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许良英纪念文集
一、当代中国四大灾难
8年抗日战争和3年国共内战之后，中国人民渴望一个安居乐业的和平建设时期。可是，在毛泽东独揽大权的“人民共和国”，人民得不到喘息的机会。内战结束后不到一年，就参加了朝鲜战争。随后在国内每年都开展一次甚至两次整人的政治运动。如1951年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1~52年“三反、五反”运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4年胡适思想的批判，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肃反运动”。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冤案，波及2,000多人。我因1952年介绍胡风朋友方然入党而受到历时一年的批判和停职审查。
1956年是难得的平静的一年。这要归功于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所作的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及其恶果的揭露，震撼了所有由共产党专政的国家，毛泽东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但一年后他即疯狂反扑，发动了以打击知识分子为主要目标的反右运动（即反右派斗争），把当时全国500万知识分子中的11%（55万）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属于“阶级敌人”，“专政对象”。实际上当时被打成右派的，不止55万人，而是100万人左右。由于反右运动后期，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在小学教师和乡镇干部中不划右派，那些已划为“右派”的，改划成“地主”或“坏分子”，他们以后的遭遇比右派还要惨。他们的总人数估计约50万人。在一次运动中把全国20%的知识分子定为“敌人”，这是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不仅如此，由于反右运动前后毛泽东使尽阴谋诡计，“反右”胜利后又冲昏头脑，自诩为暴君秦始皇，自己坑的儒比秦始皇多一百倍。于是是非、真假完全颠倒，谎话、假话满天飞，人人在谎言中生活。毛泽东更是在谎言中自我膨胀，反右尚未结束，就提出“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幻想3年实现共产主义，结果饿死了4,000万人，造成了又一个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为医治由“大跃进”所引发的三年大饥荒，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一向逢迎毛泽东并被指定为接班人的刘少奇说了一句“三年困难”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由此认定刘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经过4年的精心策划，于1966年发动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以“除四旧”、打杀中学校长开始的十年浩劫，是中华民族最荒唐而血腥的大灾难，最后也葬送了毛泽东的神话。
承袭毛泽东衣钵的邓小平，对直接伤害他的文化大革命当然完全否定，但对他自己负执行总责的反右运动（当时他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却断言“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并于1981年9月作过如此危言：目前形势比1957年还严重，知识分子要向我们夺权！显然他是想再搞一次反右运动，可惜力不从心，只能每隔一年搞一次冷冷清清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或“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1989年4月，因反自由化不力而被他罢黜的胡耀邦含冤去世，几十万学生到天安门广场悼念，称胡耀邦为“中国魂”，招致邓小平忌恨，扬言要以“流血”来镇压。结果就是6.4大屠杀。这是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所创造的第四个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纵观四次大灾难，后面三次与第一次反右灾难都有因果关系，因此，要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反右运动史应该是关键。
二、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反右运动？
在毛泽东心目中，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妨碍他统治的祸患，但国家建设又离不开知识，于是建国伊始就发动改造知识分子运动，要把他们改造成驯服工具。对那些他认为不完全驯服的人，就飨以铁拳。反右运动就是这样发生的。其根源在于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对于这个问题，王来棣2003年的论文《一贯敌视知识分子的毛泽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此处介绍两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史实。
在国共合作时期的1925年，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发表论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把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一部分定为“极端的反革命派”，大部分定为“半反革命派”。此文同时在3个刊物上刊出，并出过单行本。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此文是开篇，但文字删去近半，上述这些话全不见了，却又加上原文所没有的“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这一公然伪造历史的铁证，以前未引起学界注意，连王若水的《新发现的毛泽东》也未发现。
1957年7月7日，毛泽东沉醉于反右运动的胜利，在上海接见30多位文教工商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壮着胆问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这个曾被毛泽东赞誉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勇敢的棋手”的鲁迅，在1957年必然也会成为右派，并且还要坐牢！
三、毛泽东是怎样发动反右运动的？
这个问题，在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可以找到基本答案。请听：
“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
为了引蚂蚁出洞（以后改称“引蛇出洞”），毛泽东于1956年4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双百”）方针。一个月后，我还听到中宣部长陆定一向知识界的报告。他强调，要贯彻“双百”方针，必须“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有宣传唯心论的自由”。我都信以为真，并深受鼓舞，以为中国的思想自由、学术繁荣的黄金时代即将来临。
可是毛泽东1957年1月的这篇讲话中，向党内高级干部泄露了天机：
