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金钟先生在《中国右派的英雄起义》一文中说：“当我们深入认识林昭之后，自然会想到：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有运动，究竟是什么性质？它的历史定位是不是已经清楚？中共方面迄今为止不改“右派向党进攻，但严重的扩大化”的定性，海外非共地区有代表性的判断是一场“阳谋”，是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更为残酷的运动。更多人相信是一场旷古未有的“大冤案”，所谓右派，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只是为了党好而提提意见罢了，因此，戴右派帽子极不公平，应予平反，还其公道。深入研析反右运动材料和中共历史，可以有一些新的看法。林昭案就是一个例子，她目睹反右运动的欺骗和横暴后，写下的大量文字，已明白显示，她对中共已从失望转向反抗，中共乃至毛泽东的理论与政策，都成为她批判与反对的对象，这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又是什么？说反右是冤案，是阴（可能是阳非阴）谋，也没错，但这种正确性只是针对中共统治者对言论自由民主运动，其矛头指向以毛为首邓小平为次的专制集团的一次反抗，只是这次反抗是带着被诱惑的形式出台的。（笔者加黑）”因而得出1957年共产党所发动的“反右斗争”，其实质是“中国右派的英雄起义”所致。我是反右的当事人，在四川以至在全国算得上一个榜上有名的“右派”，几十年一直生活在右派群体中，应是有发言权的一人。
中国右派“从无英雄行为”，更无“起义胆量可言”，和我一样全是痛哭流涕，不断认罪认错，不断相互揭发，不断争取立功牍罪，求得毛泽东网开一面的狗熊，何曾有英雄？谁又是英雄？顶到天是“不认罪”和“不承认自已是右派”而己，比如北京的章乃器，上海的彭文应，人民日报的刘衡，成都的晓枫（笔者）。就林昭而言，先初也是检讨低头，争取回到“组织怀抱”，但“组织”不让她回去（也不让凡是定性为右派，纵然千百次低头认罪，甚至揭发了它人的老右顶多监督劳动而已，因为中共已明白昭示天下：右派就是反动派。“见１９５７年１０月《人民日报》社论”），还不给再生之路，断绝一切工作的希望、生活的出路、爱情的向往，才愤而走上反抗之路直至被杀，但不能视为“起义”，如果硬要说是“起义”，那已是“鸣放”以后的事情与五七年无关。再以1962年发生在我身边的“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为证，其实并无真实的反革命组织，也仍然是“解教无望，回归无门，劳累饥饿”所致的一些不满的过激言论，也非“起义”，当局却视为“反革命惊天大案”，整个“４１５”劳教支队戒严，队队抓人，组组搜捕，个个坦白，人人过关，并辅以非人道的刑讯逼供、饥饿、诱惑等折磨手段，至使被捕者在生与死面前出卖朋友，落井下石，伤上撒盐，苟活求生，使这场子虚乌有的冤案被杀两人，判死缓三人、无期四人、有期徒刑近三十余人，至今也未“平反”，据我所知，其中绝无一个真正要推翻中共政权取而代之。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但就找不出“起义英雄”。就是笔者曾写过的《最早揭露毛泽东伪马列面目的女英雄冯元春》也不是“右派的英雄起义。”，也仍然是年轻人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冲动，言论过激而已。至于以后一些地区的劳改单位，发生过个别右派的反抗，已经和1957年“反右斗争”没有了直接关系，是重扼不堪负荷求生的本能反抗，用老毛的话说叫“矛盾性质起了变化”。因是个案这里不去探讨它。 (博讯 boxun.com)
笔者认为，发生于1957年的这场“反右悲剧”，核心问题是两个误会：知识分子的误会，以为毛泽东、共产党开明，愿意听取人民意见，改正建国以来各项政冶运动中所发生的偏差与错误，如肃反扩大化，思想改造粗暴，打压自由，蔑视民主，践踏人权，镇反杀人过多等等，而不知道毛泽东是个个比秦始皇还暴的暴君，中共是个比国民党还独裁的政党，再加之毛泽东一味真诚感人的诱惑，纷纷去“畅所欲言”，希望中共改弦易辙，结果沦为一世“贱民”。这叫“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我们右派的误会”；毛泽东和中共的误会，是把广大知识分子爱国恤民的建言、谏言、诤言、直言，视为洪水猛兽，要推翻它，打倒它，不如此难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显示“伟、光、正”的强大面目。纵观历史，横看世界，历来的封建帝王有几个是从善如流的明君？这原是农民起义军山大王的“英雄本色”，也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伟迹！爱情的最大悲剧是爱的不了解，如《茶花女》；中国知识分与中共的悲剧是在于互不认识善良与专横的本质，这就是“反右斗争”两方误会的悲剧所致，也是留给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最大的一笔残暴财富。现在的问题是这“两个误会”还未得到妥协与谅解。好在胡温体制与当今的中共，远比毛泽东时代聪明，对非暴力的、不太过分的自由言论和体制内的民主诉求，基本上不采取镇压与专政，说明中共已从革命进化到有理性的执政党。比如此次老右们联名上书顶多是不理不睬，以沉默应对，如果是毛泽东时代谁敢？不杀它一千也杀它八百，五十多万右派算老几？可是做了半世贱民的老右不少人还心存余悸，瞻前顾后，谨小慎微，仍不敢挪动半步，惟恐取消医疗劳保，减扣退休工资，甚而批斗抓捕，没有一点“与时俱进”的风范。通过此事不难看出，中共已成熟，学会了容、忍、宽、退的治国方略，再不会重蹈“５７”覆辙。中国知识分却仍然软弱，还是附在皮上的毛，仍不能成为“皮”而独立存在，其一切生活资料与生存条件，还必须依附于执政者的中共。１９９８年我去美国新泽西洲普林斯顿大学看望老友刘宾雁先生，曾直言不讳说：“欲想人格独立和思想独立，首先要经济独立；没有经济独立，永远没有人格和思想的独立！”又说“民主自由只能植根于富饶的土地，不能立于贫脊的沙丘。”刘先生当即批评我是“富人观点”，但我至今不悔。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贫困，是附在皮上的毛，一当为执政者或老板除名，只能痛哭流涕，检讨认错，除此岂有它哉？当今仅管中共在言论上、自由民主上还未放开，但至少经济上活路多了，至少可以自谋职业了，不过仍有不少人不敢面对市场，面对现实，仍愿意宁当奴隶不作自由人，怪谁呢？自由人就得为生计拼打，做奴隶当然会有安安逸逸的奉禄。所以“右派英雄起义”一说不成立。记得１９８７年秋我参予承办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发起召开的“全国中青年企业家改革研讨会”在会上飙发狂言：“如果未来的中国是政治家的中国，没有民主自由，如果未来的中国是企业家的中国，这个国家才富强民主。”为此本人一再告戒儿孙：走科技实业之路，切不要去端铁饭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