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恒转自：https://www.china-week.com/html/4770.htm

岩石：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活得像“人”吗？

作者：岩石；分类：百家争鸣；标签：毛泽东 ；日期：2009-02-21

——支持胡星斗之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宪法》总纲写下了一句金光灿烂的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是社会的公仆。”——各级党政官员常常如是说：“为人民服务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公仆”总头子毛泽东如是说。

实在令外人肃然起敬，令国人激动不已！——依照上述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理应是国家的主人——可是，在那个被一些极左派吹嘘为“伟大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毛时代里，中国人民真的当家作主了吗？——退一百步说，当时中国人活得像“人”吗？

一、先看看媒体上的“人权”

1948年联合国大会发布《人权宣言》，庄严地宣称：人权是“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

人权，马克思倡导过，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宣传过，毛泽东本人在革命时期也大声疾呼过。可是，毛夺得政权以后，在所有媒体上，“人权”竟然蒸发了！哪里能看到人权啊？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根本看不到“人权”二字！——反而，人权所包含的“人性人道自由”等理念，居然变成了官方严厉批判的对象！

如此拒斥人权，请问：中国人能享有做人的权利吗？能活得像个“人”吗？

二、生活在假话的海洋里

这是笔者一篇杂文的题目，也是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现状的如实概括。

我的一位农民朋友说得很生动：“养一头猪，还叫它哼哼呢，只怕它不哼哼。可老毛那时候，大活人连哼哼都不敢哼哼！”——当时，人与人之间谁都不敢说真心话。且不说同僚同事，且不说同学同乡，即使兄弟姐妹，即使父母儿女，甚至，即使是恩爱夫妻，谁敢掏心窝吐露半句真言？—— 一旦闹起矛盾检举揭发，立马便会巨祸加身。

李九莲，工人的女儿，红卫兵司令，可谓“根红苗正”。只因给未婚夫写情书时吐露了几句肺腑之言，不料这个解放军战士告了密，不久便被投进监狱，最后被枪毙。

请问：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活得像“人”吗？

三、灾祸从何而起？

（一）因拆字游戏而死于非命

林志中先生的《拆字冤案》（《咬文嚼字》2005年第5期）写道：

河南南部某乡，有个名叫刘永咸的公社党委书记，因为正直他得罪了不少人。一年夏夜纳凉，不知怎么扯到了“突”字，刘书记用拆字法解释说：“‘突’字好理解，你看，它可以拆成一个‘穴’字和一个‘犬’字，一条狗从一个洞穴里冷不防地窜出来，还不‘突然’吗？”

谁知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一个平时对刘书记怀恨在心的造反派成员连夜向造反派头头告密，结果无限上纲，说刘永咸恶毒攻击“突出政治”。迫害也随之而来，挂牌游街，下跪批斗……生性刚直的刘书记不堪凌辱，气愤之下跳进了深潭。

（二）、因一句玩笑话而遭罪致死

河南省交通学校教育长黄云祥，1958年因豫东（河南东部）一个女社员吹牛皮，说不收亩产百万斤红薯不结婚。黄跟几个要好的朋友说：大家给这个女社员立贞节牌坊吧。算一算，百万斤红薯放在一亩地上能堆一米五高。因此，让他劳动改造，到郊区十八里河深挖土地一米五，最后累死在工地上。

（三）、聪明人一句话受了22年罪

袁永松、王均伟二位先生编著的《左倾二十年》写道：

有一位当年的“右派”很多年后哭笑不得地回忆起当年被划成右派的原因。当时他是北京某高校的学生，平时人颇聪明，看事往往有先见之明。上级号召鸣放，班上不少同学都出来给学校提意见，他却一声不吭。有一天，班里的党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顺口把心里话说了出来：“我才不提意见呢，现在提了，将来非挨整不可。”够了，就这一句，“右派”的帽子一戴20多年。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四）、一句话被误解而被逼死

四川南充的袁泽松先生的回忆文章《文革中的黄老师》（《读者报》2003年11月4日）这样写道：

“文革领导小组”成立后，每个公社都要把公社干部分类向上一级文革小组汇报，哪些进了文革小组，哪些是什么原因没有进入，以便确定批斗对象。我们公社的这一任务仍然是出自黄老师之手。黄老师写的报告中有这么一句话“加入文革小组的和尚未加入文革小组的公社干部”的后半句被公社文革组长理解为：“当和尚的公社干部才没有加入文革小组；或和尚不加入文革小组就来当公社干部。”他看了报告说，认为他领导的地方闹出这么大的笑话，他这个文革组长还怎么当下去，马上纠集一伙造反派干将冲进学校，闯入黄老师的办公室，有的抓头发；有的抓衣领，把黄老师拖到校门口的一棵黄桷树根上将其强行跪下后，才命令全校师生到校门口集合，叫黄老师向师生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黄老师还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用手理了理额头的头发后说：“我没有什么罪行可交待”；文革组长何西平走上去抓住黄老师的头发把头往下按后才揭发黄老师的罪行。黄老师听后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说何组长把意思理解错了。这还了得，当众诬蔑何组长没有水平把意思理解错了，批判会立即响起了口号声“诬蔑文革组长，就是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随后便用墨汁把黄老师脸抹黑，又挂上黑牌，由红卫兵押着游行示众，午饭没有吃成，连厕所也不准上，下午黄老师的裤子湿透了，哪里还走得开路，由造反派的几个干部拖回来扔在公社食堂左侧的二楼上，晚上只给黄老师二两冷干饭，叫黄老师吃后要写好交待，明天继续参加批斗会……。

这位名叫黄涛的50多岁的教师，因此变成了敌人，并且，生生被凌辱折磨而离开了人世。

（五）、随口之言成祸端

许传海先生在《杂文月刊》上发表的《我所经历的一些运动》写道：

有位院长成了右派，说起来也怪有意思的。一次开全院学生大会，他针对有人说农民吃不饱的问题，以这样一个故事教育学生：吃得饱有什么好处，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大代表外出视察，在火车上，一个代表吃得过饱，把胃撑坏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第二天就有一批处系干部贴出大字报，上纲上线的批判他。他的这次讲话竟然引火烧身，成为被打成右派的祸端。

