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长明转自中文网
當下中國，教育問題積弊如山：教育思想嚴重落後，教育體制陳舊不堪，教育方式與方法僵化、守舊，但其中最本質的問題，則是教育制度上的嚴重不平等。一位元西方記者曾指出：當今中國有一個不光彩的世界之最——中國教育制度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這種教育不平等表現在方方面面：有權者教育與無權者教育的權利不平等；富人教育與窮人教育的權利不平等；城市教育與農村教育的不公平；重點學校教育與一般學校教育的不公平；優等生教育與後進生教育的不公平；升學教育與就業教育的不公平；關注知識教育與關注能力教育的不公平等等。在諸如此類的這些不平等中，最為突出的問題是：由於當今中國教育資源供給短缺和城鄉居民的生活條件的差異，導致城鄉居民教育機會嚴重不平等；由於國家教育實行的重點學校制度，造成了基礎教育領域的資源分配嚴重失衡；由於國家政策性歧視所造成的教育機會不平等，產生了權貴、富人與平民的教育現實不公平。
眼下網上流行的《當今中國震驚世界的25個”第一”》揭示榜中，揭示中國的每一條世界“第一”，都讓所有中國人羞愧的無地自容，而教育問題竟占了其中5個“第一”。這5個“第一”是：
1、中國教育投資不及非洲的烏幹達，失、輟學兒童人數世界第一；
2、中國貧困家庭子弟考上大學，因為貧窮而導致父母自殺、家破人亡的案件數，世界第一；
3、中國在其農村尚存在無數失學兒童和破舊危房校舍的情況下，其中央電視臺修一座新樓預算就達70億，世界之最；
4、中國是目前世界上唯一還在針對初、中等教育徵收高昂學費的大國（其他大國都免費向其國民提供）；
5、中國大學四年學費相當於一個農民家庭不吃不喝41年的勞動所得，是世界學費第二高的日本的3倍，全球第一。
以上5個世界“第一”，集中透視出中共治下的教育制度的嚴重不平等現實。而中國政府的人權意識缺位與制度性腐敗，則在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教育不公平。
長期以來，由於中國政府的教育投資嚴重不足和“一切向錢看”的教育商業化趨勢，教育不公平的事實遍及中國。導致這種教育不公平的制度性原因在於：政府所推行的不公平教育政策。教育的政策性不公平首先表現在：資源配置失衡和教育政策中的“城市導向”。由此必然導致中國國民在教育機會上的不平等。此據相關資料顯示，近幾年來，中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比例一直徘徊在2.79%～3.32%，遠低於同期世界4.4%的平均水準。如果說，財政性教育經費的投入總量及其GDP比例體現了政府對教育事業的整體重視程度，那麼，教育經費的投入結構則顯示了政府對不同受教育主體的公平程度。中國教育資源本來就投入太少，卻又嚴重的分配不公，資源大大流於城市，而且是大城市，重點名校。廣大農村地區得到的資源很少，這種狀況對農村地區的學生構成了明顯的制度性歧視。
早在2005年兩會期間，高校招生地區間指標分配不公的問題，首次被政協委員、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二醫院麻醉科醫生、博導李志文提出，隨即引起社會的廣泛、強烈的反響。此據《小康》雜誌在一次調查中發現，不僅地方高校在招生時指標向當地傾斜現象嚴重，同時國家重點高校在實際招生過程中也存在著明顯的“本土化”傾向。例如，復旦大學約2/5的生源來自上海；中國科技大學約1/6的生源來自安徽；武漢大學約一半生源來自湖北；浙江大學約70%的生源來自浙江，北京大學北京生源的學生明顯高於其他地方。
中國政府對廣大農村地區的教育投資本來很少，卻又在具體招生政策進一步歧視農村學生。也就是說，農村學生的考分必須比大城市的考生高很多，才能有資格進入同類的高校。對此，中國前戰略與管理雜誌的執行主編黃鐘先生憤慨地指出：這種公然的不公正和不公平做法是中國過去50年計劃經濟的產物，它給中國有權有勢的人帶來了好處。高考分數線區域差異懸殊，有些教育資源豐富的地區、人均受教育程度本來就高的地區佔有了更多的教育資源。最主要的不公在於權力參與其中，為了少數人的利益剝奪了多數人公平競賽的機會。
