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党员徐田 转自博讯网
周一，北京，警方人员面对着报道人权律师浦志强接受审判的外籍记者。由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七条批评中国政府官员和政策的微博，浦志强周一接受审判。
由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七条批评中国政府官员和政策的微博，人权律师浦志强周一接受审判。审判进行期间网上发布的支持他的言论则被迅速删除。
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上开始涌现江南水乡乌镇的图片。乌镇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年度互联网会议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举办地。周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出席大会的多个中亚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国大型互联网企业高管描述了他对互联网的愿景，主张中国等政府应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规范互联网。
两个事件在同一周发生让人想起了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一句话。他说，中国的互联网审查是“试图把果冻钉在墙上”，最终难逃失败命运。而如今，尽管中国公众面临日益严格的网络审查，中国互联网行业却一派繁荣、一些中国互联网公司已是全球巨头 。
看来中国已经摸索出了把果冻钉在墙上的方法，并在这一过程中致富。
乌镇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代表了中国对外输出这一策略的努力。一些人权活动家表示，眼下最危险的是，中国正试图要求外国公司遵守其审查规定，同时向其他国家输出这种过滤和管制的互联网模式。
自去年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以来，中国就一直在推广有关全球互联网治理的“互联网主权”(Internet sovereignty)理念，主张每个国家都应对其领土内传播的网络内容拥有最终决定权。
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东亚研究主管莱夫(Roseann Rife)说，这种严密监控和审查的互联网模式对许多政府都颇具吸引力。她说：可怕的是这种做法会变成惯例。
浦志强因为发了七条微博而受审这件事也让公众想起，自从被一些人称为“微博之春”(Weibo Spring)的时期结束到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2010年至2012年，微博开始成为广受欢迎的社交平台，在线用户可以实时交换对时事的看法，影响重大公众讨论的舆论基调，中共的媒体平台则被冷落。
当然，当时的情况也并不乐观。发布信息也会受到审查，而且有人因为在网上批评政府而被逮捕。2011年，四川25岁的大学毕业生任建宇因在微博上发布100多篇“负面言论”被处以劳动教养。浦志强自愿成为他的律师并且最终帮助他重获自由。
但当时的整体氛围还是有希望的，因为政府似乎愿意让微博充当一个释放社会压力的渠道。
在2012年底习近平上台并任命鲁炜担任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后，情况急转直下。在反腐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对网上的异见者实施了系统性打击。
一些商界人士、记者和律师因在微博上发表某些言论而被逮捕。一些人在电视上“招供”自己的“罪行”，然后获得假释。也有一些人被关在环境恶劣的拘留所里好几个月，没有被正式起诉或审讯，比如浦志强，他于2014年5月份被逮捕，此前他参加了一次纪念天安门广场事件25周年的私人聚会。
对于对中国互联网审查制度的批评，被称为中国互联网沙皇的鲁炜曾多次说，互联网管理是主权问题，中国政府认为网络是自由开放的，但也要遵循相关规则。
民众从中得到了这样的讯息：闭嘴，否则你可能就是下一个。围绕重要问题的公开讨论在微博上已经非常罕见。周一上午，浦志强的名字在微博上不能搜索，十大热门搜索词条不是明星的名字就是娱乐八卦。民众的大部分讨论转移到了腾讯(Tencent)的即时通信平台微信(WeChat)。在微信平台上，一个微信群通常不得超过500人，普通微信用户的好友上限为2,000人。驻香港的媒体顾问施莱辛格(David Schlesinger)表示，微博的主要功能是传播信息，相比微博，微信更多地用于与熟人间的交流，所以，在影响大众观点方面，微信发挥的影响力不如微博大。
对任何中国互联网公司来说，审查和自我审查都属于业务活动。规模较大的互联网公司往往会聘用数百名审查员，并将其视为必要的营运成本。
6月4日晚上，笔者正在与一名风险资本家共餐，他收到了他的基金投资的一个社交媒体初创公司创始人发来的讯息。这位创始人抱怨说，一名用户不停发布香港为1989年天安门广场事件受害者举办的守夜活动的照片。
笔者问道：那么他怎么处理呢？
这位风险资本家说：他删除了这名用户的账户。说得好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大赦国际的莱夫认为，需要有一些抗拒的声音。她说，企业应该发问并对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制度说“不”。
也许是因为这个，硅谷的科技名人大多没有来乌镇出席互联网大会。但如果他们不想办法抗拒这股趋势，那么全球互联网公司有一天也许会发现，乌镇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的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