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一个只知道“摸着石头过河”的民族，不啻自甘矮化而已。事实上，今天的权力当局常被左派放在道义声讨的火上烤，实乃自食其果。对改革开放如此重大的国策居然不许学术界争论，其结果，是整个国家丧失了对民族历史的深刻反思能力。它既是体制内改革派缺乏理论自信力和理论彻底性的表现，也使自由主义右派大大丧失了应对毛主义左派的理论战斗力。
这左派和右派，本属相辅相成。他们各自都占有部分真理，又都不乏将自家真理推向极致的冲动。所以，极左与极右，常常是相通的。无论左派或右派，若没有制衡，真理也会变成谬误，导致灾难。但左派与右派，又互为“天敌”，两种思潮的共存与竞争，反倒会使民族远离极端灾祸，这又有何不好？
因此，中国政局若要避免大的反复，要走出多年的徘徊，就再也不能做压制理论学术争论的蠢事了。今天，“摸着石头过河”的调子应当停唱；“不争论”的政策应当休息，理论禁区的藩篱应当拆除，政治对学术的干扰应当停止。让左派和右派辩论起来，可采取逐步放开的方式，可选几个大学、科研单位和媒体先行试点。但是，理论开放、学术开放的方针一旦确立则不可动摇。其实，这种不回避历史和现实敏感问题的理论大讨论，恰恰是一种将历史留给历史，不为前任包袱所累的政治处理艺术。
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大转变的前夜，然而中国的思想界却似乎并未对此做好理论的准备。在官方理论界，理论仍未摆脱“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巢臼，频繁地随权力注意力的转变而转变，故大都沦为现行政策浅薄而庸俗的学术包装。在民间理论界，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尽管均从各自的角度对官方理论有所剖析和批判，但这些剖析和批判要么得不到理论的回应，要么则召来警察的传唤。是中国没有理论的需要，还是中国人不善于理论的思考？都不是。即使在体制内，在权力高层，面对汹涌而来的现实课题，也不时萌动着对理论的焦渴与期待。当“关起门”来时，即使是有限的畅所欲言，也常常不乏思维的火花。然而，没有碰撞，没有论战，没有激励，思维的火花则稍纵即逝，“关起门”的大环境，理论便不过是近亲侏儒的繁衍而已。
理论天生是思维碰撞的产儿，是思想杂交的产儿。如果说，一个民族要站在世界之巅就一刻也脱离不了理论思维，那么，若没有全方位的思维碰撞任何民族也无法产生自己的思想巨人。观今日之中国，即使是民间思想界，也是左派与右派区隔，各自在自家村落里自吹自擂；没有往来，没有交流，更没有引发全民族思想解放的理论论战。在海外，无论是老牌还是新科华文媒体，也几乎都拒绝给敏感争论提供交锋的园地，尽管其中不少在创业之初也曾雄心勃勃，以诸如“多维”、“博讯”……给自己冠名。甚至即使是明确地以批判官方一元化思维为己任的“民运”（中国民主运动）媒体，也几乎无不是凡正热火朝天争论着的话题，也就一定被视为不宜上版面的话题。那曾被视为民运旗帜的朝气勃勃的《北京之春》（前身为《中国之春》），现亦几近萎缩成了一本异议群落无奈呻吟的同仁杂志：既无引领风潮的理论抱负，也无面对论战的编辑自信，就更别说对母国政治施加影响的雄心壮志了。除了它也属于有稿费发——同样是给一个近亲繁殖的小圈子——的“异议” 俱乐部成员这点意义，已几无任何魅力。
于是，一方面，中国转型的现实嗷嗷待哺地频频叩问着理论的殿堂；另一方面，泱泱中华，无论官方或民间，却几乎无一个可让各种思潮淋漓酣畅交锋、纵横恣肆论战的自由、开放、兼容、宽松的环境。
拿官方来说，投入庞大的资源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却不知宗教化的“马克思主义”与这个主义本身无缘；禁区横陈的理论工程则与理论本身无缘；不许争论的学术研究更与研究无缘。在世界大局已天翻地覆的今天，如果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居然不重新反思当年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分道扬镳；不重新认识社会民主主义的巨大成功与超越历史阶段之“社会主义”的彻底失败；不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之必然性不可抗拒的历史唯物论原点，不清醒认识到小农平均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反动性以及它与专制复辟的必然联系；……，试问，这样的“理论工程”，能够找到导致中国百年来所走大弯路的答案吗？它能够经得起左派（毛泽东主义）或右派（自由主义）的理论挑战吗？它对解决当下中国堆积如山的问题有现实说服力、对中国的未来能有战略性前瞻吗？
由于跛脚改革产生的异化，也由于历史的渊源，近年来，中国的左派，尤其是新左派已异常活跃。还由于中国的自由主义右派长期忽视民间疾苦，蔑视底层民众，便使得左派似乎有俨然成为底层民众代言人的趋势。一些前几年大逆不道的话题，如为江青、张春桥翻案，为文革全面翻案，也因挟底层民众对现实强烈不满之势而日益成为显学，就更别说民间经久不衰、愈演愈烈的“怀毛热”，让官方冷也不是热也不是的窘态和尴尬了。再加上“不争论”政策的作茧自缚，使得中共改革派当年以思想解放为巨大号召力的道义旗帜，在今天甚至有易帜给一度声名狼藉的左派之虞。左派们高举“廉洁”、“平等”、“公正”、“理想”这些当年由中国共产党高举过的大旗，居道义制高点，对带来贫富悬殊、号称“新三座大山”压迫的官方改革路线行总体清算，其批判之猛烈，剖析之犀利，已日益在体制内外，在底层民众中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并开始对现实中国政治产生显而易见的影响。
