼下。这里的高级生活我们不能维持下去，而且我们的工作都在市区东北角，为了节省上下班花费的时间，节省开支，我们于1960 年春迁居到复旦大学第四宿舍。物质上开始朴素清苦的郊区生活，精神上我低人一等，在医院内虽作医师工作，但遭受到共产党及其追随者的政治歧视。一般说来住院医师的工作由住院总医师排表决定，自己可以提出一些要求。我做为右派乃人民的敌人，没有自由提出自己的要求的权利，由他们这些党员老爷戎XX、麻XX、成XX...等决定。我主要一直做急诊室医生工作，很少派我轮到病房工作。对住院医师来说，做病房工作有机会跟上级主任和主治医师查病房，参加病例讨论，并带医学院见习医生和实习医生工作，业务知识水平提高很快。作急诊医师很少有被上级培养教育的机会，提高很慢，只是整天忙于实际工作，如迅速诊断、治疗和抢救；责任和风险都大，很少有机会参加学术活动。所以一直被分派于急诊室就是歧视的一种表现。 那些未戴右派帽子的一般住院医师都抢着要做病房工作，当然是党员最有优先，其次是共青团员，再次是一般的非党团员。这就形成一种风气，要得到培养以提高快就得入党入团。
在夏天黄昏时，高热病人特别多，一阵子就来上一百多个摄氏 39 度以上的病人。急诊室三到四个医生要一下子应付这么多病人，实在忙得不能开交。一个39 度的病人往往要等上一小时才能看到医生，除非热度已超过 40 度或者已有抽搐或昏迷，才可以提前看病。那些党员官老爷干部医生只管自己在楼上办公室谈笑风生，背后对人论长论短，也不来帮忙。有时候四个医生一个中班要看三百个病人，作为医师的我，3-4 小时内去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在急诊常能遇到有趣或奇特的病例：
一天清早天尚未亮，一对成年男女青年全身泥土和伤痕，由警察送来急救。原来是他们的恋爱不被党团织或父母批准，他们二人半夜登上和平公园的山顶，二人自己用绳索紧捆在一起，互相紧抱着由山顶滚下山脚，企图一起死亡而未遂。二人在山脚下呻吟，被上早班的园丁发现报警。
二十七、八岁的一位女子与家人不和，已两天多未很好进食，两日以来四肢不能动弹，坐不起来，更不能站立，说话也无声音，由救护车送入急诊室。经过检查，二膝反射极亢进，其它生命体征均正常。我立刻心中有数，这是歇斯的理(Hysteria)，又名臆症。我立即给予针灸治疗，选定几个有效穴位进行针刺。一分钟不到，立刻见效，病人马上说话有声，并且站立走路。家人连连称奇，感谢，高兴回家。
一位三十五岁左右的壮年男子在工厂伙房做 3 - 11 时中班，下班回家后吃过一个冷粽子，天亮五时妻子发现他已死亡，各种抢救包括体外心脏按摩和气管插管人工呼吸均无效。像这种天亮之前的青壮年猝死病例可以说是司空见惯。至于婆媳吵架，夫妻不和...引起女子歇斯的理臆病发作，还有服杀虫农药自杀，自缢身亡...均为常见现象。由于政治陷害和迫害引起发疯和自杀更为多见；这种事件总是跟着一批党团员把旁观者挡开，把事实掩盖起来。工厂车间里机器切断压断肢体，损伤皮肉，毁坏面容...也是不希奇的事。我就是连着多少年月这样紧张地在急诊室战斗着。
中夜班时常有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站在急诊室门口或里面看热闹，寡言少笑，有时也帮忙送病人入急诊室或去 x 光室、化验间...，工友们在吃半夜夜点心时分给他吃一点儿。我们叫他“阿戆”。有时在半夜有一个 30 岁左右的女人来劝他或拉他回家。据说她是阿戆的妈妈，又是他的姐姐：他是他的外婆和他外婆的女婿发生性关系生的。他在学校受嘲笑和欺侮，而在医院帮忙可以得到安慰。几年后我再做急诊医生时，十七、八岁的阿戆仍在帮忙。过了十年，可怜又劳苦的阿戆感动了谁，他被医院正式雇用了。
有一个冬天下午五时到五时半，接连着来了三位病人同时抢救，同时死亡。第一位在五时正，是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并发左心心力衰竭的老年女性，坐三轮车进入急诊室睡第一张床，气急、心跳快速、冷汗淋淋...立即给氧气，静脉注射有关抢救药物，但很快即心跳停止，又给予心脏按摩，无效。五时十分第二位病人老年男性患有肺原性心脏病，由救护车送上第二张床，全身青紫、呼吸困难...刚一给氧气呼吸即停止，心脏尚在博动；立即气管插管给氧和人工呼吸，但心脏又停止，已五时二十二分。说时迟那时快，第三位中年男性病人也由家人担架抬到唯一剩下的第三张急诊床上，他已患肝癌数月，已腹痛难忍数日不能进食，当他一看见两个死人他即喊叫一声：“我不行了。”马上断了气也停止了心跳，各种抢救也无效。我带了一位进修医师，一位实习医生，一位护士，一位护生和一位杂务工（兼做清洁工作和部份助理护士工作）在半小时内送走三位病人归天。这天正是一月四日农历小寒节。
中国有句俗话：“老病人过不了节气。”大概是每逢节气（一月两次，有规律地跟着太阳变化，一年正好二十四个节气）天气转变，已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受不了才会发生体质的剧烈变化而死亡，这天应验了这句话。我们忙得汗流夹背，上气接不了下气，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呜乎哀哉！
这样在政治歧视下工作， 因为我工作卖力，任劳任怨，忍辱负重，没有医疗事故，当轮流到病房工作时，还受到病人表扬，直到1961 年11月，我终于被摘掉右派帽子，而成为摘帽右派。此后，工资由28元变成61 元人民币，只与1961年的毕业生一样。以后，每当别人加工资时我的不动，当别人升级时我的也不动。 是年，我们第三孩子立新也出生在这人为的‘自然灾害’1961 年。
在1968年文化大革命后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与军宣队进驻新华医院，大张旗鼓的搞清理阶级队伍时，我又被打成反革命，美国中央情报局现行特务，关入牛棚，与医院党委书记走资派王立本，全国著名小儿科医学教授高镜朗，内科教授李沛光，........关在一起，对我在全院大会上被羞辱批斗，再进一步隔离审查，历两年才恢复名誉为摘帽右派，恢复医师工作。
这样，忍辱负重，任劳任怨的拼命卖力工作一直维持到1978年，毛贼东死后，人事科才悄悄的告诉我，我被错划为右派。虽然我已经由1962年起作主治医师16年，但这时才公开贴布告,正式由22年的住院医师升级为主治医生 (据说，世界上最长的住院医师在苏联，有18年之久，比我少了四年)；虽然我已经由1962年起临床授课与带教16年，我也才正式由临床助教升级为临床讲师；工资由61元加到68元，这不过是恢复到22年前1956年我刚工作住院医师时的工资。由1958年戴上右派冠冕，到1961年沦为摘帽右派，1978年后又美其名为错划右派或改正右派，共产党欠我的，欠被陷害为右派的人们及其家属们，太多太多。他们欠人民的这笔债，何时能偿还？何时才肯偿还？他们何时才能向中国人民真正认错？不公开认错道歉，没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只是靠镇压，怎么能建设和谐社会？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