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党员刘巧琳转自2015年11月20日(博讯2010年12月28日发表)
农民工失业是一个无法准确界定的现象，也许比城市失业现象、农村无业现象更加难以把握和描述。因为这部分人从城乡两个角度都难以把握，观察研究者难以瞄准。大致上，我们主要观察以下两类人群：一类是失去原有工作但未找到新工作者，其中包括失业返乡与失业未返乡者；一类是已经离乡外出但是未找到工作者，其中包括就业形式不确定者。尽管分类简单，但实际上失业农民工的组成成分甚为复杂。在 “就业难”与“招工难”“、民工荒”之间，农民工常以返乡待业或留城待业、间断性就业的形式存在，在地域分布、行业分布、就业方式等方面呈变动不居状态。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当下的农民工失业现象又有新特点，失业对于社会的影响也趋于复杂。
一、失业新表现 (博讯 boxun.com)
这种新表现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外出不等于就业，失业不等于返乡。基于此，与过去那种找不到工作即返乡，或者农忙和节日的规律性返乡和外出相比，现在农民工流动的规律性已明显改变。与此同时，处在流入与流出之间、就业与失业之间的农民工群体不断增大，这个社会群体的边缘性色彩更加丰富。
农民工失业的新特点，在金融危机期间有充分展示，但是金融危机缓解后，这些新特点依然存在，只不过数量规模有所不同。据政府的统计数字，2009年初，中国1.3亿外出就业农民工中，有15.3％、近2000万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且没有找到工作而返乡[2]。城市中失业未再就业亦未返乡的农民工数量无人统计，生活状态无人知晓。实际失业返乡农民工数量应多于2000万。根据我们2009年11月对651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因失去工作后城市生活成本太高、返乡等待时机的农民工仅占总数的40.9%，另有30.1%因外出务工赚不到钱而返乡。受金融危机影响，家庭装修人员、运输货车司机、货物装卸人员、机械维修人员等，拿不到工钱成为“家常便饭”。但是，失业也不等于返乡，许多失业农民工选择继续在城市寻找就业机会，或靠打零工以维持生计。在外出就业方面，通常的统计方法为，根据农村外出劳动力数量以确定农民工数量，假定离村外出即为务工就业。但事实上，近两年出现的一种常态化现象是，从农村看，农民已经外出，但从城市看，并未就业。外出不等于就业。
我们的调查显示，已返乡农民工中，59.1%等待时机再次外出。在无外出计划的返乡人员中，有52.3%的农民工已就近就地转移，另有36.5%已准备或开始创业。通常，很多人说“：农民工没有失业问题，实在找不着活就回家种地。”但是，现在的农民不是以前的农民，现在的土地也不是以前的土地。农村人均耕地普遍不足半亩，农业收入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生活需求。多数地区，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已超过农民总收入的65%，21.3%的父辈农民工靠体力活供子女上学。外出就业与农业耕作双管齐下成为农民现实条件下的生存方式。一些农民工在城里“混饭吃”，打散工、零工，也不愿返乡。多数农民工的就业原则为“先出去再说”。2009年3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报告指出，农民工返乡再次外出，仍处于找工作状态的约为1100万人。这个数字虽然随着经济增长的企稳回升有所减少，但是，根据对局部地方的观察发现，处于找工作状态或者不稳定就业状态的农民数量一直是比较庞大的。
“失业不等于返乡，外出不等于就业”的新特点，意味着另一农民工群体的出现，我们称之为“隐性农民工”。“隐性农民工”即那些没有正式就业，也没有返乡，就业状态和生活状态不稳定的农民工。这种“隐性农民工”的组成成分比较复杂，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失业未再就业也未返乡者、新流入未就业者、未就业农村籍大学生、半失业状态的自由职业者等。此类人群随处可见，菜市场里搬菜、卸菜的人，工地搬砖、卸沙的小工，蹲在街边等待做体力活儿的人，小区里推车收废品的人，还有一些在网吧上网、混日子的人。根据我们在杭州、天津等地的几个社区街道的调查，“隐性农民工”在一个社区或者街道通常会有几十个，成为社会治安隐患。这些人中，有的无正常生活来源，或依靠过去积蓄，或依靠亲友接济，或依靠偶然有工可做。也有的人一天做3至4份工作，在社区内做保洁员、收拾废品、装修队做小工、做送奶工等，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生活工作不稳定，经常处于今天不知明天做什么的状态。
在就业不稳定的农民工中，有一部分人采取比较消极的生活态度，即“混日子”。这些人以新生代农民工居多，但并非新生代农民工的主流。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土地的热情并没有完全丧失，但土地已不能给予他们安全感，更不能带给他们人生实现感。新生代农民工毫不掩饰地承认对于融入城市的向往，但更为理智与清醒地面对难以融入的现实。我们发现，这些混日子的新生代农民工大致分为两种，均很焦虑与矛盾。一种为有过就业经历的，却对就业丧失信心与耐受力；一种为没有就过业的，表现为与社会格格不入，难以适应。他们往往因恐惧、慵懒、禁不住诱惑，因美好期望与残酷现实的巨大落差，因缺乏城市认同感与安全感，而不愿工作，有的甚至从根本上排斥并拒绝工作。事实上，这些青年人在农村与城市都很难找到发展空间，但是，城市与农村在物质与精神享受上的巨大差异使他们默认，与其在村里“混”，还不如在城市“混”。这就出现了规模可观的“混”在城里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二、失业发生机制
