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党员刘巧琳转自2016年5月4日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0月29日 转载)
（博讯编者按：官方全国800万失业人口不攻自破，仅这个地区就5000万待岗，他们不算失业吗？）来源：中国财经网 (博讯 boxun.com)
坐在一群眼巴巴望着他的人中间，黄东文显得心事重重：从东莞回到家乡快半个月了，是重新外出打工，还是就在家门口的工厂再就业？
10月17日，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高板镇。13个曾经跟随黄东文一起走南闯北的农民工被召集到黄家“开会”。
据了解，9月，金堂已经有近5000名农民工从外地返乡，金堂正面临一场返乡民工再就业的大考。为此，金堂县实施了“回引工程”，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
案例
倒霉的事并不仅仅属于黄东文一人，在他打工了10多年的珠三角，数以万计的中小加工企业正遭受着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冲击，不计其数的制鞋厂、服装厂、玩具厂纷纷关门。伴随企业的关门倒闭，还有众多打工者梦碎的声音。
突然失业的黄东文
闹哄哄的会场因为这个糟糕的消息而安静下来。人们开始沉默，大口大口地喝茶，或者埋着头抽闷烟。
一向直言快语的黄东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吞吞吐吐，他十分沮丧地告诉大家，东莞打工的那家工厂突然倒闭，他们全体失业了，并且还有两个月工钱没有结算。
黄东文等农民工是半个月前从东莞返回金堂的，因为原来的工厂一直停工待产，决定暂时返乡，哪知等来工厂关门的坏消息。
黄东文很想将自己一手带出来的这批人保住，这批人几乎全是他的亲戚、朋友或者左邻右舍。从10多年前做建筑小包工头开始，他们就跟着他一起走南闯北，成都、惠州、东莞，一直没有分开过。但现在看来，这个愿望恐怕难以延续了。
黄东文还表示，现在要找到合适工作并不容易，所以他不打算再去广东打工了，而准备去金堂本地的几家企业看看，那儿正在招工人。至于其他人，去广东还是其他地方，可以自行决定。这个10多年来一直牢不可破的小群体，正在一步步分崩离析。
放“长假”的唐先琼
“本来不想回来，但原先在虎门的那家服装厂要‘放假’到春节，只好回来重新找工作。”10月20日，金堂县隆盛镇的唐先琼来到成都宇辉劳务人才市场，参加一场专门为解决返乡农民工生计问题的专场招聘会。
虽然当天有几十家企业参加了此次专场招聘会，并提供了几百个工作岗位，但唐先琼却表示“先看看再说”,她摇摇头说，相比在广东虎门打工时近3000元的工资水平，成都差不多低了一半。
此前，唐先琼在虎门一家服装厂打工多年，早就是经验丰富的熟手。对于一位优秀的熟练工来说，是什么原因让她失去了这份不错的工作？
唐先琼自己也有些不太明白，去年厂里还在闹“民工荒”，天天都在招人，只要你稍微有点技术，根本不管什么学历，就可直接进厂上班。为了能够招到工人，各家企业都使出浑身解数推出各种优厚待遇来吸引工人。“免费提供食宿、提供夫妻房根本不算啥，有的企业还为农民工推出了带薪年休假，甚至还可以为农民工报销往返家乡的飞机票。”唐先琼说。
然而仅过去了不到一年，农民工们又开始大量失业。“变化太快了。去年还在闹‘民工荒’，今年就找不到工作了。听说是金融危机造成的。”虽然唐先琼并不太明白什么是金融危机，但她知道她所在的服装厂长期做贴牌生产，产品全部出口，主要销往欧洲市场，最近工厂接不到单，结果只好“放假”了。
唐先琼联系曾经高薪挖她做半成品部主管的泉州一家服装厂老板时，已经无法取得联系了。而泉州很快也传来了坏消息，那里同样有很多企业“吃不饱”，只能停工待产；一些在泉州打工的金堂人也开始陆续返乡。
而像唐先琼一样在沿海地区打工的农民工，在找工作连连碰壁之后，返乡的农民工明显增多。
集中返乡9月5000农民工返乡待岗
作为四川著名的劳务输出大县，金堂县全县80多万人口中，有超过18万人常年在外务工，每年创造了超过15亿元的劳务收入。仅以广东东莞厚街镇为例，这里的金堂籍打工者就有3万多人。
来自金堂县劳务开发办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9月份已经有近5000名金堂籍农民工返乡，这个比例较去年同期上升了25%左右。陈华明告诉记者，10月份，金融危机对赴沿海打工的农民工影响最大，有不少沿海的制造型企业濒临破产，届时返乡农民工的数字还将继续上升。此外，目前还留在沿海观望的农民工还不少。相关人士预测，春节前的这段时间，返乡潮将更加严重。
成都宇辉劳务人才市场的数据统计，该市场近期农民工求职者同比增长30%，他们大部分是珠三角、长三角一带的出口型制造企业的返乡民工。宇辉劳务人才市场经理龚玲告诉记者，9月以来，农民工求职者就不断增多。最高峰出现在10月上旬，数量较去年同期上涨了30%。
