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在北京的北大五七人是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群体，他们有十多位，都是当年的学生，互相间知根知底。他们受冤最大，受害最深，因而讨回公道的意志力最强。
不妨回顾一下，看他们的罪行或者无辜在哪里？王书瑶是原北大物理系学生，还是团干，1957年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贴出了一张《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大字报，是不是针对性太强，说句俗话，正所谓哪壶不开掂哪壶，于是被划为极右，送去劳教，尽管这是一个常识性的正确的命题，但是公然评说，挑战政权，入右是理所当然，论右派质量，A级无疑。虽然后来的文革灾难恰巧就是高度集权（不受制约的权力）造成的，又一次的证明了命题的正确性，但是这样的话，其实即便是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也是高度敏感，也不见得谁都敢说的，因为它是很不受待见的。所好后来的领导比以前的领导聪明，不把自己对号入座，随你去说吧，于是给王书瑶俩字：“改正！”书瑶本人呢，对那篇文章钟爱有加，在过了五十年后，还为它写了《跋》（参见王书瑶博客）想必不是因为不思悔改，也不是因为敝帚自珍，而是因为那篇文章还有现实意义，也是因为他本人为那篇文章而被置于死地20年，亲身领受了高度集权的危险和可怕。
同是北大物理系的博绳武，当年只是17岁，他自嘲自己是“小右派碴儿”，他仅仅是因为“参加了”“百花学社”，在成立大会上签了一个名字而已，这个百花学社虽然还没有来得及进行什么活动，但是因为发起人是大名鼎鼎的谭天荣，所以后来很快被打成了“反动小集团”。在北大给予博绳武“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任”面前，博绳武确实徒有虚名，他真的不配担当，很无奈。
可以这样说吧，如果以普世价值观、民主宪政的立场来看，当年大大小小的右派被划，任何一个个案都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从维护专制一党专政的立场衡量，倒是确实有一些冒犯者的，不管哪一种，他们都在言论的范围，故从原有的五四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原则来衡量，“反右运动”不仅荒唐透顶，而且是明显违法的！
北大的五七人为了讨回公道，要求对右派问题赔礼道歉和经济赔偿，他们较早开始于1995年，上访北大党委和上书中央，接着年复一年，包括每年一度的校友会上多人挂牌（右派冤和右派索赔牌）亮相的举措，一概没有回应。无奈之下，直到2011年，他们决定申请游行示威，他们依法向北京市公安局递交申请，申请书是这样的：
“游行示威申请书
目的 ： 要求中共中央下文，对我们错划右派所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
方式 ： 游行、示威、喊口号、静坐
标语与口号 ：
必须赔偿对错划右派所造成的损失
损坏东西要赔，天经地义
对错划右派赔礼道歉
右派分子都老了，反对拖延战术
不赔偿损失天理难容
等等
人数：7人（王书瑶、纪增善、沈志庸、俞庆水、博绳武、燕遯符、俞梅荪）
车辆、音响：无
起止时间：2011年7月15日10时到15日12时
集合地点：西四
解散地点：西四
途径路线：从西四出发，沿府右街向东，经过国务院后门时不打标语，沿南河沿向南，到长安街向西，越过新华门，到西单，折向北，到西四结束。
负责人姓名：王书瑶 纪增善”
他们按程序提前申报，遇到了不少周折，终于被拒绝受理，据答复北京市从未批准过一起游行（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那年的和钓鱼岛事件的游行是“特批的”）。没有受理，肯定谈不上批准，事情本该结束，但是到了7月15日那天公安局派出所把他们这些人分别地不是被关在家里不许外出，就是由派出所组织去“旅游”了，游行事件至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