（六）、A与非A都不可，横竖都是祸

许文中还写道：1956年我考上大学，成了一名“调干生”，第二年就是“反右”。正式“反右”之前叫“社会主义教育”。全班分成若干小组，天天开会，让学生们畅所欲言，向党交心。后来转为“鸣放”。“鸣放”到一定程度，便转入“反右斗争”。我们是大班，约150人，最后定了9个右派分子，超过5%.有个同学是这样当上右派的：他看了某系几个同学写的一张大字报，不同意其观点，就写了一张反驳的大字报，结果某系写大字报的成了右派，我班这个写反驳大字报的也成了右派。“正反”双方的结局相同，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七）、写重两字被逮捕，子女四人成孤儿

信阳师范音乐教师申绳武，肃反中被错捕，复查纠正后，在反右末期却无端与“右派”一道被送去劳改，1959年饿死。其妻焦玉钧（北京市原副市长焦若愚胞妹）一次游行前，突击抄写小学生手持小旗上的标语时，将“反对美帝霸占黎巴嫩”中的“反对”二字写重了一处，当即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7年，亦早死。四个儿女沦为孤儿，大的16岁第二年病死，剩下的三个分别为10岁、6岁、4岁，讨饭年余，为孤儿院收容。10岁的儿子健康正常活下来了；6岁的女儿后来成了疯子；4岁的儿子长大后，因未受到良好的教育与人殴斗，伤人致死被判死缓。

（M）、子女名字惹猜想，父亲遭祸殃

这是当年流传甚广的一起冤案——确有其事，但我原来保存的资料不慎丢失，因此，此例作为另类—— 一个父亲好端端的突然被打成了“反革命”。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子女的名字而遭受灾祸——他的子女依次叫：爱国、爱民、爱党。有人突有所悟，检举上去，说名字连起来寓意是：爱国民党——这说明，此人反动透顶。

（八）、堂堂中共高官，因长相而身陷囹圄

文革中，1967年4月，在接见内蒙古代表时，康生说内蒙古区党委书记王逸伦：“我一看就觉得这个人根本不是共产党员，而且也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个特务。”因此，王被捕入狱。

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因同样的原因也被关进了共产党自己的监狱。

（九）、因一时疲劳瞌睡最终丧生

官明华，1952年毕业于广州第三医士学校，供职于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4师8团医务所，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66年夏，一次农场召开批判“三家村”大会。官女士因头天晚上出诊接生，通宵达旦过度疲劳，在会场打了一个盹。就是这片刻瞌睡，竟给她带来了杀身之祸。当时，她立即成了大会的批斗对象，被斥为“小黑帮”、“小邓拓”，随即撤销职务下放劳动改造，1969年又被划为“特嫌分子”送白沙县 “学习班”审查。官女士觉得农场领导人太不讲理，一气之下写了几张大字报。于是立即被扣上了一顶“攻击红色政权”的大黑帽子，接着便是没完没了的审讯、批斗、严刑拷打。此后，群众专政队员，从她的日记里发现了一句话：“金黄色的太阳仍挂在防风林的上空，放射出金色的光彩。”——这普普通通一句话竟被上纲上线分析成了：“影射伟大领袖落山”，于是又被加上了一顶“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

1971年3月12日官明华被枪决，时年37岁。（引自纪之《人血馒头的故事》）

(十)、张冠李戴十九年

1960年12月，大冶煤矿技术员、省市两级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高锡成，突然被扣上“现行反革命”、“漏网右派”的帽子，押送一个小煤矿劳教改造。同事们都非常惊诧，高锡成本人更是大惑不解：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19年后方才水落石出。原来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批判右派分子恽XX时，高锡成担任会场记录，记下了恽的17条“反动言论”。当时不经意将记录夹在书中便弃之脑后。3年后，高的大学同学王XX无意间发现这张字条，认为是严重敌情，当即向党支部告了密，于是，酿成了一桩荒唐冤案。一个优秀的年青知识分子因此丧失了19年宝贵的年华，平白经受了19年残酷的折磨。（引自尹明《离奇的人间悲剧》）

（十一）、勤劳致富有罪

姜玉明先生撰写的文章《富之罪》，记录了一个吃苦耐劳、稍显富裕一些的农家的不幸遭遇。文章的主人公叫闵耀芳，家住江苏省武进县嘉泽乡横埝村，是个搞副业的能手。该文摘录如下：

他的家庭副业虽然很多，但集体劳动也没少参加。他每年劳动的工分和同等劳动力是相当的。当然，他一家老小是很辛苦的。天没有亮，人家还没有起床呢，他家已在地里干活了；天黑了，人家已经吃完饭，上床睡觉了，他家才从地里摸回来，真是白天黑夜干，很少有一刻清闲。由于一家人勤劳，汗水换来了生活的富裕。

闵耀芳早就憧憬着一个理想：把两间旧屋翻成楼房，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闵耀芳因富得祸，富，变成了“罪”。

1966年8月的一天，他被抄了家，一时间，翻箱倒柜，屋里屋外，弄得鸡飞狗跳。大桌子、小凳子，全被抬出，上面堆满了衣物用品、粮食、副食品，被一一拿走。

此后，他被吊打了几次，又关押了十多天，经常挂牌游斗示众。

1968年4月28日深夜，大队“群众专政组”几十人，将闵家包围。闵的老父亲被抓走，在大队部吊打审问，要其交出儿子。第二天，闵耀芳也被抓到了大队部。遭到了更厉害的毒打和批判斗争。

不许富！——1955年，毛泽东曾说：“农民怕冒尖是很好的事。”他还说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1957年10月9日）——这就是真正的源头。

（十二）、勤奋教学有罪

容姜贵先生的《知识是祸》记录了这桩奇冤——贵州省榕江县忠诚小学教师莫定钦，潜心收集整理了一册教学参考资料，内容包括报纸、杂志上发表的中、美、英、苏、法五大国首脑的照片简介、中外著名的诗词歌赋、名言警句、史哲资料、政治论文、图片、漫画等，自己视为珍宝，命名为《黄金难买》。

