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1955年入学就肃反。系总支设五人领导组，可能因我从小参军，又从中宣部下来，让我担任班级肃反组长。上面确定我班两个重点。一是北京来的刘；一是河南来的萧。前者的问题是在中央大学读旁听生，从农村来的系肃反领导组长啥都不懂，有权又固执己见。非按现在学校为例说除上级来人，谁能随随便便拿条凳子到班里听课啊！因此旁听生就是特务。我说不是这样，过去考不上的学生才旁听。为此没少争论过，其他人清楚就是不表态。总算在我坚持下，没开除给个留校察看处分。另一位就没这样幸运了。萧同学解放前在信阳鸡公山一所地下党办的进步中学读书；后来被领导送到解放区，在东北区党委办公室当秘书。这本是十分光彩的革命经历。问题出在他早年填“干部登记表”时，参加革命介绍人他写了曾卓。曾卓原是湖北日报主要领导，又是大名鼎鼎的著名诗人；在东北，他写的是高岗办公室秘书。所以肃反领导人，辩证地把两者联系成为萧是由胡风反革命分子曾卓，派他去反党分子高岗那里来破坏革命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填表时两位都是响当当的座上客--革命领导者；谁知晓现如今一个畏罪自杀，一个成为阶下囚。我无权调查曾卓与高岗之间是否有过联系，我坚持他只是有些自夸念头。最后还是被开除，第二年平反复学耽误一年。运动结束对我的印象是右倾。因此我对政治运动是敬鬼神而远之。
随着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的深入发展，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民主运动一浪高一浪的蓬勃兴起，1956年爆发了匈牙利事件。毛称之为“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又指示全国大学停课一周学习讨论，提高水平。信誓旦旦地承诺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发言不记录、不存档等。坏就坏在不记录不存档，正因如此，它就可以随意编造胡说。不管阴谋、阳谋可顺利得逞。明明我说：从革命利益说，苏联出兵匈牙利是对的；从国际法是干涉他国内政。到反右，就张守贞一人说我反对苏联出兵，编了许多假话。结果坚持说真话的三人都成了右派，说记不得的成了中右。连当年参加会议的王支书，对此始终没有表态。该张曾问我历史人物如何写？我告之可以参考现实中人的性格和表现去塑造。他竟然无中生有的说我要写一部历史小说来讽刺当今社会！对于我即使没有他的不实之词，也是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在数难逃的事实。然而他却在这场斗争中由于立场坚定而入了党。试问像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中国到底会走向何处去？我想许多中国特色令人无法解释的怪事，从这可以看出端倪。我和中文系共计十同学贴出全山西省第一张大字报《校党委为何按兵不动》，大家逐一签名。后来我说这样太麻烦，干脆用“马后炮”代之，因为我们的意见，已经是事后之言了。后来“马后炮”成了反党集团，我也就成了核心人物。对于校党委粗暴对待同学意见，我建议画了一张“邹忌讽齐王纳谏”图，建议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的领导，应向封建帝王虚心接受意见那样。又倡议召开全校转业军人座谈会等。让我始终引以为荣的是当年我们年青一代受到良好的人性教育，谁也没有进行所谓相互检举揭发的出卖过朋友的现象；至今我们都已经步入老年，相互间的友谊都无可羞愧。不像后来人那样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即你死我活斗争得狗咬狗一嘴毛的情景。 (博讯 boxun.com)
本应享受花样年华的我，却遭遇到无情迫害，过一段不堪回首春青血泪的岁月。上世纪 80年代初，一个司法局的朋友曾同我说:“现在的犯人素质比以前下降的不是一星半点，简直就是天上地下。”可不，那时是无端受迫害的政治犯；如今全是罪有应得的刑事犯。自然会有天渊之别。我们农场里的绝大多数是国家干部和大学生.解放军总参、总政、军报的，山西省机关的厅、处级官员和仅有的几所大学里的师生。毛泽东对数学不很精通，每次运动预测和运算的都是百分之五或六七八九十的坏人和百分之八十几的好人，即一小撮与一大片的关系。中国领导不管它是几级制记算，其特色总是奖励层层扣留；处罚层层加码。解放后连年不断的运动莫不如此。而且是愈演愈烈,到最后他已经无法控制地掉了个过，成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文革初，去上海看二伯母。那里正批判著名艺术家赵丹，说他是“混世魔王”。逼问他和多少女人睡过，这是批斗会最有趣的，还必须交代够一百。斗的他没办法，就说了还有个“蓝萍”。这下把造反派弄得十分尴尬，成骑虎难下之势，只好上报中央。周总理听后非常生气的说，你们把赵丹批的神经了，开始胡说八道。立刻批示：赶快让他去治疗！实际上去疗养，等于解放了。于是上海文艺界的人士，就谈论起从前蓝萍在上海滩上许多风流逸事。上海回来，组里一年轻人准备结婚，老怀疑对象以前有过男友，耿耿于怀、整天腻腻歪歪嘟嘟囔囔，上班时迷糊打盹。怕他井下出事，我说了他：“你算老几？想当年我们说一声蒋委员长，啪的就是一个立正；他老婆宋美龄婚前，有过不止一个相好的（男朋友）。再说毛主席，了不起吧，‘世界人民的领袖’，他老婆江青原来还不是一个卖货（作风不好）。”在一打三反中以恶毒攻击中央首长江青，侮辱伟大领袖的罪名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八年。一位党的干部说“啄木鸟死在树上不，因为这张嘴！”
1976年毛死，四人帮倒台。专案组的人说我有侮辱领袖罪，不给平反。幸亏毛说了一句最高指示：我是我，江青是江青。我以此力争，终于平了反。1979 年暑假，在山西大学参加高考评卷，听说学校党委曾经到处找我。在一个下午，我随意走进了校党委办，见一个长得十分秀气的女子。当我通报姓名后，她非常吃惊地不知所措望着我。我说：你是不是以为我像孔乙己一样应该从黑板上擦去了名字！她慌乱地摇头连连道：“不是，不是！有人65年就不断的来，您……现在就剩下您一个人了。”她拿出早已打好的文件给我。我一看上面写的是“说了一些过头话。”说：“不行，不行！应该是没有任何错误言论。”她大概也为此等得不耐烦了。没有请示，就给改正了。我又让他在恢复原职务后加上“工龄从1948年12月参加革命起连续计算”她都一一照办。然后又恢复团籍，同时办理退团手续。唉，我不由得深深长叹：毛泽东啊。毛泽东，你真伟大啊！你说一天等于二十年，我终于等来了这等于二十年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