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6月7号。27年的今天，我带着王丹和已故的包遵信先生离开了北京。在我们的身后留下了血与火的北京。我们走的时候都发了一个心愿，当我们回到北京的时候，希望中国的民主自由能够在中国的大地实现，那是我们可以安全的、光荣的回到那里。27年过去了，我和王丹还在流亡，包遵信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当年被通缉的7个知识分子已经有3个离开了这个世界，另外的4个在流亡中。27年来，我们每天都在纪念六四，总有人问我，他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纪念究竟有什么意义？共产党还在腐败，你们不仅在中国被边缘化，而且在世界在美国这个自由的土地，勇士的故乡，这是他们国歌中的最后两句歌词，你们也被边缘化了。你看看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来访，人家给的是什么待遇，你在看看你们，每年在法拉盛搞一个集会，在时代广场搞一个纪念，你们还有什么希望。今天在这里我问大家一句：你们跟我们这些当事人去纪念八九那场屠杀，那场屠杀中倒在血泊中的有些是我认识的人，我要纪念他们是有意义的，你们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就在6月3号晚上，我参加完一场纪念晚会之后，一群台湾的专业人士他们请我去做一场演讲，说是王丹先生推荐我的。我进去以后他们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帮主持台湾独立的年轻人，在今年问王丹先生，我们希望台湾独立，希望和你们中国大陆没有关系，你们让我们纪念六四为什么？王丹先生说，因为六四是普世价值，这群在海外的专业人士发了电子邮件，问王丹先生为什么说六四是普世价值，王丹先生说，我在台湾不能回答你们，你们到纽约王军涛先生在那里，你们让他给你们讲一讲。我就问他们，你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出生在1958年，我干嘛去纪念奥斯维辛大屠杀？我干嘛要去为那个卢旺达图西族和图图族之间的种族冲突中死去的人感到悲伤，什么叫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就是对生命的珍爱，对每个人尊严和权利的尊敬。这是27年前那些大学生走上街头的原因，是他们的追求，他们是因为失去了个人利益吗？不是。他们真的不像今天许多和中共暴政抗争的人。因为房子被拆，因为土地被抢走了，因为遭到了警察的殴打，在那个时候如果他们愿意和中共腐败暴政合作的时候，你看看他们现在的同学坐在人民大会堂当的是部长、省长、厅长，他们今天的同学掌管着中国的那些民营企业的命脉，那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子为什么会血洒街头？他们是为了普世价值。说到底普世价值所以是普世的，它事关每个人的利益、尊严和权利。所以我们今天纪念他们。我对那群台湾的年轻人说，要求台湾独立，这是你们的言论自由，我尊重。但是台湾能独立吗？当共产党的导弹打过来的时候，你们凭什么保卫台湾？不就是要美国吗？美国人凭什么保护你，如果你不关心近在咫尺的北京街头的那场屠杀，你怎么让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关心台湾人的独立和权益。这就是普世价值，这就是普世价值！你远在大洋一千年以前的事情你要关心，因为你是人类。你关心人类的每一个人就是关心自己。回过头来再说，当1989年学生被镇压的时候，中国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在坐的每个人真的和那场屠杀没有关系吗？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是自己的祖国，是我们的胃不爱国吗？你们中的很多人到死都不会喜欢吃美国的饭，你们真的享受到美国的文化了吗？你们中的多数人连英语都不会说。你们连坐在餐馆里点菜都不会。那么到底为什么让我们今天背井离乡到这里来？我们在用脚投票，我们选择了一个能给我们自由、安全和相对公正的社会。而这些就是普世价值基础上的制度。就是27年前那些血洒北京街头的大学生为我们争取的一个制度，如果他们成功了，我们就可能像今天的台湾人一样。看看台湾的大学生在这读完书就回去，没有几个人愿意留在美国。因为很简单，这里的文化不是我们那里的人能一下子适应的。也许二代移民三代移民可以，也许我们少数的人可以。我们这里的多数人恐怕我们到了死之后我们最适合的是中国文化，是那片土地。所以，我们今天纪念他们其实是为我们自己。那第二个问题人家说了，那你凭什么能够回到共产党的中国去，共产党在那里垄断了一切媒体，我说如果要是仅仅让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年轻人知道89年发生的事情，他们才会反对共产党的话，那就说明共产党的制度对了，他就杀了一次人，像邓小平说的给中国人换来20年30年的或长治久安的太平，但是，当他扼杀了普世价值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多数人推上了暴政的奴隶，其实用不着我去唤醒中国人，共产党能封锁我的声音，他能封锁没一下抽在人民身上的皮鞭的痛苦吗?他们能封锁住当那个人的房子被拆的时候他内心的痛苦和留在脸上的泪水吗？那不是我王军涛的蛊惑，那就是共产党给人民造成的罪恶。所以，共产党才是最大的启蒙者。是共产党，是共产党的贪官污吏、那些共产党的警察一次又一次作恶的时候，把一批又一批的受害人推向了他们的对立面。而当这些对立面的受害人能够结成同盟的时候，当他们都认识到我们受的痛苦，我们被拆的每一个房子，我们失去的每一条生命，我们被关进去的每一个亲人，都是因为共产党腐败暴政的时候，共产党的丧日就不远了，我同意我们反思。1989年我是核心人物之一。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我到了这里，我不谈自己做过什么贡献，一次又一次我想的就是如果再有机会我们怎么办，但是我想来想去觉得我们不能把自己看的太重。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宋先生、吕小姐都反复谈的一个观点，其实在1989年最辉煌的是北京的市民。在街头上当他们能够手无寸铁的把坦克阻挡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集团军、第27集团军、第15空降军都挡在北京街道之外，那就是半个小时时间10路戒严大部队20万人都挡在了北京街头之外。全世界没有人能做到。谁说中国人不英勇，谁说中国人不能干，谁说中国人不能搞一场和平起义？我们失败了，但是我在哥大做了九年的政治学比较研究。我就是想搞清楚一个问题，我们失败的究竟在哪。其实后来我发现，在全世界各地89年、90年初的那些国家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他们的统治者开枪的时候，他们也失败了。我其实之所以更倾向于追究邓小平罪责的原因就在于，在89年中共的领导人中间，只有他选择了开枪。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选择宁愿交枪，也不开枪。没有一个国家共产党的军队，除了北京的共产党军队把枪口对准了我们自己的人民。所以我讲共产党只要腐败暴政继续，它就一定会覆亡。我们就一定有机会，到那一天的时候，我希望在坐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历史的主动性。让我们看一看不管最后的史书怎么写，好像历史上的大人物在天安门城楼上升起的五星红旗，在一个又一个地方宣告一个什么共和国成立，但其实真正创造历史的是在街上的那一声枪响，那一堆火，那一句口号，那一声呐喊。还有在这之前做了好多铺垫。包括我们每个人走上街头的一句呐喊，我们写的每一篇短文，我们向每个人介绍的民主运动的知识以及当每个中国人受到了痛苦的迫害的时候，我们向他们说，这是共产党暴政造成的，让我们一起努力把它结束掉。我想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就真要回到北京。即使那个时候包遵信先生已经不在了，27年后我们回去没有满地的鲜花，我们不再是英雄，但是，那个时候27年血洒北京街头的大学生和北京市民们，他们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们可以告慰他们。谢谢大家！
李华平根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