起初，这本册子在学校好评如潮，师生们争相传阅。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这样一位爱岗敬业的优秀园丁，就是这么一本教学参考资料，竟然招致了一场奇灾巨祸，莫老师因此被判刑20年！

（十三）、刻苦钻研学问有罪

王贤才，江西九江人，建国初期毕业于山东大学医学院。求学期间，得知有一部享誉世界的医学巨著《希氏内科学》。希氏，中文译名希塞尔，简称希希，是美国著名的医学教育家。《希氏内科学》是希塞尔组织100多位内科专家编著的大型教科书。王贤才等了半年多，才从学校图书馆借到了这部书，简直如获至宝。年轻的大学生突发奇想；这么好的书，为什么不把它译成中文？

可是，谁曾想到，可钦可敬的爱国壮举，在毛泽东时代里，竟变成了罪行，竟给这个有志青年带来了长达几十年的飞来横祸——1958年6月27日，王贤才补定为“右派分子”，罪状是：崇拜西方资本主义，罪证就是翻译洋书。不久，医院整体迁往呼和浩特。初冬一个寒冷的夜晚，在医院外的荒地里，他把自己刚译成的第9版《希氏内科学》40多万字的译稿，忍痛投入火中。不久，他得知海外出版了第10版《希氏内科学》，又卖掉400毫升血买了下来。1961年11月27日被摘掉了帽子，他认为冬去春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拼搏——重新翻译《希氏内科学》。

然而，知识分子太单纯了。1964年，在“四清运动”中他再次受到批判，连那些经常接近他的青年医生们也受到了批判。工作队批判他说：“为什么青年医务人员愿意跟你走呢？我们党号召又红又专，而你吸引一部分青年走白专道路，实际上是与党争夺青年！”并且，斩钉截铁地说：“你记住，摘掉帽子，还是摘帽右派，必要时还可以再戴上！”

王贤才又一次惊呆了！这时，他不得不再次痛心疾首地烧掉自己珍爱的译稿。

然而，烧掉译稿还不行。文革开始后，他又受尽折磨，1968年4月27日，被投入监狱，主要罪状仍然是：吹捧美英科学文明！

陈景润，一代数学大师，不谙世事，不问政治，与世无争，长期独身，居6平方米小小陋室，孤独地在科学之山上踽踽独行，艰难攀登，竟也被逼跳楼！

（十四）、爱国有罪、为共产党效力有罪

赤心爱国，热诚为共产党效力，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利耶？害耶？毫无疑问，无需争论。然而，匪夷所思的是，在毛泽东时代，这种自由，在许许多多人的身上也被剥夺一空！

中华民族的大功臣马寅初老先生，在痛遭毛泽东批判以后，爱国老人依旧痴心不改，以年近八旬的高龄勤奋笔耕，写成了一部极其珍贵的辉煌巨著《农书》，以报效生他养他的中华民族。可是，大作写成不久，文化大革命狂飚骤降。对祖国一往情深的耄耋老人，不得不用颤巍巍的双手将垂暮之年拼尽老命的心血结晶，肝肠寸断、老泪纵横地一页一页投向火舌之中……

章乃器先生，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事业有成，正在香港干得红红火火，受毛泽东之邀回大陆参政，担任粮食部长，在反右中被打成大右派。

钱伟长先生，当代中国著名科学家，与钱学森、钱三强合称“三钱”。1912年生于书香门第，其四叔钱穆，是一代国学大师，可谓家学深厚。当年投考清华大学时，国文、历史双100份，当为文科状元。可是，这时“9·18”事变爆发，国难当头。为了救国强国，他毅然改学物理。清华毕业后，他又考取庚款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学成以后，又为救国强国，毅然放弃在美国年薪8万美金的优厚待遇，回到战火频仍、积贫积弱的祖国。2004年担任上海大学校长，92岁的钱老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这人就是这样，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去做。我不考虑别的，我什么也没有。没有房子，住在学校。在上海大学，我是不要工资的，我不要什么。”

就是这样一位痴心爱国的一代科学界泰斗，1957年也被剥夺了为国效力、为共产党效力的资格。在被邀请出席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座谈会上，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先生就大学教育提了一条意见：希望不要教条主义地完全搬照苏联的做法。结果因此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受批挨斗之后，一个中国的顶级科学家，在55岁高龄之时，被发配到钢铁厂，当了一名出苦力的炉前工！

宁连乔先生着文《不只是一位回国博士的悲哀》，记述了一对爱国科学家夫妇的悲惨遭遇：

肖光琰先生，祖籍福州市，1920年生于日本，后移居美国。1942年5月毕业于坡蒙那大学化学系，1945年12月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获得化学博士学位。1946年初任该校化学系助理研究员，1947年任该校冶金研究所研究员，同年8月任美孚石油公司化学师。其间，曾4次获得金质奖章。

不久，青年才俊与一位漂亮、贤惠的姑娘甄素辉结为百年连理。对于肖博士来说，真可谓安居乐业，万事如意——不过，“万事如意”4字并不恰当，作为海外游子，肖先生有一副忧国忧民的热心肠。为此，他常常寝食不安。1949年，忠诚爱国的肖先生参加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中国学生基督协会”。当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宣传使他和妻子激动不已。此后的一年里，一对爱国的热血青年舍弃了他们喜爱的各项文娱体育活动，夜以继日地收集、整理一切对祖国建设有用的资料。1950年，肖光琰和甄素辉毅然决然，告别了舒适的洋房，告别了称心的工作，告别了丰厚的待遇，回到了魂牵梦绕却又陌生的祖国。他们终于看见了五星红旗，年轻的伉俪相拥相抱，激动得热泪横洒。

然而，他们踏上祖国大地之际，正值镇压反革命运动如火如萘开展之时！——两位青年科学家被安排到了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海运学院工作。起初的接待也不能说不热情，但好景不长。很快，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便抛了出来，砸向他们：“思想反动”、“带回资料是为了向上爬”、“十足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有卖国思想”……