記得作者所在的中國山東青島市，曾發生了一起轟動全國的三名高中畢業生對中國教育部的歧視性教育政策提出的行政訴訟案件。當年青島文科專科最低錄取線是509分，一般本科是539分，重點本科是575分，而北京的重點本科最低錄取線是456分。兩地分數線相差如此懸殊，因而導致了青島考生挺身維權，提出訴訟。然而，該影響極大的訴訟案件最終卻被當局壓制，不僅中共和政府控制的大眾傳媒不再報導，中國的法院也拒絕受理此訴。這反映出中國的教育不公，在本質上就是由司法不公所維護的執政不公。否則為什麼執政者會如此害怕輿論？法院又為何不敢公正審理？因此人們有理由追問：如此維護中共高幹集結所在地的北京教育優惠與特權的法律依據何在？黃鐘先生認為：“主要的高校都分佈在北京、天津、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長期以來，中國的權貴也生活在大城市，所以高等學校資源分配的不均等，也給這些人帶來了更多的好處。”
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曾有這樣一段論述：教育是附屬於社會的一個體系，它必然反映著那個社會的主要特徵。在一種制度性不公平的社會裏，不合理的歧視性教育，突出表現的正是這種特徵。我們無法想像，在一種由特權和歧視所構成的社會，可能產生民主人權的教育體系嗎？說到底，教育歧視，就是人權歧視。
此據2006年6月，《小康》雜誌會同有關專家及機構，對我國2005年6月到2006年6月間“教育小康”進行了調查顯示，民眾“對中國教育現狀的滿意度”得分只有56.8分，比上一年度又下降了1.6分；“對教育公平程度的感受”得分最低，為51.3分，比上一年下降1.5分，而且教育不平等的感受普遍體現在城鄉、地區、城市的不同收入階層、不同職業群體之間，其中城鄉和地區間的差異最為顯著。有七成以上的受訪者對投入總量“非常不滿意”。教育經費投入結構有兩大關鍵字：經費投資主體、經費投入方向。從事實上看，目前政府對有限的經費在這兩方面同時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失衡和嚴重的政策性不平等狀況，同時，在教育成本的分攤機制上，也存在著失衡與不公。現在中國4000億的教育經費中，國家投入只有20%，而學生承擔則高達55%。在這種情況下，學校收費增長幅度卻大大高於居民收入的增長幅度，這讓民眾“非常不滿意”。
如今，有超過八成的中國父母認為子女教育費用方面的支出過高，壓力太大。特別是高校收費標準太高，比外國高出近10倍，這給經濟條件差的家庭造成很大的壓力。因而不少貧困家庭的大學錄取生，不得不忍痛割愛，放棄好的學校而去讀收費低廉的學校。有關統計資料顯示，目前每位元大學生年均培養費用超過10000元，是縣城居民5～8.6年的收入、農村居民14～18年的收入。如今7個農村勞動力，供養不起一個大學生。近10年間，我國大學學費猛漲了約25倍，而同期國民人均收入增長還不到4倍。按照國際上通行的高校學費標準，學費占人均GDP的比重一般在20%左右。中國目前人均GDP約7517元人民幣，按平均6000元的學費(含住宿費)計算，這一比例就已占人均GDP的79.82%，遠遠高於國際平均水準。更嚴重的是，有些教育收費專案是毫無節制的亂收費。僅就國家發改委2006年曝光的八所教育亂收費學校看，最高金額竟達2270萬元，但這也不過只是冰山一角，而那些巧立名目，規避監督的亂收費學校，更是多如牛毛，枚不勝舉。
