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大江转自网易新闻
胶囊与美人计
八十年代初,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等地区,尤其农村,因天气寒冷而缺乏取暖设施,得气管炎和风湿病的人,遍地都是,包括我的母亲和她的姐妹们。从我记事起,总能看见她们不停地咳嗽、憋气,甚至喘成一团。
每到冬天,最让我揪心的,就是看见母亲气管炎发作,喘不过来气,脸上被憋得青紫。
那个年代,气管炎和风湿病,作为常见的慢性病,基本上无药可治,母亲的几个姐妹相继早早地离世,最小的四姨才三十多岁。
我家几个子女很担心悲剧在母亲身上重演,已经工作了的二哥和姐姐,便四处从报纸上看广告,购买一些治疗气管炎和风湿病的“良药”,希望能够治好母亲的病。我们不想过早地失去母爱。
有一天,做教师的二哥拿着一张报纸兴冲冲地跑回来,展示上面介绍的一种叫“定喘胶囊”的药,根据报纸上的描述,不但能治疗气管炎、哮喘,也能治风湿病。
还在上初中的我,永远记住了新药的产地:河南T县。远在千里之外,那里却寄托着我以及全家的希望。
很快收到了药,服用第一个晚上,母亲真的不喘了,我们全家欣喜若狂。之后的几个月,这种药吃上就不喘,停下就喘得厉害,而且需要越来越大的剂量。再后来,就完全不管用了,母亲也喘得越来越不像样子。四十岁后,她的骨质疏松开始严重,经常摔倒,扭伤,对很多药产生了抗药能力。当时谁也想不到,这和她服用了几年的“定喘胶囊”有关。在她单纯的一生里,她至死都不会明白,本来对症治疗的药,居然也可以害人。
假药的生产环境往往非常恶劣 (图/东方IC)
做梦都没想到,二十年后,我亲眼目睹了那种药的制作过程,更知道了它的后果。
做暗访记者的我,总会去浏览网上的信息,找一些可用的线索,一天,看见一个人吐槽,说河南T县制售治疗哮喘的假药很嚣张,形成了巨大的产业链,害人不浅。他例举了几个药的名字,我蓦然看见了母亲吃过的那种药,当即人就呆住了。
虽然没有更多线索,我还是立即只身赶往那里,既是做报道,也像是去“破案”——它与母亲当年吃的药有没有关系?
这是个三不管的小城,不但脏而且乱。满大街的三轮车,横冲直撞。蹬三轮的男人们大多是当地的农民,操着浓重的当地口音,生硬地拉客。为一块甚至五毛钱,和客人们脸红脖子粗地砍价。
没有线人,没有线索,有一刻,我站在街口茫然不知所措,看哪个过路的人都像是做假药的。但总不能拉一个就问:你做假药吗?可以让我偷拍吗?
后来,我给了一个三轮车夫一百块钱,表示要找一家药厂,能搞到治疗气管炎和哮喘的药。
“你想去哪个?我们这里到处都是。”
“有那么多药厂吗?”
他大笑:“你别问了,到了你就知道了。家家都是制药厂。”
三轮车颠簸着,更难忍受的是一路的尘土。
“这些人,不会因为我是外地人,就高价卖我吧?”
“我带你去个熟人那,就说你是我的亲戚。”他故作犹豫地看着我,我又递给他五十元。
我想想不对,“算了,千万别说认识我。把我送到那就行。”做暗访久了,怎么也不愿我走后牵连无辜的人。
他笑了笑,举着钱不好意思往口袋里塞,我说:没关系,这么冷的天,你拉我应该得的。
七拐八弯地走了不知多久,他在一个破旧的民宅门口停下来,径直走了进去,边走便热络地喊着主人的名字。我下了车,审视着这个农村小院,大门敞开着,里面几间年久失修的平房,右侧的厢房,门窗也都敞开着。屋子中间坐着几个农村妇女,面前放着几个大洗衣盆,一边说笑一边做着什么。
我走近一看,地上放着成堆的空胶囊。几个妇女把胶囊掰开,抓起洗衣盆里的白色粉面,装进胶囊里,再合上,然后放进一个没有标签的白色塑料瓶里,一瓶装满后,随手撕下一块棉花塞到瓶口,把盖子旋紧。
我问:“洗衣盆里装的是洗衣粉吗?”
她们大笑:“是药!”
“什么药?”
“想治啥病就是啥药!”
我顺口说出了母亲曾服用的药名,“有这种药吗?”她们又开始笑:“这里生产的药,都是一个方子……”
“那治疗风湿关节痛的药呢?也是这个吗?”
“一样!”
