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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艺考黑幕”的爆料者来自一位培训老师，他发现自己的学生为了能来上课，还要额外给高中老师指定的培训机构交齐学费才能出来。
南方周末记者经过一个多月的暗访、明访、调查发现，播音艺考产业链上，存在各种“黑幕”和“谣言”……而在整个过程中，无论学生是否参与其中，他们都学会了人生最重要的课程：潜规则。
被采访的人里，有学生、老师、机构负责人、考官，然而很少有人愿意公开自己的真名，用爆料老师的一句话：“我希望社会进步，但我犯不着为了社会的进步，让自己粉身碎骨吧？”
经过一年的不懈努力，山东青岛艺考生李舒终于在2016年高考时落榜了。
当大学新生陆续走进校园时，李舒又回想起自己一年前的那个选择。当时，李舒升高三的模拟考试成绩，足够考上二本高校。为了冲击一本，她报了校外培训班，成为一名播音艺考生。这种选择，被高中生称为“曲线就学”——艺考生的高考文化分数线，要比普通高考考生低得多，同样的分数，前者能上更好的大学。
李舒的“曲线就学”计划最终破产，她开始复读。“吃了一年的苦头，浪费了一年的时间。”她叹了口气，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6年，全国大约有十万人参加播音艺考，淘汰率高达80%以上。李舒心有不甘：“大家选培训机构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我不希望再有人被骗了。”
李舒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比她低一届的艺考生正涌入大大小小的培训机构，包括“骗”她的两家。新一年的艺考故事，又似曾相识地开场了。
把高分学生的信息拿来冒充一下
李舒选择艺考，是在学校里的一场“讲座”上。
学校要求所有高二学生参加“讲座”。在学校礼堂的主席台上，当地一家艺考培训机构的负责人热情宣讲，向李舒们推介艺考这条“高考捷径”。
这样的“讲座”，李舒此前已经听过三场了。每个机构负责人为了展示实力，都要秀出他们往届考上“中传”“浙传”等播音名校的学员榜单。李舒听完心动了，上网搜索，发现北京还有实力更强的艺考机构。李舒看中了一家，告诉班主任，暑假自己想去北京培训。班主任连忙劝阻：“网上的很多都是骗人的。”同时成功说服了李舒的父母。
北京的机构的确骗过人。某艺考生2015年同时达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文艺编导和电视编导三个专业的录取分数线，最终被录取。此后，北京的两家艺考机构都宣称该考生是自己的学员。
“中影艺考”在宣传海报上印出了该考生与该机构校长的合影。北京另一家艺考机构则在校区大厅挂出了号称是该考生父亲的书法作品，这家机构多位招生老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影艺考”的人是后来托关系让该考生来合影的；而“中影艺考”负责人则拒绝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应。类似的事情不是少数。四川一些艺考生考上名校后，被多家成都艺考机构宣称是自家学员，甚至晒出了考生的准考证。
刘婧曾在成都一家培训机构任教，熟悉其中套路。当年出艺考成绩时，机构领导曾让她联系考得好的学生，让对方把信息借来用一下，冒充自己机构的学员。刘婧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查也没有用。我说你在我这儿学了一天，那也算是我的学生，对不对？”黑龙江某艺考机构2014年的两位学员考取中传播音主持专业的全国第一和全国第三，招生负责人耿林发现，这两位学员的信息随后出现在山东一家艺考机构的宣传板上。“名字没有换，名次没有换，把省份给换了，他说是山东省的。”对方受到口头警告后撤下了信息。
赵忠祥给“中影艺考”题词，“助力中影”出现在公开新闻报道中。（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给高中回扣，把学生一车车拉来