自1717年世界第一部義務教育法在普魯士誕生之日起，“教育機會均等”就是實施義務教育最響亮的口號。實施義務教育，本應是現代文明社會公正、民主、平等的重要標誌。《世界人權宣言》規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教育應當免費，至少在初級和基本階段應如此。”我國《義務教育法》規定：“國家、社會、學校和家庭依法保障適齡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國家對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生免收學費。國家設立助學金，幫助貧困學生就學”、“實施義務教育所需事業費和基本建設投資，由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負責籌措，予以保證”。然而，《義務教育法》已經頒佈近20年了，政府依然沒有依法辦事，履行承諾，做到義務教育免收學費，確保實施義務教育所需事業費和基本建設投資。如今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已經達到1萬億美元以上，外匯儲備也達6000多億美元，政府雄心勃勃地要“大國崛起”。但一談到義務教育，政府就哭窮，聲稱拿不出太多的錢。然而，中國公款吃喝一年要白白花掉2000億元以上，公車消費一年1000億元，公費旅遊300億美元，公務招待費用樣樣可創世界之最。君不見今天的日本，130多年前就已經實現了幾乎百分之百的義務教育。二戰之後，日本曾是一片廢墟，天皇每天只吃兩頓飯，卻要求日本政府保證讓每個學校的每一個孩子頓頓吃飽。如今把“三個代表”，“新三民主義”“以人為本”，“建構和諧社會”天天掛在嘴皮子上的中國執政者們，難道就不臉紅嗎？
中國古代孔子就提出“有教無類”的教育平等理念。現代社會，民主與平等是社會文明與進步的標志，而教育就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基礎性途徑。當教育的目的違逆社會的民主與平等的價值取向，阻礙了時代的文明與進步時，這種教育制度就必須革除。社會學家杜威早就提出：在經濟、社會地位等方面存在巨大不平等的情況下，教育給人提供公平競爭、向上流動的機會，幫助弱勢群體擺脫其出身群體的局限，能夠顯著地改善人的生存狀態，減少社會的不公平。現代社會的教育，一方面在社會流動、社會分化中具有“篩選器”的功能；同時，又具有穩定器、平衡器和社會公平的推動器功能，因此而被視為實現社會平等的“最偉大的工具”，也就是現代社會“平等化”的手段。今日社會，教育程度在很大的意義上決定了一個人可能的職業、收入、權力，決定了一個人將來的社會地位與利益，即教育會對一個人的一生有著終生的、全面的、持續的影響。這就決定了教育平等必然是現代教育的核心，是改善社會不公，實現權利平等的基本始發點。
反觀今日中國，教育本身卻在成為不斷擴大社會不公平的加速器，成為進一步加劇社會兩極分化的挖掘機。當下，中國的紅色權貴和富豪們，就是社會改革的最大受益者，無論房改、醫改、教育改革都是如此。這在某種意義上看，可以說是越改越不平等。哈佛教授大衛‧S‧蘭德斯在其著作《國富國窮》裏說：“社會問題看似複雜，也有簡化之道，只要問一句‘誰是受益者’就行。”這個問題很能說明制度的本質。如今“上不起學”，已經成為壓在中國平民百姓頭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為此才會有那麼多的怨聲載道，那麼多的辛酸、無奈甚至是憤怒。羅爾斯對教育公平的理解有三種：一是機會公平；二是過程公平；三是結果公平。而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今日中國的教育，機會不公平，過程不公平，結果更不公平。教育從本質上說就是培養人，促進人的自由發展，所有的人都應當享受無歧視的公平教育，這也是最基本的人權之一。中國教育學會會長顧明遠也曾明確指出：教育平等問題，是人權問題。一種“不光彩的世界之最”的教育不平等制度，在本質上就是沒有人權的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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