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民主中国

湖南自古多反抗官府的草根义士，其中原因，或与此地连接教化内外有关。尽管古代的那些豪杰和当今的持不同政见者们有着天渊之别，但其中微妙得难以言表的共通，却教人人不由得赞叹山川养育之神奇。无论人世如何变迁，都必须承认，在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传承关系。所有不同之处，仅仅存在于表面上那些可以用理智来诠释的内容，譬如是行侠仗义与民主宪政之间的差异；而其深层的传承应该是：在这里存在一种神奇的传统，这种传统令生长于斯的人们难以容忍一个不公的世道，并愿意为了道义和价值舍死忘生挺身而出。尽管从现代意义上来说，古代那些豪杰们并不具备普适性的价值追求，但若是将时空扭转，让二者交换时代，则那些早已故去的先人们，并不见得会比现代人不如，也许会做得更好。

长沙和中国大陆的每一座城市差别都不大，这些城市分为两面：一面是用来上电视的；另一面是真实的，却万万上不得电视。在长沙，或者说在中国大陆的每一座城市，只要足够用心，你会发现有一种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人。他们淹没在属于每一个城市另一面的无尽真实之中。在这里我曾多次与谢长发先生辞来送往，虽然来去匆匆，却每一次都历历在目。无奈去年四月别后，如今已成铁窗内外。

这是他第二次身陷囹圄，作为私交，既痛心他满腔热忱竟遭此横祸，又叹息自己无力助他脱离牢笼。在一个充斥着谎言与恐惧的专制社会，公开持有不同政见的艰辛远远超出寻常想象，一位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世命运，从谢长发先生身上，可以略见一斑。

他年方半百，曾经是位教师，因为持有不同政见的缘故，在1992年被投入监狱，三年后出狱时，失去了家庭和工作，并且不名一文。

在没有被捕之前，他住在一所破旧的土坯房里，周围都已经盖起楼房，而那间土坯房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被扒掉，实在是一大奇迹。此屋大约一丈见方，潮湿、阴冷、没有窗户。屋内除了一张木板床、一张折叠桌、两条长凳、数只小木凳之外，几乎再无一物。稍等，还有他的交通工具，一辆二八载重自行车。

这是长沙城的一角，在这座城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在，我早已来不及为这间简陋的屋子难过。因为谢长发先生如今想要住进这简陋的小屋，也变成了一种奢望。有朝一日他出狱之后，这小屋是否仍继续存在？即便存在，是否又会易主？

他住得如此简陋，并不是因为贫困，谢先生第一次出狱后，因为丢了公职，索性与人合伙做些小本经营，虽不富裕，想要养家活口并不在话下。然而此君古道热肠，每每有从外地来到长沙的朋友，他都热情接待，以尽东道之谊。他的经营所得，基本用在这些接待上，以至于自己家徒四壁。然而我去过长沙多次，却从未听他抱怨过什么，或者夸耀过什么，而每一次见到他的情形又都大同小异：我打电话给他，他问我在哪里？然后前来接我。我只需原地等待片刻，便可看见他和他那破旧的二八自行车出现在街头，目光并不着急，亦不迟钝。等到认出我来，便甩腿下车，淡淡一笑："小戎，你又来了！"然后将我带走，安顿好旅馆。

这样一次接待虽完全谈不上奢侈，但他一个月花在自己头上的钱，也差不多是这些。而湖南地处交通要道，每年南来北往的异议人士不在少数，大抵皆是如此。

我与谢生生初次相识是在前年春天，因为出游路过长沙，想要拜访一番当地的异议人士。这种拜访仅仅源于一名青年最单纯的敬意，却往往会被密探们当成是"反革命串联"来对待，因此，这些纯私人性质的礼节性拜访，需要冒着中途被驱散甚至来访者被"逐出"当地的风险。他面色偏白，脸型方正，更象一位北方人，操了一口带有浓厚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招呼这个招呼那个，我能感到他心中洋溢着某种热情，并为这热情而高兴。而他眼角和嘴角却不经意间流露出些许愁容，又令我感到惴惴不安。我不知道他的忧愁从何而来，以为他是在拖着疲惫的身体勉力接待我。后来我又见过他多次，那淡淡愁云每一次都挥之不去，似乎本就是他身躯的一部分。有人告诉我，从算命的角度来说，那叫"印堂发黑"，将有灾祸。而我却更愿意将其理解为对自由前景的忧虑，始终在他心头徘徊不去的缘故。

后来所发生的一切验证了算命人的说法，我也明白作为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这是命定的归宿。在持不同政见者与专制统治之间，没有可以沟通与缓和的空间。要么放弃自己的主张成为一个专制制度下的病人，要么冒着专制机器的碾压坚守自己的良知与信念。专制制度天生与良知和人性为敌，选择它们，就意味着选择成为专制的敌人。这就是持不同政见者们的命运。