去不成北京的李舒，在第四场“讲座”之后交了学费。因为听起来这家机构比前三家都厉害，而且现场交学费有6000元的优惠。
李舒后来发现，她的班主任跟这家机构的负责人在微信上互动：班主任在对方的朋友圈状态底下发了个笑脸。
一些中学与机构的互动远不止于微信上的笑脸。北广之星负责人张轲老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样的现象主要出现在小作坊式的小机构身上。北京的一些中学每向这些艺考机构输送一个学员，能获得该学员学费总额的四到六成作为回扣。培训班种类繁多，一个完整备考周期的学费平均在两万元左右。按照北京艺考培训的市场价计算，每笔回扣上万元。
收到回扣的中学老师会诱导甚至强制考生选择某个艺考机构。四川考生刘婧，因为想报的培训机构不是她所在高中指定的那家，就受到过班主任威胁：“老师说，如果你不去这家机构，我就不能准你的假，也不能让你参加艺考。最后，是我爸妈给这个老师送了几瓶泸州老窖，请他吃了几顿饭，包了点红包，才把这个事情给搞定的。”
中学老师说能“不让她参加艺考”，确实是真话。各省的艺术联考报名和高考前填报艺术类，通常会经过班主任。
刘婧大学毕业后曾在一家艺考机构任教，她到中学招生时，给对方塞了红包，请了几顿饭之后，“一张脸都笑烂了”。她对班主任当年的态度恍然大悟。
“回扣的行业统一规范最低30%。给谁呢？校长，副校长，年级主任和班主任，一层一层地刮。”成都某艺考机构负责人张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中学老师协助艺考机构招生，既能收到回扣，又能保障班级的高考升学率，因此许多老师会积极游说班上成绩不好的学生报考艺术生，轻松、好玩，又能走捷径读大学，是说辞的核心。
刘婧去的高中，每个班平均会有两三个学生被说服，有时候一个班招来十个。整个学校招到的考生，被机构“一车一车拉过来”。
刘婧最近回泸州老家，发现邻居家一个话都说不清楚的孩子，也被学校怂恿着去学了播音。“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老师同意的：你怎么去唱歌跳舞？你怎么要去主持？你不能去，你这要耽误学习的。现在为什么老师都愿意了？他又不傻，没有钱，他愿意干吗？”
如今，成都一些培训机构发展出更“文明”的做法，行内称为“养猪”。这些机构从学生高一时就进驻中学，每周开一两天艺术课与学生培养感情。等到这些学生高三时，自然而然会来机构学习。
更和谐的合作，来自类似成都锦江区某艺考机构的方式：他们与四川某县级中学等高中合作了六七年，每年这些中学把全校的艺考生送到成都去学习，学费先被中学扣下。中学与机构签订协议。“他们要成绩，比如一个高中给我们签订合同，艺考生上线率至少要达到92%，达不到，少一个点他们从学费里边扣多少钱。像这类中学，我们要把学生教出来之后，他们才把学费打过来。”该机构招生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要赚的不是学费那点小钱
机构付出了高额回扣，他们靠什么赚钱呢？方法很多。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多家艺考机构都要求学员同时学习播音、编导和表演的培训课程。“你到时候是跟考官面对面地考，不是说你的语言条件好了就能考高分了，还牵扯到好多东西，比如你整个人的形象气质，比如你的情感，那这些课程不仅仅是播音主持培训，还有形体课、表演课，这些都得上。”成都大地金玉的招生老师如此向考生灌输观念。
大多数艺考机构都会同时开办播音主持、编导和表演三个专业的培训班，这些机构负责人通常用上述理由劝说播音艺考生，让他们再报一些播音主持以外的课程。还有许多机构的负责人直接说服考生同时报考三个专业。如此“捆绑销售”，学员要交的培训费自然也从一份变成了三份。“等于你花了三份时间，做了很多的无用功。你说学播音的人，学压腿干嘛？”刘婧说。
压缩成本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播音主持专业考试考三个项目，应该上哪些课呢？首先是最基本的语音、语调、音准。然后是朗诵课，稿件播读、新闻播读。主持课，主持人得走台，要有台风。形体课得上，要见人的。写作课你得上吧，你得写东西，自己写稿子之类的。这么算下来是不是应该请五六个老师？”张雷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他所知道的小机构为了省钱，全职、兼职加扫地阿姨都不到十个人，“一个人教好几门，上午教你朗诵，下午教你语音，晚上教你主持，全部教完，然后还当班主任。”
