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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歧视观察:义务教育:免费非万能

2016年07月19日 综合新闻 ⁄ 共 1602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邹长明转自中文网

世界上最庞大的教育体系终于把义务教育的免费待遇从农村延伸到城市。据中国政府网消息,由中国总理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从今年秋季起,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至此,中国人热盼已久的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的愿望,即将实现。

此项政策将惠及中国现有2300万城市中小学生,届时,全面取消“学杂费”的免费待遇将覆盖中国城乡义务教育。中国始于2007年初的免费义务教育改革最早从农村推广。此种步骤,不仅由于中国农村教育体系脆弱、受教育者更为贫困而急需输血,更因城市教育体系的复杂与不均衡,而导致免费义务教育的改革在城市推广的难度相对更大。

与农村总计1.5亿义务教育学已获得免费教科书不同,在城市,免费教科书将只针对城市低保家庭的子女,并未覆盖所有城市义务教育学生。此种“双轨制”,不仅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以及教育开支的财政限度,亦呈现了中国在教育投入上的复杂心态:在享有不同资源的受教育群体之间,应否给予同样的公益待遇?

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这种刚性开支保证的公平背后,直接关系着社会阶层上升通道是否拥堵、社会差异可否减少等根本性问题。反观中国的现实,教育的不公,却被视为最大的不公——这不仅给草根阶层通过受教育改善自身状况增加了障碍,亦给社会的冲突增加危险的可能。在城乡之间,义务教育机构的水平差异显而易见;在城市内部,此种不公则突出地体现在教育资源的过度失衡:尽管都属于官办机构,但学校间无论师资还是设备,差异悬殊。在应试教育色彩浓厚的中国,这自然会导致学生因在不同学校享受义务教育,而有不同的个人前途。

中国城市教育的不均衡还体现在,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大批新加盟城市的农民群体,囿于1949年来形成的城乡二元户口体系及其派生出的歧视性公共福利政策,即便离乡入城,也很难在其栖身之处,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义务教育待遇。

中国政府此次公布的新政策,为解决教育不公可能导致的社会问题无疑迈出了重要一步。新政策引人注目地宣布:切实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问题——“对符合当地政府规定接收条件的随迁子女,要统筹安排在就近的公办学校就读,免除学杂费,不收借读费。”

考察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史,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是很多地方发展的必由之路。18世纪的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在短期内,人口即增长了3倍之多。这样的故事,今天正在中国的城市中上演。中国规模惊人的城市化进程,入城农民的子女就学难题若无妥善解决,必会给未来遗留诸多麻烦的遗产:社会阶层分裂对抗,贫困、失业持续困扰相对固定的人群,社会阶层之间流动困难,等等,均会给社会的稳定带来威胁。

二战结束,战败的日本为摆脱经济萧条、加快战后重建,决定从1947年起,对全民实施免费义务教育。数十年后,这一政策为日本的经济腾飞贡献了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不仅在日本,在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完善、全面的义务教育体系,均是为国家储备受良好教育、具备创新能力的劳动者的关键。

在急于改变增长方式的中国,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需要解决义务教育体系的不平衡问题:庞大的制造业面临升级换代的压力,众多中小企业需要更多活力和创造,农村劳动力仍需不断向城市转移——减少义务教育阶段的差距,提升全民受教育水平,对实现中国经济升级换代而言至关重要。

对于政府收入逐年上升的中国来说,提升城乡义务教育质量的关键,不仅要拓宽免费义务教育的范围,更需中央财政继续大幅提升教育的投入,对欠发达地区或低收入人群提供资助,让更多落伍的教学机构能获得提升,以保证每个公民在不同的地方,能获得相对均等的教育机会。这一过程,不是大跃进式的急功近利所能实现,也非简单的免费能够解决。与其他福利性政策相比,中国的教育存在更为复杂的现实与矛盾。此次免费义务教育的拓展,显然不是万能药方——如何解决现存于中国的教育不公问题,尚待结构性的制度重建以漫长的时日去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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