“这些企业无疑都和美国的金融危机有关系”，龚玲说，“近期成都劳务市场上的农民工求职者开始增多，而且这一数字还在增加。”
政府欢迎“回引工程”鼓励回乡创业
与此同时，金堂县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制衣、制鞋、纺织印染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仍然开工不足，各类技术工种均有较大人才缺口，这也导致金堂县有关部门正在大力实施人才“回引工程”。
记者近日走访金堂县九龙服装工业园时看到，相比沿海那些破产倒闭的企业，这里受金融风暴的影响要小得多，大门口仍然贴着“长期招工”的启事，且开出了众多优厚条件。针对金融危机中的沿海农民工，金堂的众多劳动密集型企业正在深情呼唤“你快回来”。
然而，本地企业报酬普遍较沿海偏低的事实，对许多农民工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内地跟沿海相比，工资收入的差距其实正在缩小。像服装工业园的熟练工人，都是基本工资加上计件工资，干得好的每月也能拿到2000多元。”陈华明认为，最重要的是，以前农民工在省外打工，一两年都回不了一次家；现在在家门口打工，挣钱的同时兼顾家庭，这对许多农民工有不小的吸引力。
政府更希望外出务工人员能够回乡创业，实现由普通打工者向创业者的转变。为此，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鼓励返乡创业的优惠政策。据介绍，自从金堂实施“回引工程”以来，已有近7000人回乡创业。在本月底，金堂县劳务开发办还将赴珠三角地区，希望多回引一批有技术、有资金、有项目的农民工回到家乡。
“平时回引这些人才要麻烦得多，在金融危机席卷东部沿海企业的时候，我们认为正是回引的好时机。”金堂县劳务开发办的陈华明说。
记者观察:金融风暴只是催化剂
这其实是一场潜伏已久的危机，来自大洋彼岸的金融风暴，只是大大加快了危机爆发的进程。
那些长期积重难返的加工制造企业，长期以来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出口受阻等不利因素的多重夹击下，利润早已变得纸一般薄，其盈利能力令人忧心。
事实上，早在去年，就有公开消息称，广东地区五六千家鞋厂中，有1000多家倒闭。这一项调研数据也将珠三角制造业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随后，玩具、纺织、服装、家具等多个劳动密集的加工型产业，也相继引发了一系列的“倒闭潮”。在此之后，才是金融风暴的袭击。
在金融风暴中，中国脆弱的代工企业受到的伤害最大。那些技术含量低、没有核心竞争力的代工企业，死得也最惨，比如号称全球最大玩具代工生产商的合俊集团。
同样以占据世界玩具生产7成份额的中国造玩具为例，一份公开的中国海关报告指出，今年以来，国内原材料和人力成本上涨、人民币加速升值、融资困难、出口退税率下调，加上国外检测费用增加，这些都是导致中国玩具企业大规模倒闭的原因。
产业转型的不断推进，迫使部分珠三角企业要么转移到内地的西部，要么转型，提高自己的研发能力，拥有核心竞争力。有数据显示，有50%左右会选择到内陆省份设厂，因为那里生产成本更低、劳动力也更便宜。
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前的“倒闭潮”也可视作是一次企业的优胜劣汰过程，那些靠低附加值的贴牌或加工等方式过活的制造工业，被淘汰只是时间问题。
返乡难归农 “谢家树们”办起玩具小作坊
“农民工输出大县”安徽庐江县近期不断有农民工返乡创业
今年上半年，在深圳横岗镇打工近十年的谢家树带领一家老小回到了安徽庐江农村。如今，他已是一家有着13台机器的玩具小作坊的老板，然而能否解决一家人的生活问题，谢家树心里仍没有底。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安徽庐江县政府拿到的统计数据显示，庐江县外出务工经商的人员达26.5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52%。近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 “谢家树”从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回到了这一农民工输出大县。然而，返乡难归农却成了“谢家树”们目前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也是摆在当地政府面前的一件大事。
为什么返乡：企业破产倒闭 无奈返乡
年初，谢家树工作的企业宣告破产。在很多同事还在议论纷纷的时候，他选择了回家。当地一位副镇长介绍，从4月开始，陆陆续续就有外出打工的人回到家乡，其中因纺织企业不景气，从江苏一带回来的人占的比例最大。
曾梦想在深圳安家
谢家树在村里出去的年轻人里算是跑得早，也跑得远的。1999年，谢家树投奔远嫁的姐姐，来到深圳龙港区横岗镇，很顺利地在一家玩具厂找到了工作，月薪 1300元到1400元，包三餐。他和许多外出打工的农民孩子一样，开始拼命工作、攒钱、寄回家里给父母贴补，支持弟妹上学。