刘婧在机构任教时发现，当自己班上的学生超过5个的时候，她就无法照顾好每个学生、做出针对性的指导，而机构领导给她每个班15-20个学生。结果刘婧没法针对性地指导，每次上课只能给一段文字，让每个人读熟，她挨个听一遍，抠一些细节。一堂课下来，每个学生只能轮上一两次。
老师人选上，大学生是最廉价的劳动力。刘婧刚毕业在机构任教时，带着20个学生封闭式培训一个月，只有几千元收入。机构对刘婧的教学要求很低，机构负责人让她试讲了一段，觉得没问题，就让她来讲课。“上课上得不好，让你问前辈们就行了，不会给你进行集中培训。”刘婧说，“我现在挺不赞成让这些刚毕业的出去教学生的，自己都还是半斤八两就去教别人，误人子弟。”
成都的翔云大河等机构更狠，给中学的回扣高达100%，他们要赚的不是学费。“成都有几家机构，房地产老板来投资。把学生圈起来，吃饭、住宿全都在我这儿，住宿费我收，饮食费，平时喝的水、抽的烟都得从我这儿买，挣这个钱。”成都艺考培训从业者包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包子见识过自己机构学员的消费能力，他上课前收学生手机，每个班有一半以上的人用的是最新款的iPhone。学生宿舍里，有的学生穿耐克、阿迪达斯的限量版球鞋，七八千一双，放了一鞋柜。这些机构不仅默许学生抽烟，还主动向学生卖烟。一盒烟的利润从五毛到五块不等，一家拥有两三百个学员的中小型艺考机构，每个月靠卖烟就能赚数万元。“住宿费一个学生一个月收五六百块钱，住的条件很好，有空调；吃饭要花一千块钱左右。加起来最低一千五，刨掉成本五百块钱，一个学生一个月最低的利润是一千，大型艺考机构有五百人，一个月的食宿方面的纯利润就是五十万。”一些艺考生也更乐意参加这种封闭式培训。“很多人不想再在高中了，觉得只要出了这个学校大门，走到哪儿都比这个强。机构跟着就会去游说家长。”刘婧说，“脱离校园生活。以牺牲文化课做代价，风险是很大的。”
2015年11月，李舒在培训机构集训一个多月，抛下了文化课的学习，2016年的高考，她的文化成绩比一年前还低，没上二本。
成都的一些高中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从2012年起，成都西北中学每年向主管的武侯区教育局申请专项经费，把培训机构的老师请到学校里，给所有艺考生上课。艺考生不用出任何学费，因此也很少有学生再去校外上付费的培训课。西北中学艺体卫处陈主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西北中学每年的本科上线率在90%以上，很少有学生把艺考作为升学砝码。通过在校培训，近年西北中学的播音艺考生也能考上浙传这样的播音名校。
播音艺考生在进行艺考面试。一些艺考培训机构推出“考官”授课，让学生混个“眼熟”，在面试时便能获取更好的分数。（东方IC/图）
“最硬的关系就是这些考官教过你”
“去中传转了转吗？”面对暗访的南方周末记者，北京某艺考机构周老师这样开场，“中传的南门隔着京通快速，天桥过去有个小区，叫珠江绿洲，小区里面有大大小小的艺考机构。现在守着中传的，有靠近双桥这边的北广之星，原来他们在中传里面；往中传的西校区走，那边去年有很多机构，再往西，还有。”
2015年底，李舒觉得自己的播音培训毫无长进，她终于来到北京。
在中国播音主持最高学府中国传媒大学附近，艺考机构扎堆，它们的卖点，是“考官班”。“中影艺考”的招生负责人告诉前来咨询的考生和家长，该机构有一半的老师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和众多传媒学院的在职教授”。
该负责人向暗访的南方周末记者播放了一段教学视频，其中出现了播音、编导、表演、舞蹈等各学科的名教授。“钱学阁，他是泰斗级的，张艺谋等一批导演都是他的学生。王江，赵薇黄晓明的老师。这是麻淑云老师，在中戏她是非常说得上话的，她是系主任。”视频里还出现了中传播音主持专业的退休教授杜青，这些老师都曾经担任艺考考官。