因受精神打击，肖光琰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1956年，周恩来、陈云领导反冒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了少有的一段艳阳天。一位领导同志找他谈话，诚恳地检讨了过去的错误做法，向他表示歉意，还修改了一份鉴定材料。肖博士深受感动，他向党表示要以实际行动积极工作，争取入党。

此后，他注入全部热情潜心研究“页岩油催化裂化及其氮中毒的机理”和“电子酸性催化剂”——对于燃油资源贫乏的中国来说，这项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又是好景不长！1958年底，在“拔白旗”运动中，肖博士被拔了出来，成了“白旗”——“老白旗——肖光琰”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对祖国毫无感情”、“执行的是挂羊头卖狗肉唯有理论高的白旗路线”、“你想入党，是对共产党的污蔑！”——又一次当头棒喝！又一次冷水灌顶！

不料，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除夕，在迎新联欢晚会上，他受到了任何人都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

——报幕员高声宣布：“下一个节目：活报剧《洋博士现形记》。”接着，一个小丑登场，自报家门：“在下肖博士，靠父母的造孽钱，在美国混了个洋博士，听说共产党在中国掌权，待我偷点资料，溜进中国也好捞个一官半职……”

士可杀而不可侮！——肖博士精神崩溃了，从此消沉下去。群众反映：这样下去，肖先生非自杀不可。

1961年——大灾将去，刘少奇开始主持调整工作之际，阳光雨露再次洒向博士的心田。在交心会上，他泣不成声地说：“我热爱党，相信党是公正的，希望再活40年，尽余生为党做些事情，我要拼命干！”肖先生在工作中身体力行自己的誓言，1964年他一个在北京的妹妹病故都没有去参加葬礼——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赤诚，不把知识全部奉献出来于心不甘。

然而，又是好景不长！1966年一场惊天大浩劫降临中国，洋博士自然在劫难逃。1968年10月5日，无产阶级群众专政队的一群彪形大汉将正在病中的肖先生抓进牛棚，并抄了他的家。在牛棚里则是无休止的审讯、三角皮带没死没活的抽打、嘲笑和唾骂。

他一共交了26份“认罪书”，接受了20多次皮肉修理。

1968年12月10日晚，身体衰弱的肖先生又受到了一次皮鞭教育，被打得皮开肉绽，连声哭喊。第二天早晨，誓死要为共产党“拼命干”的肖博士再也没有起来。专政队发现尸体以后，迅即在化学物理研究所大院内贴出了《特大喜讯——反革命特务分子肖光琰畏罪自杀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海报，并于当日下午到营城子农场揪出肖光琰的妻子到研究所继续交代。受过一番折磨后，甄女士提出请求给两天假，回一趟家料理一下多日未见的孩子。没料到，专政队大发慈悲，恩准了这一要求。可是，两天后甄女士并没有返回继续接受审讯。第三天，1968年12月13日，当人们打开肖家房门以后，发现甄女士与她15岁的女儿肖络连，紧紧搂抱，灵魂早已经离开了无限“光明、幸福”的毛泽东时代！

有必要为小姑娘肖络连补写一笔——这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孩子，热情、天真、聪明、美丽、特别好学，上小学时便自己动手组装半导体收音机。可是，这个讨人喜欢的小姑娘从小却受尽了白眼、嘲笑和辱骂，幼小的心灵伤痕累累。死前头一天，小女孩将自己的照片郑重地赠给要好的小朋友“留作永久的纪念。”

肖光琰夫妇死后被定为“特务集团”头子。这是一桩毛泽东的爱侄毛远新亲自抓的典型案例，编号《301》。此案，无辜的肖光琰夫妇又株连了11个单位26个更无辜之人，其中包括曾照顾过络连小姑娘的邻居老夫妇，曾给肖博士打过针的女护士，曾与肖先生交换过热带鱼的老理发员等人。最后，毛远新将此案总结成典型经验，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被宣扬为“工人阶级占领科学阵地的活样板”。

为爱国匆匆而来，为给共产党效力匆匆而去！——在毛泽东时代，爱国竟然不成，为共产党效力也竟然不成！

（十五）、爱国英雄有罪

著名学者杨奎松先生在《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文中写道：

田西园，抗日将领，曾历任军参谋长、代军长、集团军参谋长及代司令等职。内战后期加入民主同盟，受命“策应解放作战”，其组织地下武装并直接接受了解放军第十二兵团萧劲光的指挥。其后还成功策动武汉警察总队起义，保障了武汉市的通讯交通、水电供应免遭破坏。但是，他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杀害。

彭德怀元帅，伟大的民族英雄，共产党革命家。组织和领导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唯一一次战役行动——百团大战。为此，多次遭受毛泽东的严厉批判，并且成了所谓“反党”的一大罪状。

（十六）、劳动模范有罪

许多省级和全国劳动模范，文革期间都受过残酷迫害——仅仅因为是劳动模范。《左倾二十年》中记载了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掏粪工人时传祥遭受折磨的情景，细节恕不赘述。

（十七）、只因他们是黑帮的子弟

江明，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但是，他有一个大名鼎鼎的舅父。此人，名播海外，姓高名岗。当年，这赫赫二字，如雷贯耳。

江明，生于陕西农村，14岁时尚不识一字。只因他是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高岗的外甥，进了贵族学校——延安保育学校。5年后——1942年又进了延安大学，成了一名大学生。1945年，进了第一批赴东北干部团。1948年，与叶楚梅、邹家华、李鹏一起，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批留苏大学生。行前，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林彪、高岗、李富春等专门接见送行。1950年，只因他是高岗的外甥，赴苏访问的毛泽东在莫斯科专门接见过他，还为这个学农的大学生题写了“农业机械化”几个字。

1954年8月17日，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经济内阁（计划委员会）首脑高岗，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头子，不明不白而死。

只因他是高岗的外甥，从此由人上之人陡然坠进了社会底层的地狱之中。他连续不断地受审查，一次又一次被强迫低头认罪，要他承认自己反党；一次又一次被揪斗，被游街，接受拳脚教训，受尽折磨。因为伤及内脏，他的胸口多年一直隐隐作痛。