谢家树从玩具厂最基层的裁剪工人做起，一直做到基层管理人员，月薪最高时达到3000元。“也曾有过在深圳安家落户的梦想，不然就不会把孩子和父母都接过去了。”谢家树说。
谢家树第一次见到企业倒闭是在2003年，一家玩具厂关门，几百名工人失业，然而在当时他并没有产生危机感，很多工人一走出倒闭的工厂，就直接去别家工厂上班了。
“很多玩具厂的工人，厂子倒了以后就去电子厂上班。”谢家树告诉记者。但是去电子厂也只能做最简单的工作，比如重复地将元件插到机板上，简单培训一下就能上手。而那些负责包装、搬运的工人，在哪里干的都是一样的活。
庐江县输出的农民工，有75.5%的人文化程度为初中，其次为小学占17.4%。失业之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他们寻找的下一份工作，仍然难以逃脱技术含量低、薪资待遇低的困境。
每天都有工人离开
到了去年，情况突然变得严重起来。当地一家规模较大的玩具厂突然传出消息：经营问题严重，美国老板跳楼自杀了。随后的几天里，员工聚集在工厂内外，“黑压压的一大群人，等着拿回厂里拖欠的薪水。当地的劳动局、村委会的人都纷纷出动，控制局面。”谢家树说。
从那时起，老板逃跑的消息时常传出，谢家树再也不能将其视为小事一桩。“就这几个月，跑掉六七个老板，大部分是玩具厂的。”谢家树说。他自己工作的企业也开始出现异常的迹象，一千多人的工厂，每天至少有三五十人离开，可招来的人却越来越少。自己的上班时间也跟办公室职员一样，变成八小时工作制，下午五点多就下班，中午还休息两个多小时，基本没有加班的机会了。工作时间一缩短，工作量就少，工资也日渐缩水。
坏消息还不止这些，谢家树还听见几个中层管理人员议论说，老板觉得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870元太高了，在员工劳保、福利上还得花掉一大笔钱。由于人民币升值，毛绒玩具的毛利率被压缩到九分钱以下。老板曾多次试图跟国外客商提价，但对方都不买账，订单也越来越少了。
年初，谢家树工作的企业宣告破产。在很多同事还在议论纷纷的时候，谢家树带着妻子、儿子和两位老人，一起登上了回家的火车。
返乡做什么：在家里办起了玩具工厂
从深圳回来之后，务农的想法迅速被现实否定了，谢家树认为，金融风暴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机遇，于是决定在自己家里开办工厂生产玩具。
靠种田连儿子都养不活
“我们家人均一亩田吧。”谢家树告诉记者，而一旁的村支部书记立刻反驳说：“哪有一亩？只有几分了，靠种田连儿子都养不活。”谢家树点头表示同意。
谢家树的邻居李金友早就料到，外出打工的人即使回来也不会再下田了。李金友告诉记者，城市周边的土地被不断征用后，现在很多“城边”的人家人均只有几分地，很难养活一家老小。虽然农业税免了，每年也有每亩几十元钱的补贴，而不断高涨的化肥、农药价格却令农民十分担忧。“农民家家户户最关注的就是稻子的价格，要是再不涨，种田就要亏本了。”李金友说，远乡里的农民家里虽然田多，但也不愿意种了，抛荒的情况很常见。
谢家树刚回家时算了一笔账，家里的一亩多田，一年的收入大概只有四五千元，而要负担全家五口人的生活，根本无法维持。一种俄罗斯进口的化肥从去年的120元/袋涨到230元/袋，他禁不住想，在地里辛苦劳作一年，还不如在外打几个月的工。
谢家树将自家的田交给了邻居，希望在县城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然而离开十年，他在家乡的县城感到格格不入。他难以接受每月不足千元的薪水，也不愿再给别人打工，于是决定在家乡开办工厂生产玩具。
李家树发现，生产玩具所需的机器非常便宜，300元钱就能买到一台。由于近期浙江、江苏一带有很多玩具厂倒闭了，有人以废铁的价格买下破产企业的机器设备，运到安徽来卖。与此同时，县城里的几家玩具厂也由于以出口为主，近期遭受严重打击，李家树得以招到13名熟练的玩具厂工人为自己打工。他的玩具厂已经开始生产了。
创业最愁的还是订单
机器、人工都不是问题，无论在哪里创业，订单都是绕不开的问题。
深圳一些中小企业的倒闭几乎宣告毛绒玩具走向了衰落，谢家树试图开辟精品玩具的路子。在他的机器上，一件玩具士兵的防弹背心要做上三天，零件繁多，工艺复杂。留在深圳的姐夫凭借多年的积累，目前还能接到一些精品玩具的订单。谢家树已经通过姐夫接下了一个1500件的订单。
他和工人们一起在家制作防弹背心、背包等小配件，用快递发到深圳，由姐夫所招的工人进行组装。成品玩具是一个军人的玩偶，从头到脚几十个配件装备精良，谢家树告诉记者，最好的情况下，这样一个玩偶要卖到1000美元。他的原材料军用帆布、塑料零件等在县城里都能买到，贵就贵在工人每月1000元钱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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