农民工失业原因是多元的，从农民工角度来说，有主动失业与被动失业。主动失业即农民工主动离职，或闲暇无事，或另谋职业；被动失业为农民工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两者有重要区别，前者体现了农民工自主选择的权利，而后者往往反映了农民工权利受损。
结构性失业”是关于失业现象的一般化解释。从国际经验来看，结构性失业主要是由于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等)发生变化，现有劳动力的知识、技能、观念、区域分布等不适应这种变化，与市场需求不匹配而引发的失业。另有解释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些部门发展迅速，有些部门正在收缩，有些地区正在开发，而有些地区经济正在衰落，这也足以引起一部分人失去工作。而对于年龄、性别和外来人口的歧视也会造成结构性失业。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出现“失业与岗位空缺”并存现象，即一方面有活无人干，一方面有人无活干。结构性失业应是长期、普遍存在的，也通常起因于劳动力需求方。这个理论似乎解释了我国农民工“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现象，但是，农民工失业问题又有独特的复杂性。我们通过调研发现，劳动力自身文化与技能欠缺，确实影响其就业适应性。但是，中国庞大的加工制造业，对低级劳动力有巨大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招工难”又有明显的特殊性。原因主要是，农民工对于职业与行业的认知与选择，是农民工对于工作条件等考察后的主动放弃，是行业、企业不适应农民工的就业要求，而不是农民工在职业技能等方面不适应这些行业、企业。
在金融危机时期，农民工失业现象明显，被动失业是较为多见的原因。工厂停产、倒闭，老板携款逃跑，大量降薪裁员等，是企业与工厂等常用以维持生存、保护财产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工的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劳资纠纷明显增加。除此之外，农民工就业与权益受到企业与工厂新手段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的失业有两种特殊的机制。
第一“，隐性失业”。隐性失业即工厂开工不足，工人即使上班也不能享受应有待遇。在东部[3]，我们调研的四个工厂中，均存在此现象。基本情况是：农民工平均工作时间远少于金融危机以前，每月最多领取最低生活保障费用，800元左右为上限，工资减少1/3以上。偶有加班，也没有加班费，只计算为调休。金融危机前，农民工在工厂中就像机器，不能随意说话，不能随意喝水，不得接听电话，不得请假，上厕所的时间也有严格限制。当工厂订单减少时，农民工在没有接到通知的情况下不得进入厂房。农民工的处境是，留下难以维持生计，离开则再就业希望渺茫。我们调查的一个工厂，用工规模400余人，因不接受工厂工资待遇大幅下降而辞职的农民工约有60人，其余的均留厂等待开工复苏，但待遇大大降低。原来加班时工厂管饭，现在餐费自理，生活成本提高，农民工难有积蓄甚至入不敷出。隐性失业较农民工失业返乡更为明显，数目更为巨大。有的工厂，甚至不按时发放或少发放工资，理由也较为多样，有的以帮助农民工代管为由，有的以帮助农民工积蓄为由，有的以每月发放必要生活费，其余年底统一发放为由。总之，农民工没有“享受”失业“待遇”的资格，更不敢面对没有收入的生活，被迫处于“隐性失业”状态。现在看来，这种隐性失业状态的出现，政府不无责任。在金融危机时期，有的地方政府向工厂下政策、发文件，要求企业不裁员、少裁员，裁员要向政府提出报告与申请，虽然政府是出于好意，但却给了企业钻空子的机会，致使农民工权益受损。
第二“，软裁员”。即企业不直接裁员，而是通过其他方式迫使工人自动离职。主要做法是换动岗位，将原有较高收入的工人调至较低收入岗位，将技能较低的工人调至需要某项特定技术的岗位，将较清闲的农民工调至工作强度较大的岗位等。这种调换造成了农民工面临克扣工资与受指责的困境，产生抵触情绪，或无法适应，不得不失业。“软裁员”主要是企业针对其不再需要的农民工，特别是那些有职业病倾向的农民工而采取的措施。我们调研发现，稍有规模的企业会对农民工进行年度体检，体检后发现有职业病倾向的农民工，先安排其带薪休假一个月，给予最低生活补助，一个月后症状未消退的，将其换岗，“软裁员”再次实施。农民工只得辞职离厂，身体却留下了隐患。企业的这种做法主要是为了逃避职业病为其带来的麻烦与损失。我们调查发现，在长三角地区某600余人的工厂中，70余人在金融危机渐退时因“软裁员”离去。一些四五十岁的农民工也表示，他们在30岁之前大多在电子、服装等加工行业企业就业，由于长期用眼疲劳，当他们视力下降时，工厂便会将他们调动岗位，甚至找理由辞退。
三、失业的社会影响