只因是高岗的外甥，无人敢和他谈恋爱，也无人过问他的婚事，直到1976年毛泽东死后年逾半百，才和另一个苦命之人，一个连连念叨“我坦白、我交待”的精神病患者结为悲剧夫妻。

然而，江明认为，他比有些人还强一些，例如他的留苏同学朱忠洪，文革中被整得妻离子散，精神失常，宣布平反的当天，走出家门，至今杳无音讯。此公为何遭此厄运？只因他是王稼祥的义子——王稼祥，就是将毛泽东推上权力高层而晚年却被毛泽东批判的“修正主义大黑帮”。

（十八）、祸起一首歌——《知青之歌》使作者蒙难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彩虹般的大桥，直上云霄，横断了长江，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这是文革初期在广大下乡知青中广为传唱的一首歌曲，人称《知青之歌》。它虽然没有时尚的豪言壮语，但也没有流露什么“反动思想”，只是离家游子思乡之情的自然抒发——但是，就是这样一首普普通通没有政治色彩的歌曲，1970年2月19日，经张春桥指示，它的作者、知青任毅被逮捕下狱。为什么？只因苏修的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了这首歌曲。

（十九）、一幅漫画，害了一批教师

郭维敬先生编著的《共和国早期的故事》，记录了60多起冤案。其中《权力意志下的悲惨命运》，写道：

信阳地区在“左”书记王某的领导下，反右运动的各种荒诞离奇故事……他到汝南县视察，看教师学习班鸣放大字报时，见有数十名男女教师画一幅漫画，讽刺教育科长随地便溺。于是在大会上说：“这泡尿尿的好，尿出了一群牛鬼蛇神！”结果这一大批无辜教师都一个个沦为“右派”。

（二十）一篇文章，索性命

陕西农村共产党员杨伟名，1962年写了一篇《当前形势怀感》的建议文章，表达了对国家形势的忧虑和改进农业工作的意见，投寄中共中央和各级党委，曾经受到很多领导干部的高度赞扬和热情肯定，但是，毛泽东见之勃然大怒，8月6日在北戴河会议上进行了严厉批判。因此，杨伟名屡屡遭受迫害，1968年因不堪凌辱与妻子一起服毒自尽。

（二十一）、一本书，殃及10万人

1962年，作家李建彤，写了一部颂扬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小说《刘志丹》。可是，只因主要歌颂对象是当年陕北根据地的领导人，因而引起了毛泽东的两大不愉快：1、虽然他自己说过“陕北救中央”的话，但别人歌颂陕北会影响他的威信；2、使他联想到几年前被他打倒的刘志丹的战友高岗。因此，将这本书定性为“反党小说”，从而使10万人受到株连惨遭厄运，其中包括副总理习仲勋和许许多多帮助过共产党的普通农民。

（二十二）、一个剧本，株连几百万人，引爆文化大革命

更有甚者，奉毛泽东之命着文歌颂海瑞的明史专家、北京副市长吴晗写了一个剧本《海瑞罢官》，好评如潮，毛也赞不绝口。然而不久，毛泽东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选择以批判《海瑞罢官》作导火索，曾与毛泽东过从甚密的吴晗因此而突遭厄运，受尽折磨，家破人亡。并且，株连了党、政、军及学术界、文艺界几百万人惨遭迫害。

（二十三）、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降

1968年在轰轰烈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沈阳一家国防工厂——172厂理化室主任周凤威，不明不白被人检举为“特务”——检举者也是在毒打之下不得不信口胡诌乱咬人——20年埋头工作老实本份的周先生再三再四申辩，甚至痛苦流涕给人下跪，求人相信他的清白。可是，统统无济于事，凶手们依然对他施以酷刑。第三天，他实在忍受不了终于跳楼身死！临终前，他一滴血一滴泪写下一封遗书：“爸爸没干坏事，更不是特务……不承认不行，承认也不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忍心离开你们是不得已的事。”

请问：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活得像“人”吗？

四、不该受刑而受刑的人们

（一）、少年儿童反革命

2000多年前，我国《秦律》就以身高为准则，作出了少年不负刑责的规定。然而，在文明的现代，毛泽东中国竟然制造了大批少年儿童罪犯——不是刑事犯，而是政治犯！

工人作家杨起初先生的回忆录《“歪嘴骡子”的大墙生涯》写道：

十三岁的孩子也坐牢房

（1968年）2月16 日， 农历的大年三十，是合家团聚的日子。我们这些无辜的“现行反革命”却要在风雪交加、饥寒交迫中，挂牌、戴铐，在郑州大街小巷中游街示众。

一路上，囚车的高音喇叭厉声把游街的“现行反革命”一个个点名示众，随着点名声，身后的监押士兵将囚犯一个个揪起亮相，此起彼落。囚车上的高音喇叭，声若巨雷般地吼叫：“现行反革命张双石、男、现年十三岁……．”蹲在我身边的张双石，可怜兮兮的被拎起示众，毕竟还没成年，不知是冷是饥，是害怕………浑身筛糠般发抖，泪水涟涟，失声痛哭。

张双石是因书写“反动”标语而获罪——他母亲是水工机械厂的厂医。张双石这小家伙挨了母亲的打，恼他母亲，又因为他母亲是共产党员，于是在家里写出“打倒共产党”的标语———结果被人发现，不省世事的小学生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八年！

“一打三反”十四岁的枪下鬼

安阳地区的布告更令人震惊：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仅仅因为他父亲被人们批斗一时气忿，用砖头扔向批斗的人群，并没有砸死人，本够不上“杀人偿命”的律条，但布告上笔锋一转：“因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使这个十四岁的孩子血溅刑场。

当时，全国各地有许许多多幼稚的少年儿童都成了政治犯。例如云南昭通15岁的小勤务员李曰垓、吴晗15岁的女儿吴小彦、河南大学15岁的新生张锡燕……

（二）、精神病人反革命

1981年，美国精神病患者克里欣曾制造了一起轰动世界的大案——刺杀总统里根。最后法院的裁决是：“做案时间歇性精神病发作，免于追究刑事责任。”里根说：“这是我们的制度，任何人都应服从法律。”——这是发生在当代民主国家的事情。