那一次在长沙，恰逢北大的贺卫方教授来到湘潭师大演讲。于是老谢问我是否愿意到湘潭去听贺教授的演讲，又征得几个人同意后，他立刻租下一辆微型车，前往湘潭。那是贺教授在湘潭师大的第二场演讲，前几天已经讲过一场，大获成功，听众不断在台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我们到后，离演讲开始还有半个多小时，但学术厅已被挤得水泄不通，只好铺了报纸远远坐在台阶上。这时老谢心满意足地拿出一只小马扎来，狡童般一笑："我早有准备！"

贺教授的演讲非常精彩，演讲的主题和司法独立有关。这是我在中国大陆听到过最好的一次公开演讲，但我并不认为他演讲的内容于我有多少新意，我对贺卫方这个人在台上那些微小举止中所蕴含的内心深处细节的兴趣，远远超过演讲内容的本身。我坐在台阶上，在满场跌宕起伏的掌声中默默观察，发现身边的老谢，是所有在场者中听得最聚精会神的一位。他已不再年轻，但双眼仍充满渴望。整个演讲过程他几乎持久地保持着同一个姿势：远远坐在台下，微微够头张嘴，目光专注，脸上那一贯的隐隐愁容消失了，代之以难得一见的红润。似乎目光所及的地方并不是一个讲台，而是天堂和彼岸。贺卫方教授也许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会有这样一位听众，我敢断言，作为听众的谢长发先生，要比作为演讲者的贺卫方先生更加投入。

当我回想起那天在湘潭师大学术厅里的见闻，我明白了谢长发先生为什么能够做到十余年来节衣缩食，将绝大部分收入投入看似意义不大的接来送往中。他完全可以从这些接待中缩减一部分，哪怕是小小的一部分，就能把自己的日子经营得稍微好一些，但是他没有，哪怕是那些钱本就是他自己的。因为他心中充满了渴望，对一个公正社会的渴望，这种渴望足以支撑他忘却无数苦楚。

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不公，就是渴望公正也会变成"犯罪"。譬如我的朋友谢长发先生，他为了这个国家的公正与自由，倾其所有试图去改造它，试图去实践结社自由这一天赋的并且被写入某党"宪法"的人权，然后被冠于"颠覆国家政权罪"投入监狱。这足见该政权之罪恶，这个国家的掌权者们认为那些想要为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谋求公正者，是在颠覆他们的政权。当然，这个政权之罪恶，对于生在这个国家的芸芸众生而言，只不过是一种常试性认知，并不稀奇。掌权者们一举一动，莫不伴随着无数罪行。是以，当他们宣称我为"反动分子"时，我兴高采烈接受这一头衔并告诉他们我就是"反动"，我反对他们"动"，因为他们的任何一动都要令难以计数的人受损甚至受害，而得利的仅仅是他们自己。

长沙是个充满传奇的城市，抗战期间，这座城市骄傲地挺立在烽火前线，军人们操着简陋装备与日军多次展开会战。在这座城边便是著名的岳麓山，第一次长沙会战时，因为缺乏大口径火炮，薛岳将军将所有的火炮搬到山上，将长沙城放空引日军入城，然后从山上炮击城内，以弥补火炮射程不足的问题。那是场玉石俱焚的惨烈战役，日军最终被迫撤退。薛岳是抗战中最战功卓著的将军，却因为与毛泽东是死对头的缘故，在大陆一直遭到封杀，不允许宣传他的抗战事迹。但数十年的封杀和污蔑并没有让人们忘记薛岳，当然人们更不会忘记毛泽东，湖南是个神奇的省份。

岳麓山是中国少有的一座儒、道、释三教同山之处。谢长发先生曾带我前去。时值早春，山上烟雨朦胧。如今儒、道、释三教皆已荒颓变色，成为政权的附庸和装点，是以我们登山的兴致全不在此。我们感兴趣的山上埋着的那些同盟会烈士。我们一路礼拜那些已经故去拜年，并和自己持有相似价值观的人们。雨势恼人，而老谢却兴致颇高，每路过一处坟茔，都要讨论一番里面人物的事迹。快到山下时他低下眉头轻轻一皱，喃喃感叹一声："死后如果也能在这青山埋骨，这一生也不枉了！"不知因为雨，还是因为春寒，我似乎听见他言语中那内心深处无限忧伤，便宽慰他说："埋不埋在这青山，其实也无所谓，哪怕暴尸荒野，我也一样心满意足。"但他似乎并不感到轻松，那一瞬间反而更加忧愁。我忽然明白，对我来说，我所付出的和所得到的迫害，都只不过是自己人生的一小部分；而对他而言，却几乎是生命的全部。是以，我可以轻松地说出很多他无法出口的沉甸甸话语来。

谢长发先生是我在长沙最好的朋友，也是我在长沙认识的第一位朋友。他正面临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的起诉，也许我将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再无法见到他，享受他的接待。从此这座城市对我来说已经残缺。我涉足政治异见三年以来，每一年都会有几个城市或者省份变得残缺，因为在那里，我的朋友们到狱中去了，从此茫茫铁窗，生离甚于死别。这是我作为一个公开持不同政者所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并且至今不知如何解决它，只有祈祷他们早日脱离囚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