世界范围内的通常经验是，社会稳定需要一定的就业增长作为支撑，大规模失业将带来社会不稳甚至政治动荡。在中国，有一种说法，经济增长如果不能保持在 8%以上，就业将出大问题，社会稳定也将随之出现问题。但事实上，这个标准并没有严格的实证研究支持。更具体地说，失业如何导致社会不稳定，其发生机制如何，并没有有说服力的经验研究。但是，结合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期间对农民工失业现象的研究观察，包括在企业、有关政府部门的访谈，及对若干案例的分析，我们发现，失业在三个方面影响稳定。
其一，失业导致劳资纠纷增加。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不论是直接裁员还是软裁员，员工与企业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在此过程中，员工因种种不满与企业发生纠纷。这种纠纷有的表现在农民工与企业之间，有的则表现在农民工与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特别是通过政府劳动争议处理部门的工作直接表现出来。以杭州职工法律援助中心为例，2009年其直接受理的劳资争议案件比2008年增加了一倍多，由1200余件增至2600余件。另有一部分纠纷则表现在社会组织上，如员工通过老乡、朋友等非制度化资源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特别是，劳资纠纷增多时“，土律师”代理案件增多。这潜在或直接增加了农民的自我组织程度，对于政府的社会控制有明显的消解作用。
其二，失业导致违法犯罪现象增加。我们发现，失业或“就业难”现象导致了部分农民工的“非法生存”。一些人在生活无着时，往往以小诈骗、小偷盗等不正常方式度过生活危机。部分失业或“就业难”农民工被动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在一些地方，失业与“就业难”农民工是犯罪团伙、传销集团等拉拢的对象，他们有的在威逼利诱下误入歧途，有的则是迫于生计压力。东部某市2009年出现了“X山盗窃帮”[4]，成员均以“盗窃”为生，外出犯罪容易被社会舆论视同于外出就业。除此以外，有的外来务工人员失业后，在无法就业、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骗、被打，最终成为流浪汉，甚至神智不清。这些现象说明，失业在影响社会的同时，更侵害农民工群体。
其三，失业导致群体性事件中的破坏因素增加。近几年，群体性事件有个新特点，即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成分复杂化。过去，事件参与者是直接利益相关者，现在，参与冲突抵抗的人员出现了泛化现象。实质上直接参与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利益相关者，如征地问题上访中那些直接被征地的人，交通事故中的事故当事人；而另一部分并不是事件的直接当事人，甚至与事件毫不相关。这些无直接利益者，经常是事件升级，包括冲突激烈程度升级、冲突规模扩大等的主要推动者。他们参与事件的过程，一般是从围观、旁观到直接介入，但介入的程度不同，如直接参与冲击政府人员或办公场所，破坏警车，甚至在混乱中哄抢商店摊点等。从几个事件来看，这些参与者中相当部分是完全无业或者无稳定职业者。当然，这些人本身参加事件的深层动因需要深入研究，但是从身份与社会分层来说，无业或者半失业状态是一个重要特征。
结 语
调查发现，农民工对于失业有自己的看法，他们经常不认同通常的“失业”定义。在他们看来，缺乏保障的进城务工，本来就是间歇性的，不断跳槽意味着一种潜在的保障。失业有时对于农民工而言是调整与重新选择的休整期。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在从加工业进入服务业的过程中，都经历过或长或短的失业期。尽管外出务工或者耕作务农是农民的自由，但在现实条件下，农民需要在本地务农与外出就业的双重保障。同时，无论是主动失业还是被动失业，都使农民工变得更加清醒。他们开始更加自觉地拒绝不公正的待遇并争取自己的权利。
农民工对企业或者行业存在反感与偏好的选择。通常，在外资企业中，农民工最反感的是日、韩、台企业，较有好感的是欧美企业；在民营企业中，规模越大的企业越受欢迎，在外来民营企业和本地民营企业中，倾向于选择本地企业。相对而言，最受农民工欢迎的是国有企业。农民工的选择取向，取决于企业在多大程度上尊重农民工的权利。考察部分加工企业，使人联想起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其机械程度、劳动强度、强迫程度与电影中的工人多有类似。如果农民工在此类工厂中长期工作下去而不觉反感、不思离去，那才是不正常的，甚至说是违背人性的。
农民工不愿在企业的压力下变成机器人，拒绝是在所难免的。但是，由于生活压力与自身条件限制，有些农民工虽然无法离开加工企业，但会在不同工厂之间徘徊、来回跳槽。此时，在一些地方，用工单位对付经常跳槽的员工的方法是，若干不同工厂常联合起来拒绝录用他们。于是一种特殊的经常失业的，甚至不断在不同地方间流动的人群出现了。“民工荒”与“招工难”现象，对于企业和社会来说是一个难题，甚至是一种困惑。但对农民工而言，这不是一个问题，也不费解，是他们理性选择的结果，某种意义上，也是农民工觉醒并重新选择生活模式的开始。所以，企业需要反思用工行为，政府也需要反思监管机制。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