据《唐史》记载，太宗在位时，相州人李好德妄议朝政，被处极刑。大理寺卿张蕴古奏曰：“李好德有疯癫病，依律不宜治罪。”李世民准奏——这是发生在封建专政时期的事情。

可是在毛泽东中国，思想情绪无法自控的精神病人——而且仅仅是妄言妄语，却也同样严加惩处——1971年9月2日，疯子李香芝仅仅因为说了一些疯话，便被判定为现行反革命，处以极刑，就是其中典型一例。

韦瑞军先生的《林彪叛逃前李香芝被杀》和丁群先生的《女演员李香芝和她的冤案》都记载了这起事件的始末。

请问：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活得像“人”吗？

五、非人的待遇

（一）、群众专政

1963年11月26日，在接见古巴诗人比达时，毛泽东说：“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少捕人，很少杀人，而是用群众监督的办法，监督坏人劳动，依靠70%、80%、90%的大多数人民群众监督10%、20%、30%的人劳动。”

啊！多么充满人性情怀的“伟大”政治家！多么充满人性精神的“伟大”的社会主义！——语言，美丽而动听！然而，实践如何呢？请看《“内人党”惨案始末》：

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旗乌兰套海公社八一大队贫农社员李树友，为人老实，与世无争，一家4口，本本分分。1968年10月20日，大队群众专政副总指挥丛国君率领一群“群众专政”队员突然杀气腾腾，凶神恶煞一般踢开李家房门，绳捆索绑将李树友带到大队部吊了起来，当晚，开始公审批斗，逼迫李树友承认自己是“新内人党”成员。精疲力竭的老实人一再否认。

“帮助帮助他！”院里一片吼声，许多村民吓得低下了头。6个壮汉一拥而上，挥起皮鞭、乒乓乒乓朝吊起的李树友没头没脑用力猛抽。实在无法忍受的李树友在修富等人一句句诱供下，只得承认自己是“内人党”。但善良的老好人咬紧牙关，无论如何也不肯乱咬无辜他人。最后，剧痛钻心，万般无奈，他心如刀绞地说发展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于是，怀着8个月身孕的于喜凤被剥光上衣带进了会场。丛国君冲到跟前劈头盖脑抽了几巴掌，接着，抓起她的头发，朝着凸起的肚子飞起就是一脚。于喜凤惨叫一声昏倒在地。但是，心似铁石的“群专”好汉并未住手，他们继续用皮鞭“帮助”这位孕妇，并逼她当着丈夫的面承认曾与他人通奸。李树友15岁的儿子和10岁的小女孩也遭到了殴打和辱骂。

第2天，于喜凤流产。由于李树友一家人缘好，几家村民串通起来将他们保释回家，以便于喜凤养伤。修富勉强同意，给了7天期限。

1968年11月28日，与世无争的一家4口一起悬梁自尽，离开了让他们痛不欲生的 “光明”的世界、“幸福”的世界。

（二）、劳动教养

反右派运动展开以后，毛泽东下达了一项指示：“除了少数知名人士外，把一些右派分子都搞去劳动教养。地、富、反革命，摘了帽子的。要调皮再给戴上！搞个劳动教养条例。死刑不要轻易废除。孙悟空没有紧箍咒不行。”

“劳动教养”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制度？这里，略举一例以观之。

北京市文联。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刘绍棠被划成了右派！一个又一个文坛精英掉进了深渊！批斗场在四楼，突然，一个人从窗口飞身而下，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巨响，鲜血染红了土地——反右派运动破碎了多少人的生活之梦！

另一个文坛才子丛维熙也被划成了右派！不久，他和其他右派一样，被劳动教养，参加劳动改造。

起初，在建筑工地，严冬零下20多度，狂吼的寒风似刀片，如针尖，一个个细皮嫩肉的知识分子抡起大铁镐拼命刨地，一镐下去一个小白点，不停地刨，胳膊震得酸痛难耐，但在监视之下，不敢稍微懈怠。一个个手背皴裂、红肿，渗着血，有的还流着脓……半天四五个小时，中间只有15分钟休息。干活时，不能说话；休息时，也不敢说话，——祸从口出之人深知出口之言的可怕。

右派们全都住在棉帐蓬里，打地铺，被窝阴冷又潮湿，为了抗御严寒，以防冻僵，他们睡觉时都戴着棉帽，围上毛巾，捂着口罩。

1958年4月，这批右派被装上卡车，运往北京西郊贾鲁峪公社，任务是挖坟坑。这是一片古荒之地，到处都是坟头。 30年后，从维熙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无法描述干这活时的心情，除了精神上的高度压抑以外，还有嗅觉的难以忍受。夏日炎炎，骄阳似火，跳进坑穴抡镐刨着沙石，已使人昏昏然如同木偶……，我一生闻过各种臭气，但却无法和腐烂尸体上淌出来的臭气相比。那是一种咸臭、恶臭，即使你戴上三层口罩，也能使你五脏翻江倒海！”

苦难是难以忍受的，更难以忍受的是人们鄙夷嘲弄的目光。吃饭，是右派分子最难捱的时间。他们在围观的人群中不敢抬头，但完全感觉得到，人们叽叽喳喳地在嘲笑他们，指手划脚地议论他们，象欣赏猎物一般在审视着他们。而他们，犹如笼中的猎物，犹如被捉住的小偷，犹如受伤的老鼠，在刀子似的目光中躲躲闪闪，羞愧不已。

然而，最使他们难以忍受的则是繁重劳动以后疲惫不堪之时，每日不辍的夜间思想改造批斗会。

右派斗右派，绝不亚于积极分子斗右派。因为批判是受到鼓励的，谁表现好，就有被解放的希望；而表现差，则会加重惩罚。所以，受形势所迫，在苦海中挣扎的右派分子，竟失去了同病相怜的人性，变成了在窝里互相嘶咬的困兽。与社会上的运动积极分子一样，他们也两眼紧盯同伴，常常从鸡蛋里挑刺，进行揭发检举；批判也是无限上纲上线、怒不可遏；情之所至，也往往拳脚相加。

