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大江转自纽约时报

高压下新疆的怒与路

中国喀什——家庭因一批又一批的拘禁而支离破碎。清真寺被禁止用广播唤拜。对劳动力流动性的限制给当地农业造成严重损害。为防止对公共安全的可能威胁，用一系列比以往更令人讨厌的方法监控公民之间的通讯。

最近在中国遥远的西部新疆地区的一次10天旅行揭示了一个充满愤怒和恐慌的社会。由于受到一场已导致数百人丧生的缓慢演化叛乱的震惊，政府在不断推出各种前所未有的措施，旨在影响中国1000万维吾尔人的行为和信仰。维吾尔人是讲一种突厥语族语言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他们认为新疆是自己的家园。

政府认为，更严格的安全措施以及对伊斯兰教的更严密的限制，是阻止一起又一起暴力的最好方法。这些暴力包括去年9月在一座煤矿发生的导致数十人死亡的持刀行凶事件。这种观念在推动着政府的政策。

这些严格的安全措施一览无遗地暴露在在这片粗圹无垠的沙漠和雪山地区缓慢旅行的人面前，因为他们经常要在公路边无处不有的检查站停下来。

全副武装的士兵在检查站翻查过往车辆的后备箱，检查人们的身份证，维吾尔驾驶员和乘客有时会被要求交出手机，以便警察在手机上搜索被他们视为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的内容或软件。

除了宣传圣战的视频之外，警方还查找Skype和WhatsApp等应用软件，人们用这些颇受欢迎的软件与国外的亲友交流。再就是查找让用户能访问被屏蔽网站的软件。

“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爆恐嫌疑人，”一名23岁的维吾尔族工程专业学生说。他说，去年11月，警方找到了他与一位在土耳其的朋友通的短信后，他被扣押过一夜。“这些天来，甚至接听海外打来的电话就一定能让国家安全部门的人找上门来。”

喀什离中国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不远，是传说中的丝绸之路前哨。这里的官员禁止清真寺用广播唤拜，迫使宣礼员们站在城市各个地方的屋顶上，一天5次地用大喊发布祈祷通知。这项新规定是对一项长期政策的补充——该政策禁止课后宗教班，也禁止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入清真寺。（最近几个月在清真寺门口安装的监督摄像头让人们难以忽视这些规定。）

在喀什的东南部，和田市的店主们对政府取缔二十几个名字的做法怒不可言。据当地居民和警察说，政府认为这些名字过于穆斯林。该决定迫使父母给孩子改名，否则无法让孩子注册上学。

在北边以葡萄闻名的肥沃绿洲吐鲁番，葡萄园主们对禁止维吾尔农民工来这里帮助摘葡萄的新限制怨声载道。这项新限制让成吨的葡萄枯萎在藤上。

在更远的北边是离哈萨克边境不远的多民族城市伊宁，这里的紧张气氛已有一段时间了。当地的两名失业大学毕业生对当局严格禁止年轻男子留胡子、禁止妇女用面纱遮脸十分恼火。居民说，无视这些规定的人有时会受到监禁。

“我本人并不信教，但是，迫使我们的妇女摘头巾是对她们尊严的侮辱，这让许多人很气愤，”两名毕业生之一说。和其他接受采访的人一样，他要求不具名，因为担心受到当局的惩罚。

其他的一些措施给人们的普遍印象是维吾尔的身份认同受到打压。学校大都改用普通话作为主要的教学语言，而不再用维吾尔语，政府也开始用提供现金和住房补贴的方法，来鼓励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的通婚。汉族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有大批汉族人口在迁入新疆。

监控也在加强。自2014年起，想到自己家乡以外的地方旅行的维吾尔人被要求携带一张专用卡，上面列着持卡人房东和当地派出所的电话号码。许多维吾尔人抱怨，这些所谓的“便民联系卡”是为了把他们挑出来进行严格检查。

