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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业观察:中国性别不平等根深蒂固

2016年08月01日 综合新闻 ⁄ 共 2065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中国民主党党员刘巧琳转自2016年4月30日洪理达 2013年5月22日

近期,一系列乐观的报道一直在告诉世界,要将中国视为职场性别平等的典范。《中国主宰女性亿万富豪榜》(China Dominates List of Female Billionaires)及《中国女性:天空才是上限》(Women in China: the Sky’s the Limit)等国际媒体文章,就是一些最新的例子。

但是,这众多乐观描述,淡化了中国迅速扩大的城市劳动力中女性的真实情况。她们正在节节败退。

201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74%的劳动年龄女性有工作。这一数字可以与美国及澳大利亚等国比肩。在2010年,美国和澳大利亚有约75%的劳动年龄女性有工作。同年,瑞典的数值是87.5%,法国是84%,英国是79%。

中国的女性就业比例高,是因为包括了农村劳动女性。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近一半的人口仍然在农村。但城市女性的就业形势却很不同。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年龄女性就业率下降到了60.8%的新低,而再往前推20年,这一数字为77.4%。而且,2010年城市女性的就业比例,比城市劳动年龄男性就业率低20.3个百分点。

这种令人担心的趋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中国新一届领导层看来,把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是一个政策重点。他们认为该政策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据估计,今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提升至53.37%。而且中国官方媒体称,到2020年,中国近14亿人口中,将有60%为城市人口。然而,如果在这一进程中,占人口一半的女性的才华被浪费,那么城市化的预期经济效益就无法实现。

如果再向前追溯,对比20世纪70年代末的数字,现在这种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情况就会显得更糟糕。当时的研究显示,超过90%的城市劳动年龄女性都有工作。

其原因在于共产党大量动员人民参与劳动,来提高国家的生产力。毛泽东以“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名言,宣告了他致力于性别平等的决心。但是,国家强加的男女就业平等,却并未改变深层的性别关系。

人们在公开场合大肆欢庆共产主义工作场所的男女平等,但同时女性仍然承担着在家庭中照顾孩子、做家务、做饭等沉重负担。

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变得明显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作为重组国民经济措施的一部分,中国让数以千万计的国企工人下岗。女性下岗的比例远高于男性。许多妇女后来再就业的工资也大大低于男性。

大概在同一时期,出现了“女性回归家庭”的运动,呼吁在失业率攀升之时,女性辞职,为男性让出道路。经过多年时间,这种态度深入人心: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又再度盛行。

多数中国男女仍然相信“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全国妇联与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在过去十年中,持这种观点的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分别上升了8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

我在北京采访过一位广告艺术总监,在33岁生孩子之前,她在她的职业领域一直很成功。她以为自己能够脱离工作,花几年时间照顾孩子,而不会对事业造成损害。但是她错了。她现在37岁,还没能再次找到工作。她说,“我对我的未来十分担忧,因为我这种年纪的女性找工作太难了。”

更糟的是,自从2007年起,中央政府开展了一场针对“剩女”的媒体宣传攻势,羞辱那些受教育程度高、27岁以上的城市单身女性。种种侮辱加大了受过教育的城市女性所承受的压力,迫使她们放弃了接受更高教育的追求,转而专注于在“老”得找不到丈夫之前,找个人结婚。

如今,如果一位中国女性成功进入大学,并有能力完成硕士学位,到毕业时她可能是25岁左右。根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25岁到27岁的女性属于第一类“剩斗士”,她们“还有勇气继续为寻找伴侣而奋斗”。

也有一些令人鼓舞的新趋势。举例说,在中国,接受大学教育、为就读国际商学院而参加研究生管理科入学考试(GMAT)的女性人数创下记录。但这其中很多女性急于离开中国,正是因为她们在国内面临如此多的性别歧视。

如果中国政府想要遏制城市女性就业比例下降的趋势,就必须开始着手应对这种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

官方媒体要结束对“剩女”的攻势。在许多大学课程招生时,不要再设置重男轻女的性别指标。打击招聘和薪酬上的性别歧视的法律需要得到落实。在工作场所引入并实施反性骚扰法。引入法律惩治家庭暴力的施暴者,并落实这样的法律。扭转政府补贴的幼托服务逐渐减少的局面,许多母亲都因此被迫放弃了工作。取消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颁布的一项对《婚姻法》的司法解释,这对已婚妇女享有的财产权造成了沉重打击。任命更多妇女担任政治职务。

所有这些政策的改变都需要从高层做起。首先,新一届领导层需要对提高中国妇女的地位公开作出坚定的承诺。

即便城市妇女脱离劳动群体,中国的经济可能仍会保持增长,但其代价却是极端的性别不平等,这种不断加深的不平等还可能会破坏稳定。

与此同时,一些受过教育的女性的做法,却像我见过的一个北京女孩:她只想让自己成为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结婚对象,不要给追求者造成太大压力。她说,“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一个好男人嫁了。”如何能完成这个任务呢?脱离劳动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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