漫画家李滨声，为农村绘制壁画，被时时刻刻都想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的人们发现了，指责为居心险恶，故意把牛驴画瘦，其他右派愤怒地吼叫起来：“公社的牛，都是膘肥体壮，你故意画瘦，心怀鬼胎！”

“你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不改！”“这是立场问题，你反动至极！”“反动透顶！”……

这样的思想改造会，每每开到深夜，第二天照样起早干活，天天如此。

比起这些折磨，最难以承受的，毕竟还是饥饿。许许多多回忆文章揭示，劳教场的饥饿简直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恐怖境地，许许多多右派因此而丧生。

请问：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活得像“人”吗？

六、非人的酷刑

一些人不遗余力地宣扬毛时代有“最广大最充分最实在的民主”。什么叫“最广大最充分最实在的民主”呢？

内蒙古在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和揪“内人党”运动中，通过毛泽东实行的“群众专政”，最广大最充分最实在地展现了这种无与伦比的美好“民主”。 张曼娟女士编辑的《“内人党”大血案始末》写道：

托克托县伍十家村的荣第，1957年15岁时参加革命，1958年任乡长。1968年，其家被划为漏网地主，家里的财产都上了封条，吃粮、烧柴都得申请，不批准就得全家挨饿，困此，其70岁的母亲上吊自杀，14天后，其72岁正在病中的老父被勒令接受批判斗争，老人被五花大绑在门板上，抬到会场，脖子上挂着盛满尿的尿壶，两耳上挂着小脚鞋。结果在批斗会上当场死去。其叔父被关押起来不给饭吃，不日也亡故。一月后，其二哥也遭迫害而死，不出百日，一家死了四口，荣第本人被打得胸椎骨折，成了终身残废。

锡林郭勒盟科委主任那顺巴雅尔，19岁参加革命，1947年加入共产党，1964年被诬陷为“反革命”被捕入狱，1968年又被打成“内人党”。受尽了各种酷刑。他的两手被铁钉钉在木板上，然后用皮鞭抽，棍子打，用火烧，每只手都留有四五个透掌疤，打手还用铁丝勒他的眼睛，一只眼珠当场被勒了出来。

达茂旗把活人绑在马尾巴上，活活拖死。还给“内人党”嘴里灌人粪尿。该旗的白音敖包公社，把抓来的男男女女“新内人党”的衣裤强行剥光，在男性生殖器上系上绳子，让赤身裸体的女“党徒”拉着绳子，逼迫他们一边唱“北京有个金太阳”一边扭秧歌。

四主子旗的白音敖包公社秘书敖日布扎木苏被打成“新内人党”后，打手把他身上的肉一道道割开，把食盐揉进去，再用烙铁烫伤口——此刑法名曰“焊人”。

达茂旗旗委书记包国良的妻子被打成“新内人党”。群众专政队员扒下她的裤子，用一根麻绳在大腿根部拉来拉去，拉得鲜血淋淋，血肉模糊，直至将阴部和肛门拉穿。拉绳子和围观的一群男子汉称之为“拉大锯”。

一个盟委书记的妻子被打成“新内人党”，一群壮汉将她打得半死，然后在她的阴道内放炮，致成伤残。

东苏旗宝力格公社，一大群群专队员抓来了老牧民策部格扎布夫妇及其儿子两口，竟然当众剥光了父子两代人的衣裤；竟然强迫母子、翁媳当众性交；四人不从，竟然将母亲、儿媳按倒在地，将儿子、公公强行压到母亲、儿媳的身上！

……

毛泽东中国，其它的经典刑法还有：舔浓痰、吞白糖、灌香油、跪玻璃渣、冷静思考（剥光衣服，捆在零下20多度的室外让其受冻）、热情帮助（放在大火盆中间烤）……

请问：美军虐囚算得了什么？法西斯暴行算得了什么？——在毛泽东时代“最广大最充分最实在的美好民主”之下，中国人活得像“人”吗？

七、非人之死

（一）、文化大革命第一个被打死的人

1966年8月18日！这是一个红色的日子——一个鲜血染红的日子！这是一个黑色的日子—— 一个暗无天日的日子！一个永垂史册遗臭万年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猛兽蜂拥下山，洪水奔腾泛滥。红卫兵小将响应“伟大”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开杀戒。

北京市101中学和育才小学，被外电外报称为“共产党的皇家子弟学校”。在101中学任教的教师，毫无疑问，都是出类拔萃的专业人才。然而，美术教师中的佼佼者陈宝坤先生却是一位遭遇十分可怜的人物，他出身于反动的军阀家庭，当时正劳动教养，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因此，一场场政治运动都是斗争靶子，是一个“老运动员”。

8月18日下午，刚刚受到毛泽东接见的101中学的红卫兵小将们激情燃烧，雷厉风行，他们的第一个目标选的就是正在家养病的陈宝坤老师。

可仁先生的《第一个被红卫兵打倒的人》描绘了陈宝坤先生当时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斗被打离开人世的悲惨情景：

陈宝坤一押到学校，立刻冲上来一群红卫兵，拳打脚踢。人们的情绪立刻愤怒到了极点，就象陈宝坤杀了人放了火，十恶不赦，连平时不容易激动的人，也是仇恨满腔。人越围越多，打呀，骂呀，吐啊，那些红卫兵从腰上解开牛皮武装带，劈头盖脸地就抽了上去。学校的一些教师工友也义愤填膺地加入其中，学校的党委书记是个年近花甲的女性老干部，她也冲了上去“啪”就是一个耳光，骂道：“你这个臭流氓！”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几个红卫兵象宰猪一般把陈宝坤按倒，操起一把剃刀，就把他的头发给剃了，成了个半边有毛，半边秃的所谓“阴阳头”。

那时，红卫兵干什么大家都跟着干什么，乱哄哄的，口号只有一句：“造反有理！”真理也只有一条：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语录喊得震天响：“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温良恭谦让。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些言论和思想给了红卫兵打人的胆量和力量。