自从2015年被媒体曝光过之后，这些视频就没有出现在学校公开招生的材料里，只有实地询问时，他们才会拿出来。“我们有一半的课都是他们教的，”“中影艺考”的负责人点明考官班的玄机，“走艺术这一块，之前就有很多民间传言说是不是要花很多钱。五六年前是有这种，就是在考场里面老师说你给我一百万我就让你进去。但是现在反腐一直保持高压态势，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发生了。他如果做了这件事，他饭碗就没了。所以现在最大的关系其实就是这些老师教过你，看过你。因为竞争很激烈，同等条件的学生肯定我更倾向于一个我教过的，我眼熟的，我看过的。”
邻近“中影艺考”的“北广之星”则是在考前两个月请来考官。“中传、中戏、北电、浙传、中华女子学院等七八所院校的考官，严格模拟考试流程，比如说中国传媒大学的初试、复试，他给你的分数基本上就是你去中国传媒大学考试的分数。”该机构招生负责人杨老师告诉考生和家长，“我们考上中传的学生都是上过考官班的。你上过考官班的，大家多少会混个脸熟，如果一个学生可以给90也可以给95，脸熟的话我就给95，他有个印象分。”
“考试必然有其规律、甚至有一定的‘捷径’。”张轲从事过美术艺考培训工作，他认为其中考官班的套路如出一辙。美术艺考的画作，考生名字全贴在背面。十几年前，一位考官自己办培训班的时候，让自己的学员参加色彩考试的时候全部用一种特殊的画法。当年，他的学员大都顺利过关；而往后，这个老师不再担任考官了，还在模仿这种画法的学生，就很难再次获得成功了。与美术艺考不同的是，播音艺考是面试。“这些评委和考官来上课不是一次两次地上，都是一直上，记住一个人很难吗？”张雷分析其中的操作空间，“衣服是自己搭配的，对不对？没有明文规定不能戴表戴首饰，这些都是可以做标志的。”
一些培训班总要把本年度可能成为考官的人请来。“你看我们连考官都请来了，考官是给你上过课的。现在中国小孩在上高中的时候，对潜规则就有认识了，他认为他被考官看到了一眼是极其了不起的事情。”考官尚小良也被成都某艺考培训机构请去上课，他向南方周末记者感叹。
“北广之星”的普通班学费12800元，考官班学费是24800元——只有普通班的一倍不到。每年的考官班只招12个学生，由普通班学生参与考试角逐名额。“我们有的学生考两次考官班都考不上。你零基础的话，人家根本就不教。”
考官班真的存在吗？
那么，“考官班”到底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培训学校拿来骗人的？
请考官做培训属于违规行为。根据教育部办公厅2015年12月发布的通知，“严禁开展特殊类型招生的高校、内设学院（系、部等）及教职工组织或参与考前培训、应试培训”，通知中提出建立违规评委黑名单通报机制，“一旦进入黑名单的考评人员，终身不得参与各省（区、市）和高校组织的特殊类型招生考试工作”。
吸引高校考官进机构的，是丰厚的报酬。
“他们在学校挣不到太多的钱。我们给他们一个小时五六千。”“中影艺考”招生负责人对考生和家长说。
“我在大学里上一节课是65到70元，在机构会给到200元。它占我收入的大头。”成都某高校播音主持专业讲师尚小良也在成都艺考机构任教，他知道，有四个同事自己在校外办班。
“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北广之星”老师张轲引用马克思的名言，“这个行业的好坏更多取决于运营者的追求方向。”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位毕业生在母校附近办了一家艺考机构，他每年会请中传的老师到机构交流。“我是中传的老师，学校不允许我去，我不在那儿上课，我去看看我学生可以吧？如果这个学生专业课不错，读一段我听听，没毛病吧？很多东西就是这样，民不举官不纠，他们来的时候我们也尽量低调。”该机构招生负责人耿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中影艺考”播音主持培训原来放在中戏附近，2016年校方决定把播音主持做大，在中传附近开辟新校区。“调到中传附近，也是方便老师过来。”“中影艺考”的招生负责人说。
