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党员刘巧琳转自2016年4月30日洪理达 2013年5月22日
近期，一系列乐观的报道一直在告诉世界，要将中国视为职场性别平等的典范。《中国主宰女性亿万富豪榜》(China Dominates List of Female Billionaires)及《中国女性：天空才是上限》(Women in China: the Sky’s the Limit)等国际媒体文章，就是一些最新的例子。
但是，这众多乐观描述，淡化了中国迅速扩大的城市劳动力中女性的真实情况。她们正在节节败退。
201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74%的劳动年龄女性有工作。这一数字可以与美国及澳大利亚等国比肩。在2010年，美国和澳大利亚有约75%的劳动年龄女性有工作。同年，瑞典的数值是87.5%，法国是84%，英国是79%。
中国的女性就业比例高，是因为包括了农村劳动女性。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近一半的人口仍然在农村。但城市女性的就业形势却很不同。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年龄女性就业率下降到了60.8%的新低，而再往前推20年，这一数字为77.4%。而且，2010年城市女性的就业比例，比城市劳动年龄男性就业率低20.3个百分点。
这种令人担心的趋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中国新一届领导层看来，把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是一个政策重点。他们认为该政策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据估计，今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提升至53.37%。而且中国官方媒体称，到2020年，中国近14亿人口中，将有60%为城市人口。然而，如果在这一进程中，占人口一半的女性的才华被浪费，那么城市化的预期经济效益就无法实现。
如果再向前追溯，对比20世纪70年代末的数字，现在这种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情况就会显得更糟糕。当时的研究显示，超过90%的城市劳动年龄女性都有工作。
其原因在于共产党大量动员人民参与劳动，来提高国家的生产力。毛泽东以“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名言，宣告了他致力于性别平等的决心。但是，国家强加的男女就业平等，却并未改变深层的性别关系。
人们在公开场合大肆欢庆共产主义工作场所的男女平等，但同时女性仍然承担着在家庭中照顾孩子、做家务、做饭等沉重负担。
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变得明显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作为重组国民经济措施的一部分，中国让数以千万计的国企工人下岗。女性下岗的比例远高于男性。许多妇女后来再就业的工资也大大低于男性。
大概在同一时期，出现了“女性回归家庭”的运动，呼吁在失业率攀升之时，女性辞职，为男性让出道路。经过多年时间，这种态度深入人心：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又再度盛行。
多数中国男女仍然相信“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全国妇联与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在过去十年中，持这种观点的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分别上升了8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
我在北京采访过一位广告艺术总监，在33岁生孩子之前，她在她的职业领域一直很成功。她以为自己能够脱离工作，花几年时间照顾孩子，而不会对事业造成损害。但是她错了。她现在37岁，还没能再次找到工作。她说，“我对我的未来十分担忧，因为我这种年纪的女性找工作太难了。”
更糟的是，自从2007年起，中央政府开展了一场针对“剩女”的媒体宣传攻势，羞辱那些受教育程度高、27岁以上的城市单身女性。种种侮辱加大了受过教育的城市女性所承受的压力，迫使她们放弃了接受更高教育的追求，转而专注于在“老”得找不到丈夫之前，找个人结婚。
如今，如果一位中国女性成功进入大学，并有能力完成硕士学位，到毕业时她可能是25岁左右。根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25岁到27岁的女性属于第一类“剩斗士”，她们“还有勇气继续为寻找伴侣而奋斗”。
也有一些令人鼓舞的新趋势。举例说，在中国，接受大学教育、为就读国际商学院而参加研究生管理科入学考试(GMAT)的女性人数创下记录。但这其中很多女性急于离开中国，正是因为她们在国内面临如此多的性别歧视。
如果中国政府想要遏制城市女性就业比例下降的趋势，就必须开始着手应对这种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
官方媒体要结束对“剩女”的攻势。在许多大学课程招生时，不要再设置重男轻女的性别指标。打击招聘和薪酬上的性别歧视的法律需要得到落实。在工作场所引入并实施反性骚扰法。引入法律惩治家庭暴力的施暴者，并落实这样的法律。扭转政府补贴的幼托服务逐渐减少的局面，许多母亲都因此被迫放弃了工作。取消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颁布的一项对《婚姻法》的司法解释，这对已婚妇女享有的财产权造成了沉重打击。任命更多妇女担任政治职务。
所有这些政策的改变都需要从高层做起。首先，新一届领导层需要对提高中国妇女的地位公开作出坚定的承诺。
即便城市妇女脱离劳动群体，中国的经济可能仍会保持增长，但其代价却是极端的性别不平等，这种不断加深的不平等还可能会破坏稳定。
与此同时，一些受过教育的女性的做法，却像我见过的一个北京女孩：她只想让自己成为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结婚对象，不要给追求者造成太大压力。她说，“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一个好男人嫁了。”如何能完成这个任务呢？脱离劳动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