“政府渗透维吾尔社会的能力变得越来越五花八门、越来越令人讨厌，”詹姆斯·莱博尔德(James Leibold)说。他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研究中国民族政治的专家。“然而，虽然这些新措施能让共产党把很多问题掐死在萌芽状态，但是，这些措施也导致新形式的格格不入和暴力，并最终会削弱党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

2014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连环袭击事件，导致43人丧生，之后北京开展了“严打专项行动”，据称消灭了200个恐怖团伙，处决了至少49人。官方新闻媒体称，严打活动中抓捕的是恐怖主义嫌疑人，或者是疆独分子，而新疆之所以经常出现暴力事件，是因为一些圣战者受到了境外势力的影响或指使。

外国记者尝试调查此类说法时，会面临大量挑战。新疆官员很少对采访要求作出回应。检查站无处不在，阻止记者前往最近出现骚乱的城镇，而在其他一些地方，政府陪同人员会突然出现，令记者难于和居民交谈。上周，北京驱逐了一名法国记者，因为她在一篇文章中批评北京对新疆的强硬政策。

恐惧和怨恨情绪很常见，不过人们往往只会在私下里犹犹豫豫的流露这种情绪。

在乌鲁木齐，一名年轻女子在她家的小礼品店紧张地整理着描花手鼓和传统的雕花刀。她一边哭泣，一边诉说近期的拘禁事件让一些家庭四分五裂。

“有些人家只剩下了婴儿，爸爸妈妈都被带走了，”她说，很多人因为违反了宗教规定，又完全没有申诉途径，被判了三到四年的有期徒刑。“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待在中国的，但是希望他们能像以前一样对待我们，”她说。

在南疆城市莎车，2014年暴力事件夺去了近100人的生命。来自当地宣传部门穆拉提(Murat)对我们做了不必要的陪同。他为莎车对宗教生活施加的新限制进行了大力辩护，说那是必要的，有助于打击穆斯林世界的一些地区正在遭遇的极端主义。

“在我小时候，母亲会穿无袖衬衫，但现在，由于保守伊斯兰教的兴起，她再也不能那么穿了，”穆拉提说。他不希望透露自己的姓氏。“如果没有政府的有力控制，我们就会变得更像是伊朗，女孩子在伊朗会受石刑。”

对于激进伊斯兰主义是否在影响很多维吾尔人，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大部分维吾尔人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的一个温和分支。但近期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以及一名中国人质11月份在叙利亚被伊斯兰国杀害，促使北京加紧努力，将其平定新疆的斗争纳入到全球针对暴力宗教极端主义的反恐战争的框架下。

然而，不少外国专家认为，新疆很多流血事件的根源在于当地人的不满，比如针对维吾尔人的就业歧视、该地区的贫困状况，以及人们普遍认为，汉人移民涌向新疆是政府的安排，目的是稀释维吾尔身份认同。

“我们现在在新疆看到的，是本土产生的自我激进化现象。政府试图用压迫性的政策来消磨维吾尔文化和宗教习俗，反而让情况进一步恶化，”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东亚分部主任林伟(Nicholas Bequelin)说。

大多数维吾尔人，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以及中产阶层，对反抗北京的兴趣不大，而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害怕。30岁的阿布杜尔(Abdul)从事家居推销工作，经常在中国各地出差。他说自己不支持新疆独立，因为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和经济停滞。他看到中亚和中东各地都出现了那种状况。

“在中国，56个民族是和平共处的，”他说。这和新疆各地广告牌上经常出现的宣传语如出一辙。但后来，在吃羊肉和香米饭的时候，他愤愤地讲述了自己出差入住酒店时，前台服务员总是会通知警方，导致他们前来他的房间探查。

“我是中国人；我的身份证上就是这么写的，”他说。他的情绪激动起来，音量随之上升。但是，这张身份证上也能看出他的民族，以及他的面部特征——深目高鼻。在一个汉人占92%的国家里，他显得与众不同。“我有时觉得很困惑，我到底是什么人，”他说。

这时他停顿了一下，回头看了看，然后身子前倾。“说实话，”他说，“最近政府的政策让我心里非常不舒服，有时我真希望自己不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