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这次会议的主持和召集人是定居香港的环境保护专家陈愉林。他当年在北京上大学，后来被“补课”打成右派。陈愉林当时是北京外国语学院西语系四年级学生，用他自己的话说，被打成右派让他从“天上摔到地下”。他说，自己出身不好，但12岁上初中时就背叛家庭，“走上革命道路”：“上海解放后，我当了中学学生会主席，团总支书记，后来还参军，抗美援朝。我母亲喜欢打麻将，我就到派出所举报。三反五反，我把资本家伯父一家都举报了。我这个人，应该说从小喝狼奶长大的。”
陈愉林是典型的在“红旗下长大”，对“党的话”言听计从。他说：“我1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三好学生，优秀党员，我当时是真正的左派，我在学校领导的肃反、反胡风、反右斗争。”
陈愉林回忆说，到了1958年问题来了。陈愉林所在的党支部有两个“学生右派”名额，陈愉林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海外关系特多，还因为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一次讲话时他是记录者，结果后来彭真秘书说这篇记录稿没有经过彭真审查核准，不能算是讲话记录稿。所以，陈愉林必须为内容负责。
因为这两个原因，陈愉林在1958年的右派“补课”中，被补成右派，开除学籍，开除党籍，并戴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
陈愉林1958年8月毕业，但6月被打成右派，不让毕业，送到内蒙古劳动改造。1961年他被摘掉右派的帽子，但仍然是摘帽右派。他说：“我的最好时期，从20岁到40岁，都是在劳动改造、阶级斗争、群众专政里度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