从下午两点多钟把陈宝坤带到学校以后，整个学校都在沸腾之中，红卫兵押着他在学校游走。走到那里，都有拳头，皮带，唾沫！皮带头上的铜扣打在他的脸上，立即一股鲜血。游斗之后，他被扔进学校的莲花喷水池里给泡着，说是要让他清醒一下。池内的水并不深，不过齐腰，一般情况下怎么也不可能淹死一个大人的。可是陈宝坤已被打得十分虚弱，连站立都十分艰难。潜意识的生存欲望，使他咬着牙，一步一挪地向栏杆上凑过去，他想抓住栏杆。他扭动着身躯，抽筋似地手向前抓着。也许是疼痛难忍，或是因为已竭尽了全力，他的那张脸扭曲得象一只垂死的野兽。一双深凹的眼睛如同两个黑洞洞。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湿淋淋的阴阳头滑稽地向一边披散着。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大家平静而又惊奇地观看着他，象是看一只怪物。

惨不忍睹的暴行仍在进行，一些十多岁的孩子们，戴着红卫兵袖章围着池边乱叫嚷着，向水中扔着石子。他们喊着：“痛打落水狗！”一颗石块在水池里溅起一阵水花。陈宝坤一个踉跄翻在浪花之中。池边的一群“革命”的孩子们得意地笑着、叫着、骂着，对着那个孤立的、走投无路的“落水狗”瞄着靶子。就在陈宝坤拚命地躲避开水花，咬着牙抓住栏杆的刹那间，“通——”一块石头砸在他的身上，“通！”又一块，重重地正好落在了他的腰部，他刚刚触到栏杆上的手松开了。“通——”象一块大石头一头扎在了水中。水花息了。那时是下午4点16分……

他死了！连挣扎一下都没有，就这么死了。死在一群围观者欢快满足的目光下；死在一次次残忍地咒骂和落水下石之中。没有一个教师、工人和红卫兵有一丝同情，也没有一个人为他们断送了一条生命而有一丝忏悔。这是“革命”，是天经地义的！

公安局来人草草地检查一下，定案是：溺水致死。公安局的人竟说：“象这样的流氓死就死了，你们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除了一害。”

如此骇人听闻的惨案，应称为“阳光下的暴行”，还是称为“暗无天日时代的天经地义之举”？

（二）、内蒙古“牛鬼蛇神” 大悲大惨之死

《“内人党”大血案始末》还写道：

敖日布扎木苏被整死后，群众专政队员们又抓来了他的妻子道尔吉苏，在对她多次奸污后，他们用烧红的铁钎子插入其阴道，生生将其捅死！——原来一个幸福的家庭，当小两口被杀死后，只剩下一个不足5个月的幼小孤儿，很快也被活活饿死。

托克托县五申公社的李福宽，遭受毒打时，被烧红的铁钎从肛门一直捅进肚子里，活活捅死！

自治区物资局的金雪云，被铁钳子将牙齿一颗颗拔掉，鼻子、耳朵都被拧掉，最后打断了脊椎，痛极致死！

（三）、国家主席刘少奇大悲大惨之死

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把手，只是因为在自己党的七千人大会等会议上，或当面对毛泽东讲了一些实话。如“饿死那么多人，问题那么严重，第一责任在中央”、“彭德怀只是反对毛泽东个人，不是反党”、“谈问题必须谈够”、“饿死那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等等，意在正视灾难，正视错误，尽快扭转国家濒临崩溃的局面，结果在国家主席任上受尽屈辱和折磨——文革开始不久，贵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便失去了一切自由，也失去了申辩的权利。在被强押批斗时，年近7旬的老人被打得鼻青脸肿、腿部受伤。不久，因内分泌紊乱动作失常，丧失自理能力，但却无人服侍，1968年已经病入膏肓的老人，随时可能病故。这时医疗人员突然接到最高层指示（毛泽东是刘少奇专案组负责人）：“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延长他的生命，让他活着知道开除他的党籍，最好在70岁生日那天通知他。”——1968年11月24日，刘少奇70岁生日。专案人员特意放广播给他听：“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共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公报……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老人睁大眼睛，喷出愤怒的火花，血压骤然升高至260/130汞柱，胸脯剧烈起伏——实在残忍至极！

河南开封，1969年11月12日清晨6时45分，头发胡子芜杂纷乱，白发一尺多长，嘴鼻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满面通体肮脏污浊的国家主席在奇痛大苦之中孤独地离开了人世！

（四）、张志新大悲大惨之死

张志新，一个永垂史册的英名！一个胜过万千男儿的巾帼豪杰！

与林昭先生一样，张志新先生既有超凡的思想又有超凡的勇气，既能洞察社会黑暗而又不畏强权勇于揭露。与林昭先生不一样的是，她是中国共产党员，时任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

张志新先生也因言而入狱。身陷囹圄之中，同样不屈不挠，视死如归；同样受尽虐待受尽折磨。所不同的是，女共产党员竟被同党“同志”故意投进男囚室之中，任凭男犯蹂躏！所不同的是迫害张先生的元凶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所不同的是，张先生在押赴刑场之前，竟被惨无人道地按倒在地割断气管！——卑怯的当权者害怕张志新先生发出正义的声音——囚车之上张志新先生昂首挺胸，为了抵制巨痛，她咬烂了自己的舌头，身上鲜血淋淋！

请问：如此之死，如猫如狗吗？——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像“人”吗？

……

以上所述，只不过是冰山之一角而已。毛泽东时代的“伟大光明幸福美好”，实实在在罄竹难书！罄竹难书！

写作这篇文章用时两天，有些地方的确难以下笔！两天以来，我的心一直在滴血！落笔之际，现在我泪流满面。呜乎！——呜乎！

之所以强忍巨大的悲痛写成《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活得像“人”吗？》，是为了表达一个心愿：希望一切善良的人们——兄弟姐妹们，后代子孙们，千万不要忘记罪恶，千万不要忘记教训，千万不要使悲惨的历史重演！

愿人权的灯塔在中华大地上高高矗立，永放光芒！

2009.2.20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