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娜2016年1月5日转至中国禁闻网
笑蜀：计生体制背后的国家崇拜
中国北京，一名嬰兒進行游泳训练。摄： China Photos/Getty
我在家排行老三。如果计划生育提前到54年前实行，即便是最宽松的计生，如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的全面放开二胎的计生新政，今年54岁的我也没有出生的机会，我就应该被计生消灭掉。
怎么消灭法？有个计生口号描述最到位，即是：打出来，堕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这口号一度广为流行，生动折射了国家对生育权、生命权的态度。
计生之恶，不仅在于其所造成的性别比例的失调、传统家庭结构的崩解、老龄化加剧等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计生实质，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在生育领域实施戒严，由国家垄断生育权，实现生育权的全面强制化、国家化。
生育权是人的自然权利尤其生命权的起点，对生育权的国家强制，构成国家对人的自然权利尤其生命权的否定。这才是计生最大的恶。既然连生育、生命本身，都必得国家批准，必由国家强制，还有什么能绕开国家？还有什么权利属于人自身？还有任何自然权利可言么？
国家权力就这样高踞生命之上，成了生命的主宰。通过主宰生命，原本属于物即世俗层面的国家，便进入了灵即宗教的层面，一句话，成了人间上帝。
“人间上帝”排斥自然权利
人间上帝必是人间灾难。现代宗教意义的上帝具有超越性，不干预世俗生活，不会跟人的自然权利冲突。但人间上帝不然，其上帝般的绝对权力行于人间，必 以排斥人的自然权利为前提。于是，国家愈神化，愈万能，人的自然权利就愈受压迫，人就愈卑微。它们之间只能是零和关系，没有转圜空间。
计生是这种零和关系的反映。生育率过高诚然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但并非除了计生就没有解决办法。比如欧洲很早就曾推行节制生育，效果并不差。节制生 育与计划生育之别，犹如孙中山节制资本与毛泽东共产乌托邦之别。节制不仅是对私权的要求，也是公权之自我设限，即公权只能居于辅助，限于引导，不能越俎代 庖，取代直至抹杀私权，令公权最终成为主权者。
这不止是两种生育制度之别，更是两种政治和社会制度之别。与之对应的，则是两种对立的政治哲学。一种以对人的信任为基础，一种以对人的不信任为基 础，尤其对人的自然权利不信任。后者以计生逻辑最为昭著，它断言自由即是放任，如果自由生育，人就会跟动物一样没有任何节制地生育，导致人口大爆炸、导致 资源承载力崩盘等毁灭性后果。为此必须国家强力清场，全面接管生育权。这即是说，它不承认包括生育权在内的人的自然权利具有建构能力，不承认自由本身即能 创造秩序即自治秩序。它坚信秩序是国家的专利品，这世界上只能有一种秩序，即国家主导的权力秩序。没有权力秩序，人类即为洪荒。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对这样的政治哲学，晚年恩格斯有过概括，叫做“国家崇拜”，晚年恩格斯并毫不客气地抨击“对国家以及一切同国家有关的事物的盲目崇拜”。计生体制即 是国家崇拜的产物。所以，计生问题不是单纯所谓人口问题、多生或少生几胎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体制及政治哲学的问题。宣布放开二胎的同时，官媒仍言之凿凿 地威胁公众：二胎新政落地前生育的二胎仍属抢生，仍会被制裁。显见开放二胎无非计生鸟笼的尺度有所放宽，并非取消鸟笼本身，计生仍是所谓基本国策，即国家 仍对生育权实施管制，国家仍高踞生命之上，仍是人间上帝。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是政治文明的起码要求。但只要国家崇拜的神话不终结，国家不从人间上帝的神坛走下来，就只会权力把权利关进笼子里，权力把生命关进笼子里，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那一天就永不可期。中国到底何去何从，无妨以计生体制的消长为风向标，拭目以待。
（笑蜀，中国资深传媒人、公共知识分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据端传媒）
来源：新公民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