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锋转自博讯网
我（田纪云）过去长期在政府工作，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甚了了，从1993年到人大工作以后，才开始有所了解，也有了一点切身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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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5年的立法规划
1993年选举产生的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来了一大批部长、省委书记、省长一级的干部，还有一批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他们年龄都不算大，一般是60多岁，经验丰富，来人大后情绪很高，想多干点实事。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文化修养，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我作为他的助手，可以说政治上观点一致，工作上配合默契。
1992年，在邓小平的大力提倡和推动下，终于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3月举行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15条中的“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为我国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宪法依据。
换届之后，我们立即着手研究拟定本届（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5年的立法规划。在广泛征询意见之后，我们拟定了立法规划稿，并召开了立法工作座谈会，进一步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最后形成了《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在1998年3月举行的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我代表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把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任期的5年中审议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逐一作了详细汇报。
这个工作报告，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广泛赞同。大会以97．6％(出席代表2907人，赞成票2837张，反对票29张，弃权票24张，17人未按表决器)的高票通过。
不抓执法检查，有法不依的情况就很难改变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做的另一件工作是开展对法律实施的检查监督。我国制定的法律越来越多，但执行得不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相当严重。人民群众对此很不满意，强烈要求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强监督。
5年中，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对21个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各专门委员会也分别对有关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
我自己也亲自参加执法检查。我多次指出，光立法，不抓执法检查，有法不依的情况就很难改变。但如果把许多法律的实施情况都来一个检查，力量分散，战线过长，那就只能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问题。因此，执法检查要重点深入，重点突破，每年对一两个方面的法律执行情况进行检查，以此来影响、促进其他法律的实施。
搞点差额选举有什么不好？
1995年我又到深圳去调查，在听取了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汇报后，我说：如何使国家长治久安?仅仅把经济搞上去还不够，还要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促进政治，政治反过来影响经济，相辅相成。本来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像选举法里规定的多少个代表可以联名提候选人，地方的差额选举，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差额选举等，都是改革的成果。
这次修改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有人提出要去掉代表联名提候选人。我认为，如果把这么一点民主都去掉，这是我们政治进程上的一个大倒退。有人对差额选举不赞成、不习惯，因为有的地方党委提名的候选人没被选上，而选上了代表提名的候选人，认为这是打乱了党委的部署，也有人认为落选的人不光彩。我跟你们说，差额选举就是给人民一点选择的余地，选上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有什么不好?搞点差额选举，你一个省选4个副省长，搞5个候选人有一个选不上有什么不光彩？被提名为候选人本身就是光荣。过去那种认为落选不光彩的传统观念应该转变，没有什么不好看，差额选举仅是给人民一点选择的余地。候选人可以向代表发表一篇讲话，讲讲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思路、施政方略，看看你有没有那个能力、那个水平，不然，连你是条汉子还是一个窝囊废都不知道，怎么能选得好?
八届全国人大届满时，我已是68岁的人了，年龄不饶人呀，我自己深感力不从心，再三向中央请求让我退下来，或到全国政协去挂个名，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这样，我又被选举为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党内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
人老了都嫌时间过得太快，但我却觉得过这5年过得太慢了，简直是度日如年。我的夫人经常责怪我，你怎么还不赶快下来呀，你下来我们还像在贵阳、成都时一样，去逛逛大街买买菜，过过一般平民的生活。其实我何尝不想早日下来呀？问题是身不由己呀！就这样，我又干了5年。
这5年，我除了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经常就一些重大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外，主要精力是放在到各地走走看看，作点调查研究上。我到各地考察、研究最多的是民营企业。我在各地的讲话，几乎都把“放手发展民营经济”作为一个主要内容。
建国之后急于消灭个体、私营经济是一个重大失误，必须进行“补课”
新中国成立以来，个体、私营经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解放初期，个体私营经济曾经有相当的发展，但随着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完成，个体、私营经济所剩无几。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对个体、私营经济几乎斩尽杀绝。
我那时在中共西南局工作，就是负责对私营经济进行改造的。1970年，四川全省还有私营工商业者、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45万人，是全国最多的一个省，当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最大的一个省。上级派我到眉山县思蒙区和广汉县连山区蹲点，专门调查研究如何割掉这个“资本主义尾巴”。
这个尾巴割到什么程度呢?什么开个饭馆、卖个油条稀饭的，卖个大碗茶的，摆个地摊卖点针头线脑的，缝缝补补的，理发、洗澡、修脚的，等等，都改为国营了。这些从业人员，多数都是七老八十的老头老太太，原来靠自己起早贪黑的辛勤劳动还可以养家糊口，一改为国营，这些人就退休了，由国家每月发几十元的养老金，而他们原来干的事，也就没人干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个时候确实干了些傻事。澎湃新闻报道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