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1952年，中央卫生部由全国各医学院的高年资学生中，抽调一些学生，到各地刚开办的中级卫生或医士学校去，担任基础科教师，应允数年后复学，仍算为原来毕业的年资，我也被抽调了。1954年我由南京医士学校病理科复学，我并非孤独一人，同班同学章XX也同时复学，我们被分配到上海第二医学院1956届丙班。这一届有四百多学生分为三班，丙班有一百三十多位同学，与原来我的圣约翰大学医科的三十四人相比，真是大巫见小巫。章XX和我补读一些临床课程，如部份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小儿科学、神经科学、公共卫生学、法医学...等，很快就于一年内学完，紧接着又于 1955 年七月起做实习一生，与邱XX、余XX、何XX...等在一起实习。除小儿科和传染病科在天主教法派广慈医院（后改名为瑞金医院）外，其它各科均在基督教圣公会英美派的仁济医院（Lester Chinese Hospital 后改名为上海二医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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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全国正在搞文字改革，由于在小学打好国语注音符号的基础，我对文字改革甚有兴趣。我订购该杂志并经常投稿，反对用俄文，建议如何用英文 26个字母为中文汉字拼音；1955 年底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最后采纳我所提议的拼音方案，可以说我还是汉字拼音的鼻祖之一呢。因此我对汉语拼音非常熟悉，这是我在做实习医生时的副产物。
在仁济医院，侯XX、宋XX、和眭XX...等是经常带教的主治和住院医师，内科主任是刚由美国回来的李丕光教授。美国回国的内科副主任心脏科专家陶清教授和正巧担任住院总医师，圣约翰大学毕业的钱贻简为我们打下很好的心电图学基础。钱不久入党并转到北京市首都医院专为高级干部看病。宋医师入党不久也调到甘肃省兰州市兰州医学院任领导工作。
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第二个孩子，但也是第一个爱子，为了表示“站立在姐姐明湖一边，明白和了解祖母”而起名立明，在原美国基督教教会办的宏仁医院（St. Elizabeth Hospital）诞生，由在上海卫生学校工作的钱XX和我一起到医院接妻和立明出院。(钱X后来复学，毕业后在中医学教研组工作，与我复学后同班同学凌XX 结婚，1985 年已升为二医副院长，后来又成为上海中医大学党委书记)。立明皮肤黝黑健康可爱，是我最疼爱的。他皮肤的发黑是妻怀孕时在南京大学助教工作忙碌只好常服中医煎药，内含大量黑色色素沉积于立明的皮内组织。八月开学后，妻回南大工作，四个月大的立明又不得已放于外公家由奶母喂养，他满周岁后也由宁波阿婆带到南京，交给第二次由山西来的母亲照料明湖和立明两个孩子。
有几个招待澳大利亚和丹麦客人以及日本大学生的机会，在二医和文化俱乐部先后举行大型交谊舞会，都叫我们这些二十几岁的男女大学生参加招待，陪舞和交谈。还一起去兰心大戏院欣赏男高音歌唱家蔡绍序和花腔女高音歌唱家高芝兰表演的独唱和二重唱，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的最好听的声乐，尤其是高的法国名歌剧茶花女中的“饮酒歌”和蔡的四川名歌“太阳出来罗嘿！”真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后来我也经常唱：“太阳出来罗嘿，喜洋洋哟！哦呵！挑起扁担琅琅彩，狂彩，上山冈哟，哟哦！”
1956 年六月实习期满后应戴上美国宾州大学的医学博士冠冕，但共产党领导的二医早已与美国宾州大学断绝关系因而作罢，我只在本届三百多同学的毕业典礼上领取了院长颁发给我的名列前矛“优秀生”的奖状。大部份同学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少数留在上海各大小医院，更少数的才留在母校做基础科教师，极个别的人留在母校附属医院做临床工作，我幸运的一人留在附属仁济医院内科做住院医师工作，与胡XX、徐XX、明XX和荣XX共五位住院医师。塞翁得马，焉知非祸，我后来却被二医党委打为右派。(荣后来入党成为共产党员和党支部书记，虽然仍与外单位的老同学相处还过得去，但在本单位却脱离了人民群众，享受特权，这是毛泽东共产党党员的必然规律。徐XX后来患肝炎和肝硬化，于七十年代即早逝。)
我与徐或胡经常做急诊室医师翻日夜班。仁济医院位于福州路和山东路交界，为上海最繁华最复杂的地区之一，急诊室二十四小时均极度忙碌：心力衰竭、高热不退、中暑抽搐、气急青紫、打架杀人、吐血便血、溺水触电、自缢服毒、半夜猝死、集体中毒、脑炎、白喉、中风、子痫、猩红热、恶性疟疾、暴发性脑膜炎、癫痫持续状态...千变万化，应有尽有，凡是医学院教科书里所能包罗的症状和疾病，几乎全部无遗地经历和体验到了。