“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
“百家”中马克思主义以外的99家，原来都必须臣服于马克思主义的“统治”，这算什么“争鸣”？所谓争鸣，要不是滑稽双簧的闹剧，就是冒出洞来遭诛灭。
为了巧设诱敌深入的圈套，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历时4小时的讲话，给人一个假象：经历肃反运动后，靠工资生活的工作人员，都是自己人，可以享有人民的自由权利，可以自由地鸣放。随后又召开了历时8天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召开了5次各界知识分子的座谈会，并对全体作了一次长篇讲话，反复重申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精神。最后提出共产党准备整风，恳切地希望党外人士提批评意见，即所谓“整风鸣放”。
3月17日，毛泽东启程去杭州。路过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时，他都召集当地干部讲话，交代鸣放政策的底细。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
为了显示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诚意”，毛泽东于4月30日又召开了一次最高国务会议，抛出不少诱人的钓饵，如说“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但附和这一意见的人，40天后统统被打成右派。
经毛泽东和全党组织“诚恳”的动员，并在“言者无罪”的保证下，鸣放开始了。党报天天整版刊载对共产党的批评意见。不到半个月，毛泽东向党内中层以上干部打招呼，通报4个月前向高级干部部署的计划，用一个障人耳目的题目《事情正在起变化》，说即将可以“聚而歼之”了。他自欺欺人地斥责“右派猖狂进攻”，并估计：“右派大约占1%、3%、5%到10%，依情况而不同。”
6月8日，反右斗争终于出笼了，《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假惺惺的社论《这是为什么？》
这对于沉浸于由“双百”方针产生黄金时代的幻想之中的我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我无法容忍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公开反对反右运动，于是成为科学院第一个受全院批判的右派，后被定为“极右分子”，回老家当了20年农民。
四、反右运动的恶果
反右运动，策划准备了5个月，正式演出了10个月。正式定为右派的55万人，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超额完成了毛泽东估计的10%的指标。实际上当时被划为右派的大约比此数多一倍，只因为小学教师和乡镇干部中的右派改称为“坏分子”或“地主”。
由于共产党的株连政策，一个人被划为右派，全家和所有亲属都连带遭殃。我的妻子就被开除党籍，控制使用；弟弟也被划为右派；一个哥哥被撤销公职；高中毕业的侄儿不准考大学。以此类推，反右运动受害者至少500万。
为了处置右派，毛泽东创立了劳动教养制度，不经法律程序，可以随意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进行无限期关押，并强迫劳动。大饥荒年代，各地劳教所都有人饿死。例如1960年甘肃省酒泉县的夹边沟农场2,400名右派饿死了1,300人。
除了对右派及其亲属进行非人的精神摧残和人身摧残以外，反右运动另一个恶果是，摧毁了人类文明赖以生存的道德准则，毒害了全国人民。精于权术诡计的毛泽东，用信誓旦旦的许诺和甜言蜜语引诱“鸣放”，即所谓引蛇（或蚂蚁）出洞，然后聚而歼之。他得意地称为“阳谋”，实际上是最卑鄙阴险的阴谋。他为自己的胜利而陶醉，得意忘形，毫无顾忌地兜出自己丑恶的暴君心态。他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甚至炫耀自己比秦始皇还凶残一百倍。不仅如此，他还公然挑战人类的良心，说什么对待资产阶级，良心还是少些好。这无异于供认，他策划的反右运动，就是昧着良心干的阴谋。在他的怂恿和威逼利诱下，背信弃义成为时尚，说假话受奖，说真话遭罪。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是非颠倒，黑白混淆，良心被鄙弃，人性遭践踏，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罕见的精神浩劫。
反右运动所导致的不讲诚信，好说假话、空话、大话的风气，造成随后“大跃进”中的神话：“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几十万斤的“卫星田”；三年实现共产主义！这类自欺欺人的谎言，“文革”中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因此可以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是反右运动的恶果。
五、关于20年前的“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
最近读到何家栋2006年6~7月间写的遗稿《刘宾雁与共产党》（《开放》杂志2006年12月号），其中谈到：“反右20年纪念活动的事。这事刘宾雁做得不好。他未找我商量，由他和许良英、方励之和我四个人发起”。又说，“他要出去采访，回来再把我们的发起信拿来你签名，我也答应了。可是宾雁（？）又把这事告诉钱伟长了，又邀请钱伟长来参加发起这个活动。”读后感到十分意外和诧异，有必要对事实作个澄清。
何家栋文中所谓“反右20年纪念活动”显然是指1986年11月我们发起的“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这个设想是方励之首先提出来的。他想与我、刘宾雁三人共同发起。1986年11月14日方励之夫妇和刘宾雁来我家聚会，讨论此事。我与方、刘都有将近10年的交往。会上刘宾雁并未提出要请何家栋参加发起，而且那时我和方励之对何家栋并不了解，即使刘宾雁提出来，我们也未必会同意，因为我们并不是想搞一般的纪念活动，而是要开一个学术讨论会，邀请参加者都要求有一定的学术水平。3年后，我与何家栋在一次会上第一次见面，他告诉我，1986年刘宾雁曾要他编一本右派回忆录。很可能，他把这两件事记混了。
至于钱伟长，刘宾雁并不熟悉，而我在1953年就认识，方励之对他也很熟悉。刘宾雁不可能找他谈这个讨论会的事。我们3人在讨论邀请名单时就有他的名字。参加会议的通知是我邮寄给他的。想不到他出卖了我们。作为奖赏，邓小平赐给他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官位。
这里不妨顺便说明一下，1987年1月随着胡耀邦被迫下台，方励之、刘宾雁都被开除党籍，我为何得以幸免。
1986年12月，合肥、武汉、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相继出现学生上街要求民主的游行，当局认为是受了方励之的影响。12月30日上午，邓小平召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等人训话，严厉批评胡耀邦反对自由化和制止学潮不力。当他批评方励之的“自由化”言论时，赵紫阳插话：方励之和刘宾雁、王若望要开反右30周年纪念大会。于是邓说，要把这3人立即开除出党。赵紫阳把我误为王若望，把“历史学术讨论会”误为纪念大会。方、刘、王3人受公开批判时，官方都为各人印发了言论摘编。《刘宾雁言论摘编》中最后一篇竟是《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全文。要刘宾雁对这个会负主要责任，实在冤枉。因为这件事是方励之创意的，通知也由他执笔；3人名字的排序又以我在先；而刘宾雁已在中途宣布退出。在邓小平宣布开除方、刘、王3人党籍后，还准备再开除10人，王震在中央党校宣布了。这10人中，我首当其冲。大概由于赵紫阳发了善心，我们得以暂时幸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