“考官其实是一个噱头，我们拿这个噱头来唬你们不懂的人。把整个学费抬高。”北京奥尔艺考招生负责人周老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些老教授们，是在最后一试，但你如果初试、复试都过不了，就算跟他们混脸熟了，那也没用。”就算考生进了终面，认识一个脸熟的教授，也只是四五个考官之一。
成都高校的考官普遍参与艺考培训，却鲜有媒体报道。“你捅到学校去，他是系主任，你能有什么办法？你捅到媒体去，成都电台、电视台、报社杂志，有一大半都是这些学校出来的，你捅过去是捅自己的老师。”张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四川属于播音艺考的大省，这样的省份会组织考生在本省先进行“联考”。对于单独组织招生考试（即“校考”）的高校，联考成绩是录取的参考；对于不安排“校考”的高校，联考成绩就是录取的唯一依据。“如果没有我们这些老师上课，谁来教他们？”四川传媒学院教授赵刚多年公开在四川各地艺考机构培训播音、编导、表演课程，他反问南方周末记者，“据我了解，很多考官和大学里高级职称的老师都在上课，这是把闲置的资源给社会提供。你不能说培训上了课的人就一定会腐败，你也不能说这个人没有给艺考培训上课他就一定清廉。”
吸引高校考官进艺考机构的，是丰厚的报酬：一小时可高至五六千元。（东方IC/图）
考官打分有猫腻吗？
尚小良2015年出任安徽省播音联考的考官，第一天中午和大家一起吃饭时，他惊讶地得知，自己组的五个考官只有两个教播音的，还有两个来自作曲系、一个来自计算机系，从四川、河北等省份的高校抽调到安徽。
下午考试时，尚小良观察旁边作曲系老师的打分，发现两个人的标准分歧很大。一些女生有主持的气场和氛围，尚小良认为是个苗子，应该把分数打高，但是他看到身旁的老师把分数压得极低。“有个男孩长得很胖很胖，我怀疑他都有一吨重，他连自己的身材都管理得不好，但我旁边的那个老师给他打的分数就很高。”尚小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后来才明白，因为那位考官是作曲系的，根据音色来判断。音色好的，统统都是高分。音色不好的，即使其他地方再出众，也是个及格分出头。
尚小良没法看到计算机系老师的打分，但是对方说话口音很重，在面试过程中都不太好意思开口。“在自备稿件这个板块，我们要求语音准确，但我怀疑这个老师能不能听出来什么是‘语音准确’。”
然而，即便是内行的播音考官，对于考试的评判标准也莫衷一是。
以四川省播音联考为例，考试科目包括自备稿件、指定稿件和即兴评述，三项各占100分，没有公开的具体评判标准。考官们打分时先定分数段，再打分。在考生朗诵自备稿件的时候，五个考官协商后确定一个分数段。如果该考生被定在80分段，他接下来的两项成绩也只能在80分段打分，否则考官违规。如果考官一定要“越段打分”，必须说明理由。
确定一个考生分数段的，赵刚认为首先是普通话水平。“普通话里面不能有硬伤，比如某个平翘舌音说不来，这叫硬伤；前后鼻音、‘了，呢’说不来，统称为普通话的字音有硬伤。还有普通话的声调必须标准。”赵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说不来”，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川话方言语序——“表达是第二位的，我们宁可收什么学生？你的普通话程度比较高，但是表达可能软一点，因为你毕竟是考大学，到了大学还要继续学习的。”
个人形象也影响播音艺考的评分。在新亚艺考，王正超发现今年整容的学员比去年增加了许多。“去年一百个学生里最多有两个，今年一百个学生里边将近十个。割双眼皮，隆鼻子，打玻尿酸。”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颜值’，但是这个‘颜值’跟社会上的理解不一样，从专业的角度讲，播音主持类的学生脸形不要太宽，毕竟要上镜，”赵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然，还有内在的气质，一个小姑娘打扮得像个少妇一样，或者有的男生文身挂着耳链什么的，都不太符合艺术学院的审美标准。那些社会习气很重的，都会影响我们的评判。”