1956 年底，上海中华医学会举办全市医学工作者新年庆祝联欢会，安XX、张XX和我演出话剧“归来”，讽刺共党干部进城后另娶年轻美貌新媳妇而置农村原配于脑后；事后再回农村办离婚。这只是针对小干部的讽刺，而大独裁者毛泽东任意玩弄年轻美貌姑娘却无人敢质问，反而有党中央和国务院保护，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老百姓点灯”。却说在那个跳舞晚会上我第二次遇到了刚三十出头的美艳夺目、娇巧苗条的电影明星上官云珠，我荣幸愉快地与她共舞多次。对于她与我跳舞是无所谓的事，早就置于九霄云外，可是对于我却是终身难忘。第一次认识她是半年前在仁济医院的青年联欢会上她 和仲星火来介绍电影南岛风云的拍摄，我在会上表演独唱蔡绍序的四川民歌“太阳出来罗嘿！”，受到她的热烈鼓掌。可怜的是不久之后上官被毛独裁召入宫中，进行了多年的断断续续的助淫药激促的老年性“性放纵、性玩弄和性发泄”。十年后文化大“革命”，上官被昏君的妖婆江青迫害自杀。蔡绍序在文革时也被陷害为只唱民歌、不唱那些肉麻地吹捧毛独裁者个人的忠魂曲，而于人间蒸发，渺无音讯。这都是后话。
于1957年初上海市卫生局心血来潮进行医院调整。仁济医院的内外科医师调往伯特利医院（Bethel's Hospital，后来变成第九人民医院)；宏仁医院的妇产科合并到第九医院。宏仁的内外科医师进入仁济医院，成为第三人民医院。共产党就是利用领导权命令下面变来变去，上面的党员干部就可以有更多机会成为新头头做官，更多权力捏到手。到了九院，与钟XX、高XX、李传福...等人合作。李XX是全国大鸣大放时敢向毛泽东提出资本家应拿二十年定息的李康年的长子，他与其父一样被打成为右派分子，永世难以翻身。
这阵子学术风气甚浓，上海各医学院和各大医院经常举行学术讨论会和临床病理讨论会（CPC- Clinico-Pathology Conference），我常代表内科的初年住院医师参加，介绍病史和朗读文献，凭着我的英文水平我经常翻阅大批美国医学杂志文献，在学术会上发表意见。我感到自己开始向做一个像爱迪生那样的科学家的道路上前进。
第二军医大学老友李XX常来医院与我交流，我也常去他工作的同济医院看他。中学同学刘XX由山西出差看我，我托他带回我送父亲生日的第一个大蛋糕，他后来也被打成右派，送去农村劳改，生死不明。医院成立一个话剧社，安XX，我，和几位年轻护士在上海艺术剧院的人民功勋演武浩导演之下，排演了“不是为了爱情”并在当时刚建造好的，富丽堂皇的中苏友好大厦公演。
一九五七年六月，大伪君子独裁者毛泽东忽然鬼心眼一动，想考验和分化知识份子，假惺惺地发命令说什么“双百方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他说他“虚心地”叫全国知识份子向党提意见。于是善良、真挚和坦率的几百万知识份子们，上自罗隆基、费孝通、丁玲、李康年...中有复旦大学的孙大雨、广慈医院的董德长...下至李传福、刚毕业的我和在大西北甘肃的穷山僻野搞地质勘察的二十岁的元元弟弟(后来也被打成右派)...都为了国家的前途而剖心置腹地提出宝贵意见。人非圣人，孰能无过，任何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提的意见都不可能是全面的。全国几百万纯厚公正、意愿诚恳的知识份子们都上了大当。毛泽东所谓发动群众，即由他发命令给他的狂热的、又丧心病狂的追随者们（也包括一些天真无知和愚蠢的人们）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他们挖提意见的知识份子的历史、社会和家庭根源，他们猪八戒倒打一耙，怪罪提意见的人。他煽动“反右派斗争”，又硬性规定每一个单位至少有百分之三（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于是善良的知识份子们纷纷落罔，被陷害成有罪的右派，多多少少的人自杀了，更多的被送去劳动改造（沙漠、农场、监狱...等），或就地改造，几百万人被重演了大暴君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惨剧，几百万个家庭被拆散，夫与妻、子女与父母、兄弟姐妹之间被迫六亲不认、骨肉不亲地划清界线。从此中国大地上漫天一片乌云遮天，偶儿有极短暂的一线晴天，但随时会有政治暴风雨、龙卷风的灾祸。 直到如今，人们以说假话为荣，说真话为傻。无道德伦理标准，唯毛泽东及其党羽说话为第一准则。“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技俩浸蚀人心。邓小平在这个恶毒的、陷害大量知识份子的反右运动中扮演着很不光彩的角色，他至死尚未觉悟承认错误，这是中共领导人的癌瘤。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