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乍一见香港《明报》记者的报道，就觉得有点不对头。我难以相信孔庆东会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看到孔庆东支持章诒和出版自由的声明，感到如释重负。不同意别人的话与不同意别人说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为，孔庆东把握了宪政民主的底线。
“我们就是要像精卫填海那样，闲着吃点爆米花，有空就喊两嗓子。有人民大众当我们的‘金嗓子喉宝’，怕个毬啊。”“自由的花园是要靠千万勇士多牺牲一点个人自由才能灌溉出来的。”“任何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文化理念，也有权利批评他人的立场和理念，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知识分子与章诒和的心都应该是相通的。愿我们大家的努力能够给中国带来更博大的、更阳光的写作和批评空间！”孔庆东这些话，讲得非常好。我举双手赞成。尽管我不同意他说过的其他一些话。
在民主社会中，左派和右派（更准确的说法是中左和中右）是驱动社会发展的两个轮子，缺了一个轮子，现代化这部车子就会趴窝。秦晖说：“在宪政民主条件下，‘左’有左的道理，‘右’有右的好处。而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更是正常现象，并且是有益的现象。‘左’的时候福利、平等和社会保障受到重视，国民可以真正享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左过了头，竞争不足效率不高，选民又会推‘右’派上台，自由竞争，鼓励投资，提升效率，社会得以真正获得‘自由主义的生命力’。待到竞争过了头，贫富分化大，选民又回过头选左派。反正不管谁上台都是民意使然”。“这样的‘左右循环’我也好有一比，谓之‘天平’效应：那天平的两端晃晃悠悠，但都是在一个公平的支点附近左右摆动。天平因此在许多文化中成为公正的象征。”
在争取民主的事业中，左派和右派是携手并进的伙伴和盟友。我在过去的一篇文章（王思睿：《共同底线与宪政平台》，2004年）中曾说：
当发达国家的左、右派在宪政平台上纵横驰骋、各显神通时，中国的左、中、右派能不能首先为搭建宪政平台而携手呢？笔者以为是可以的。上述三派都是在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中期才正式“浮出水面”的“新思潮”，不同于传统的极右和极左的极权主义、全能主义。左派对于大部分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均不反对，他们只是对一部分经济自由表示质疑。右派虽然对“镇制力量”有所偏爱，但也知道那是缺乏“政治合法性”的，民主化是迟早的事。也就是说，这三种思潮还是有很多“重叠的共识”的。从以往的历史实践来看，共同底线的立场，曾经是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联盟的基础。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宗师普列汉诺夫的话说，那时这两者的关系是“分开走，一起打”。当时的人们在为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主张的那些价值而奋斗，而抵抗那些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两者都反对的东西（专制制度等）。以公正与宪政的共同底线为基础，形成左、中、右的连线或联盟，这是许多人都在争取的一个目标。在转型时期，为了达成左、右派都能认可的大宪章，中派或许需要作出一些让步和妥协，例如按照左派的意愿，对经济自由作出某些限制；或者按照右派的意愿，对直接民主作出某些修正。本文所谓的大宪章还不是指宪法意义上的“大宪章”，而是指能够获得尽可能多的政治思想流派支持的思想宪章、民主化议程和改革目标清单。中国思想界首先达成大宪章，是今后通过圆桌会议社会协商，制定宪政民主新宪法的前提条件。
在上文所说的“大宪章”中，言论出版新闻自由无疑是排在第一位的，也是最没有争议的。让我们团结起来，为争取《世界人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人权——言论出版新闻自由而奋斗。
2007.1.25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