“现在老百姓已经不太在意节目主持人的外形和语音了，”青年考官尚小良不太同意赵刚的观点，“例如‘暴走大事件’，主持人戴着一个头套，语音也不标准，语序也乱七八糟的，但他仍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内容提供者。但现在大学的培养模式和艺考的培训标准，好像都不看重这些，仍然要看他普通话是否标准，他能否调动自己的情感，这个就非常落伍了。”
尚小良质疑的这套播音主持“传统标准”，是在中国的广播时代形成的。
“自从人民广播事业创建以来，特别是1960年代初期以后，广播电视播音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必须严格按照稿件播音。”中国播音学学科创立者张颂生前曾在文章中谈到，播音员长期以来缺乏依据腹稿即兴播音的创作机会，“许多播音员，长期照稿件播音，竟形成了某种心理定势和语言定势，一旦离开了稿件，连小组会上的发言也会前言不搭后语。”198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对台湾的广播中首次推出了主持人节目“空中之友”，改变了过去“居高临下、语气生硬”的对台广播面貌。从此，大众对播音主持的需求不再局限于语音和情感，而是越发多元化。
至今，播音主持艺考没有一套全国统一的教材，也没有具体明确的评判标准，完全是主观判定，尚小良觉得这是好事。尚小良在出任安徽省联考考官的时候，就给一些普通话有“硬伤”的考生打过高分。“他们讲话的时候，两眼放光，我能看到他作为一个爱说话小孩的活力，我在学校上课也上了七年，我觉得这样的同学是非常有冲击力和塑造力的。我完全愿意为我自己打的分数负责。”
每年艺考都会流传的“换分”故事
2016年3月，李舒在联考和校考中表现平平。这时，机构向她抛出了最后的“机会”——花钱涨分。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高校考官和多家机构负责人都认为，交钱买分基本属于欺诈的说法。各省联考都对考场舞弊有监督和防范。2015年，安徽省历史上第一次组织播音联考，尚小良是考官之一。当时考官的生活起居全程有武警陪同，考场上的交流也被严格禁止。
安徽省联考直接由考官在电脑上打分，四川省联考的考官打分后则会在分数上贴透明胶或者盖公章，防止篡改。
然而每年艺考还是会流传“换分”的新故事。
2016年参加四川省联考的肖瑾发现，同一个机构有两位平时特别优秀的同学最后只考了190多分，而他们平时的模拟考试成绩是240多分。肖瑾有个从没学过播音的同学，当时报名考着玩，最后成绩是197分；而机构里那位专业、外貌、身高都比较出众的女生，只考了192分。与此同时，与肖瑾同机构的还有一个长得挺白的男生，语音基础特别不好，说话的时候有一股方言，最后考了246分。
个人当然没法判断“换分”是真是假，就着这个传言，多家艺考机构老师会欣然推出“提高分数”“包过线”的服务，当然，你也得再多交几万甚至几十万元。对于已经付出了两三万元的学生和家长来说，更多会选择“宁可信其有”。
“其实我相信在艺考过程中，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猫腻。真正的猫腻在培训机构那儿，要是哪个老师跟他的学生说，你的分数被换了，他的分数到底有没有被换，没有人知道。”刘婧认为，机构老师很乐意传播“换分”的谣言，相信的人，可以多赚他们的钱；不相信的人，如果考试失利，机构也可以为自己的教学失利卸责，“现在就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分数被换了，每个人都对艺考失去了信心，都想着去拿钱，这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我难以想象有人会如此无耻地把潜规则当做规则来向考生宣告，他面前的是一个高中生，法律上面还属于未成年人，这些影响对未成年而言是挺可怕的。”尚小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最终，李舒没有交钱。而跟她同机构的一个男生报了学费28万的“直通班”，最后考上一所河南高校，在某些省份的录取线是三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