对于我的“傻问题”,一妇女脸上现出了不耐烦。
因为没带摄像,属于探访,我怕打草惊蛇,敷衍了几句,就匆匆和那司机离开了,他告诉我,在县里到处都有这样的“药厂”,这个村里就有很多家。
我连续走了几条街。在摊位,我买了两个烤红薯,一边暖着被冻僵的手,一遍坐在马扎上,和卖红薯的大姐闲聊。
她告诉我:这个十几万人的小城,十几年前有人开始做假药,因为挣了很多钱,之后做的人就越来越多。这在当地不是秘密。最近几年,偶尔会有人查查,也不过例行公事。
假药主要靠邮递,当地生意最火的就是邮局。
因为事先做了初步的探访,对做成这期节目,我胸有成竹。回北京报了选题,上司指派胖男人老马作摄像。
我如法炮制,通过一位三轮车司机,接触到了一个六十多岁的做假药的老头。他精神和身体都很好,老伴刚刚过世,一心想再找一个小媳妇。
老头猜我是四川人,我顺水推舟说是。他便想让我帮忙找个四川媳妇,若能拐卖来一个也好。
他说四川被拐卖的女人很多,便宜又漂亮。他要找个三十岁左右的漂亮女人,还不能胖。他和我强调,做药多年,还是退休教师,他不差钱,可以养着那女人。
我假装答应帮忙,心里却厌恶至极。做了那么久的暗访,接触的造假分子里,他年纪最大,也人品最差,好色、贪婪。为老不尊这个词,第一次在他身上深刻体味。
在和他接触的过程中,我掺杂了个人情绪,因为厌烦,一心想做他的节目。而他也一心想通过我,在四川讨个小老婆,还能顺便赚到我这个菜鸟的钱。
对这笔生意,他比我还着急。不但带我们去了他家,还详细地介绍了当地生产假药的状况。据他介绍,那时该县做假药生意的有上千家。不过,其中大多数是小作坊,他们没有生产能力,加之最近几年查得严了,又请不起保护伞,就集中去当地几户大的“厂家”批发假药,再通过邮寄卖给客户,中间赚点差价。
当地假药生意做得最大、最兴隆的,其实是某警队队长家的工厂。为了进入那个厂,我要先搞定老头。
我假装给那老头找到了对象,告诉他,生意做完就带他回四川去见他美丽的新娘。为了让他心安,我让我的一个女朋友假扮媒婆,和老头通了电话,向他描述未来新娘的妖艳。老头兴奋不已,答应第二天就带我们去那个队长家进货。
当天晚上一起吃完饭,老头突然郑重地对我们表示,有事要交代,免得第二天出错。他说警队队长家做的都是老顾客,不允许带外人去,而且现在风声紧,队长怕出事,一直很谨慎,货都不在当地发,要等到晚上,悄悄拉到邻省某县的邮局去发货。“你们明天去的时候,什么都不要说,也不要问,就说是我的亲戚,跟着我去进货。”
他还很形象地描绘说,队长运货的那辆车,其实是警车,把里面的座椅拆了。谁也不会怀疑、阻拦。
说这些的时候,老马一直拿着暗访包,对着老头很夸张地摆着动作,可那老头根本没在意。此时,老马突然举着包,对着那老头的脸故意摆拍摄的动作。我目瞪口呆。更戏剧性的是,老头竟然嫌他碍事,挡住了看我的视线,站起来走到我旁边继续说。
十几年前,所有暗访记者用的都是一个夹在腋下的黑色手包,那几乎是小老板和政府官员的标配。我们的摄像机就放在这样的一个包里。
当时社会上对于我们的偷拍神器,还是有些耳闻的,尤其是一些造假分子,对这样的小包很敏感,一旦发现对方举止异样,通常立即终止合作。
老马的动作超乎寻常地明显、夸张,但色迷兼财迷心窍的老头,一直沉浸在自己的讲述状态里,对此毫无反应。
见老头没反应,老马又将手包举到老头的眼前晃了几晃。我赶紧说:“大叔,这么晚了,您该回家了。”
我担心了一夜,怕老头醒悟老马的异常举动。第二天约定的时间内,老头准时出现,我悬着的心才算放下。
老头带我们去了警队队长家的药厂。不愧为警务人员的造假窝点,一切都是事先经过周密部署的。
那是个巨大的院子,位于县城边上,四周除了公路就是庄稼地。两米多高的围墙将院子围得严严实实。
老头刚走近大铁门,里面就传来可怕的狗叫声。一个人从门缝里看见是他,才打开锁头,拉开门闩,并在我们踏进的瞬间重新锁死。进来之后才发现,刚才经过的不过是第一道门,还有两道门是锁着的呢,而且每道门里都有恶犬看护。
我们惊魂未定,好不容易才经过三道门,坐进屋里。两个男人冲老头熟络地打着招呼。老头主动介绍了我和小马的“身份”,表示今天要进三箱货,他自己拿不动。
老马脸色惨白地坐在那,腋下的摄像包都没拿出来。我想这次暗访,可能什么东西吓到他了。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空荡的房间里,靠近外面庄稼地的那面墙上,莫名其妙地挡着一块巨大的木板,隐约有光从板子边上的缝隙里透出来。
坐了一会儿,老头付了钱,要提货走。一个中年男人带着我们去了仓库,看起来并无戒心。100多平米的仓库内,整齐地码放着至少上百个大箱子,贴着各种药名的标签。
摄像机在老马那。他僵硬地跟着,根本不敢动。那么有现场感的画面,就这样失去了。尽管之后那期节目反响很大,我心头还是留下极大的遗憾。
一回到宾馆,老马就对我说:新闻那边有个需要他拍摄的节目,他要先回去。
我微笑着,什么也没说。回到北京,我告诉领导,时机还不成熟,等过段日子再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