而中国的自由主义右派，尽管曾借助于国际大势和权力青睐，在中国体制内外，一度占居了话语优势，在多年思想禁锢的中国，领风气之先，开视野之阔，不无高屋建瓴之势，更具摧枯拉朽之功。但经过八九年权力层的分裂与镇压，以及随后的官方政策倾斜，除少数流亡者和体制内外坚守者外，其多半与现行体制已结成既得利益共谋群体，故对中国现实已丧失基本的批判力。即使是体制内外的坚守者，鉴于其中一个相当大的多数抱精英贵族心态，重国际反响而轻本土民众，故对中国大众也几无影响力。再加之囿于环境和自身因素，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近亲繁殖，既不屑也不愿与左派作正面交锋，因此，对目前已初显咄咄逼人端倪的中国左派思潮，几可说是毫无战斗力。不过，近年来，在这个群落中，也开始有人渐渐对弥漫其中的贵族傲慢、宗派情怀和民族虚无产生怀疑，欲冲破其屏障直接诉诸于底层疾苦和改造民族主义而重拾自由主义的道义大旗。这个维权群体的杰出代表毫无疑问当数高智晟和郭飞熊，尽管其作为最先下树直立行走的猴子而被其它同类视为大逆不道恨不得将其咬死。
对于中国今天的思想理论状况，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乃至权力当局，都不满意。为什么？因为一个欲言又止，欲谈还羞，动辄得咎，不容争论的国度，还谈什么理论？谈什么前瞻？谈什么崛起？一个只知道“摸着石头过河”的民族，不啻自甘矮化而已。事实上，今天的权力当局常被左派放在道义声讨的火上烤，实乃自食其果。对改革开放如此重大的国策居然不许学术界争论，其结果，是整个国家丧失了对民族历史的深刻反思能力。它既是体制内改革派缺乏理论自信力和理论彻底性的表现，也使自由主义右派大大丧失了应对毛主义左派的理论战斗力。
其实，这左派和右派，本属相辅相成。他们各自都占有部分真理，又都不乏将自家真理推向极致的冲动。所以，极左与极右，常常是相通的。无论左派或右派，若没有制衡，真理也会变成谬误，导致灾难。但左派与右派，又互为“天敌”，两种思潮的共存与与竞争，反倒会使民族远离极端灾祸，这又有何不好？何况在今天，人类在反复经历了或左或右两种极端体制的比较后，已经逐渐认同一种“中道”，即第三条道路的体制。当年由恩格斯所创立和领导，并由其学生、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和伯恩斯坦所继承的第二国际 ——即现活跃于世的社会党国际之前身——的道路，就正是这“中道”或第三条道路的代表。
因此，中国政局若要避免大的反复，要走出多年的徘徊，就再也不能做压制理论学术争论的蠢事了。今天，“摸着石头过河”的调子应当停唱；“不争论”的政策应当休息，理论禁区的藩篱应当拆除，政治对学术的干扰应当停止。左派们不是要为“四人帮”、为文革彻底翻案吗？不是要全面肯定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吗？不是要重提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讨论吗？对左派的这些理论诉求，为什么要压制？为什么不容讨论？为什么不许论战？他们提出的这些问题，难道不正是国人每天都在议论着的问题？难道不正是中国共产党全党都在思考着的问题？难道不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每时每刻都被困惑着的问题？实际生活的需要，永远是理论之树长绿和学术之果坠地的原动力。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国的大国崛起理论、中国的和谐社会理论，中国的自由主义理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等等、等等，均只有在不回避左、右派的理论挑战中，在各派理论的大论战中，才可能经风雨、见世面，才可能走向成熟、结出硕果。
让左派和右派辩论起来，可采取逐步放开的方式，可选几个大学、科研单位和媒体先行试点。但是，理论开放、学术开放的方针一旦确立则不可动摇。其实，这种不回避历史和现实敏感问题的理论大讨论，恰恰是一种将历史留给历史，不为前任包袱所累的政治处理艺术。当年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止“两个凡是”口号，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快刀斩乱麻给“地富反坏右”一律摘帽，复查处理建国后所有冤假错案，……等等这一切，不正是邓小平“不为前任包袱所累”的政治艺术大手笔？正因为如此，日后才有全国轻装上阵的改革开放大进军。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面貌才大为改观。
但是，没有左派制约的右派道路，已经走过其峰值。中国今天或又到了一个“将历史留给历史”、“不为前任包袱所累”的历史关头。所以让左派和右派辩论起来，无疑将极大地激发全民族的思考能力和辨别能力，从而让举国上下在这种不回避任何尖锐敏感问题的反省与前瞻中，摆脱历史的梦魇，清醒地走向未来。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