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轩屹转自中国妇权网
要求取消计划生育的人士说：国家无权限制生育，应该把生育权还给公民个人。
这听起来完全正确，简直无法不支持。问题是，“个人”不是抽象同质的，每个人的权利行使程度会因其身份和权力地位不同。有必要追问，如果国家真的放回生育权，那这种权力会实际由谁来掌握。这是关系到妇女福祉的严重问题——是丈夫/男人、公婆、父母还是妇女自己，有没有可能结果是，决定生育的权力从国家父权转移到家庭父权，妇女从被强制不生育变成被强制生育？
生育必须基于妇女的子宫，所以生育权的终极只能在妇女个人，婚内生育应由夫妻双方协商决定，但最终的决定权只能属于妇女，否则就意味着他人对妇女的身体强制，这是侵权行为。但是，妇女有为丈夫、为家庭生育/传宗接代的义务，这仍然是一种公然的文化，结婚就要生，要早生，多生，生男孩……很多妇女面临丈夫及家族的生育压力，令人沮丧的前现代境遇。
强制计划生育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将妇女视为生育工具的父权文化，只是暂时用国家父权压制和收缴了家庭父权的权力，而且，家庭父权一直都在试图与国家父权争夺妇女的子宫，由此导致的摩擦和双重迫害都由她们身受：那些被多次强制堕胎的受害者，有多少只是为了满足丈夫或公婆的心愿；有多少妇女因为被强制结扎不能再生育而被嫌弃甚至被离婚。
要树立取消计划生育主张的妇女人权合法性，应该先意识到，家庭父权和国家父权一样参与了对妇女的生育迫害，清理父权文化是让生育真正权利化的前提，取消计划生育不能在实践中等于将生育控制权从国家下放给父权家庭，而这正是许多年轻妇女特别担心的。然而，似乎没有看到主张取消计划生育人士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其中一些人还宣称生育是妇女的义务、不生育的妇女是自私等等，公然丢妇女的赞成票。
性别不平等让生育意味着妇女的巨大代价，这是一些人害怕放开计划生育后被强迫生育的另一个原因。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家务劳动仍然普遍由妇女主要承担，照顾劳动中的男性缺席尤其严重；大量劳工阶层妇女不享有生育保障，对她们来说生育就意味着失业，在白领职场中生育歧视也是司空见惯、基本不受制约；雇主对母亲很少关怀，公共托幼服务资源奇缺，为履行母职，无论是放弃工作还是减少工作投入，对妇女来说都是发展的损失；而且，妇女的性魅力被认为因生育而贬值，做母亲让妇女更依赖婚姻，离婚则往往意味着无酬劳动投入的割肉……。总之，妇女为生育所付的代价和她们决定生育需要怎样的勇气，男性体会不到，父权家庭未必买单，国家则是基本无视。
若要取消计划生育真正成为妇女的福利，就需要考虑配套性的政策，给妇女广泛的生育支持，并纠正性别歧视，否则，在不愿生、不敢生、不得不生之间，妇女仍然不能实现自由选择。或者说，要让妇女，乃至夫妻真正享受生育权，不能只谈计划或不计划。然而国家放开“单独二胎”的出发点压根就不是生育权，而是提高人口红利，呼吁取消计划生育者，或者只有粗糙的民粹式口号，就算有配套政策设计，也往往只见生育支持，不见妇女地位问题。
农村妇女极难就公共事务发声，最受影响人群的沉默让整个话题残缺。一些城市年轻妇女宁肯对取消计划生育说不，不是留恋强制，而是因为，她们自己并没有那么强的生育意愿，因此不太受强制的压迫，反而可以借助政策限制保护自己免受生育剥削。妇女需要可靠的承诺，在她们面前，没有性别视角的“人权”主张和专制一样会不受信任及道德失败，要不要回应她们，终究是对人权价值的检验。
中国民主党中国女权问题观察员 周轩屹
2016年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