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俐转自金融时报
上周，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浙江乌镇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强调“网络主权”概念时，他一定已经知道了这样一件事：
本月11日，某大国驻北京大使馆邀请欧盟、德国、法国和日本驻华大使在北京开会，就几天后召开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相关情况进行交流。会上该国代表表示：中国政府特别重视这次会议，提前通过很多渠道传达了对各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会议）的愿望。据笔者了解，该大国在会上表明了自己“不参加会议”的立场，并就这一立场在会上与其他国家进行了“交流”。
最后的结果是，除韩国外，发达国家政府代表全部缺席乌镇大会，甚至这些国家的那些真正世界级的互联网大佬也很少有人去参会，并且看不到任何妥协、折中的处理方式。
乌镇大会前的这次小会，很好地折射出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外部环境；尤其是联想起几年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把互联网和美国外交绑捆在一起的“互联网自由战略”的两次演讲，这种外部环境就更让中国政府和官方感到紧张。
在2010年的第一次演说中，希拉里强调：网络自由不受国家主权约束，除涉及拉登之流的恐怖主义信息外，其它资讯的自由流动都应该大力倡导。而在2012年的第二次演说中，她将“维基解密”披露美国政府秘密文件的行为是称为“错误”，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风险和挑战”。至于以后的“斯诺登事件”，则完全被美国政府界定为“叛国”了。而与之性质类似的、当年感动世界的《华盛顿邮报》公布五角大楼越南战争秘密文件的行为，并没有被美国政府界定为“叛国”。世界在变，美国也在变。
在新的时代，美国政府以自己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的“网络主权”观提供了外部依据。美国官方对互联网自由的态度可以被解读为：互联网自由是以国家利益作为基点的，并没有跨越国界的完全独立客观的互联网自由标准。在此基础上，中国官方进一步提出，互联网也有主权的。当然，至于这个国家利益是否是民众的利益、有无侵犯民众隐私和知情权，那是需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了。
在一个没有“新闻信息法”的国家，上述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中国互联网的功用和价值：商家赚钱工具、个人生活助手、有限的信息沟通和社交平台、以及舆情来源。这一点，我们从乌镇大会上可以清楚看到。
这次世界互联网大会，除了宣示中国“网络主权”观外，实际上是一次生意大会。
“物流网智库”对这次大会评论说：虽然名叫世界互联网大会，但是各个论坛上大佬们津津乐道的关键词却是：连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
该智库还列举了乌镇会议上大佬们的重要言论——周鸿祎说：物联网时代更适合初级创业者；约翰·霍夫曼说：万物互联，移动领航；王建亚说：物联网要有全球统一的标准。该智库最后的结论是：虽然叫世界互联网大会，但是这些大佬纷纷把眼光瞄准了物联网。
新浪CEO曹国伟在互联网大会上发出了这样的豪言壮语：“追随国外巨头的时代早就过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很多方面不是在追随而是在领先、引领……” 其豪情的主要依据是：“双11”淘宝天猫移动端交易量占总交易量70%；而黑色星期五那天，Amazon的移动端交易量占比为30%左右，“只是中国的一半”——说破大天，还是在谈生意。
但是，即便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中国的互联网也还是具有两大潜在风险，现在就应该想到并防范：
一旦中国依目前轨迹发展成“互联网”社会，它将难避免变得十分脆弱和易瘫痪。设想一下，如果再次出现类似新疆“七·五事件”那样的社会动荡，或者发生国与国之间的重大冲突，互联网被切断的话，整个社会、经济将陷入瘫痪和混乱。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日渐深远，这种瘫痪和混乱局面的涟漪效应将是灾难性的。
毛泽东多年前说过：“舆论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一定要去占领，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造成舆论，总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做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互联网时代的资讯平台也是如此，帖子不见了，或者打不开网络而你又不发言、“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占领这个平台了，就会“谣言满天飞”，这就是互联网时代技术的可怕。实际上，与其你说，不如我来说；与其你乱说，不如我实事求是地说。资讯管理的关键词，不是“不许”，而是“如何”，保持互联网的适度透明，是防止社会动荡的需要。而按照习近平这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施政逻辑，至少反腐和民生类资讯应该先逐步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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