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明摘自大纪元
每年的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在这一天，各国政府和卫生部门都有侧重点主题，对社会进行精神卫生科普教育，让社会更多的人对精神疾病患者给予关爱和伸出援助。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是“抑郁症：一个全球性危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认为应鼓励公开讨论抑郁症，消除治疗抑郁症的障碍。全球抑郁症患者达3.5亿人。
世界精神卫生日，不仅仅是精神病人的人权和权益需要关注，在中共一直强调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掩盖下，大陆宗教、信仰团体、异议人士、上访维权人士、普通民众“被精神病”的现象比比皆是，同时官方还滥用监护权，黑幕惊人，甚至将维权律师直接送进精神病院迫害。
被精神病受害者向153家法院寄告赢精神病院的胜诉判决
10月9日，在“世界精神卫生日”即将来临之际，四位被“精神病患者”将河南“被精神病”受害者吴春霞告赢精神病院的胜诉判决寄给了全国356家精神病院和153家法院，呼吁精神病院应审查送治人的监护人资格。
据《大案》官方微博介绍，这是一份最近很火的判决书：河南省一名村妇告赢了精神病医院。四名参与寄信的“被精神病者”，最想让精神病医院和法院看到的是判决书里强调的“精神病医院有责任对送治人的监护人资格进行审查”。
律师：谁都能被送进精神病院 出来的都是精神病人
深圳衡平机构发起人、《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主笔黄雪涛律师公开分析说，精神病医院一直认为自己没责任审查。谁送来的，谁就是监护人，医院把送治人当客户，言听计从，偏听偏信，将送治人的话作为病情主诉，诊断依据。结果，只要被送进精神病院，没有人可以逃得出“有病诊断”——这导致谁都能被送进精神病院，出来的都是精神病人。
同时她还认为，现有的法律《精神卫生法》存在弊端，“因立法参与的结构性原因，收治规则的立法，不是加强医院的审查责任，反而是使医院进一步免责，法律条文写得很隐密诡异，免责条款写成医院权利限制：“医院接到送诊的疑似患者，不得拒绝诊断。”
她还说：“实际上，非自愿的疑似精神病被送到精神病院，医院作为专业机构有责任把关审查，不能把责任推卸给送治人的道德自律。就监护资格的审查，至少应包含：1. 被送治人是否真的需要被监护？2. 送治人与被送治人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冲突？ 3. 被送治人是否信任送治人？”
昨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北京着名刘晓原律师在微博上说让他想起“被精神病”的沈阳市小学教师李启东。“去年七月份时，他通过家人给我寄了信，此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不知他是否还在被强制治疗中？”
去年李启东给刘晓原写信说：“公安机关为了掩盖自身的错误，竟然置人权和法律于不顾，一次次的用错误掩盖错误，不择手段，卑鄙之极！这一次，在我即将劳教期满（仅剩余4天）解教回家之前，竟给我‘弄成’精神病人，强制关进公安局自家的安康医院，以防其丑行被我曝光，当然这也符合我所在的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的利益。”
李启东还说：“说实在的，在劳教所的亲身经历和所看到的一切，他们对我也颇为担心！人权，在中国的某些地方令人堪忧！由于身陷囹圄，不能多写”。
去年徐武“被武钢精神病”事件也引起社会强烈关注。武汉钢铁集团职工徐武因与单位的诉讼纠纷而被关精神病院四年之久。徐武“被精神病”后，4月19日，他运用《飞越疯人院》故事情节中的方法逃离关押他四年之久的疯人院，两天后逃到广州并向媒体求救。由于大陆数家媒体的追踪报导，引发了全社会多方位的大探讨。
仅武汉地区不完全统计，被精神病的访民就有：徐武、彭咏康、胡国红、周利华、邹桂兰、刘彩霞、马秀云、朱盛训、秦鑫安、段昌海、刘翠莲、周厚珍、王春贞、杨春秀、江汉生、邱小卫、李晓燕、李亚红等人。
国际关注法轮功学员“被精神病”治疗
追查国际的代表汪志远先生介绍，追查国际于2004年4月前后，对中国大陆利用精神病院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情况进行了调查，4月30日就发表了《对法轮功学员精神迫害的调查报告》。“据调查情况看，截至2003年，据不完全统计，在迫害5年的过程中，中国大陆利用精神病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遍及到了全中国各地，至少有1,000多名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行关进了精神病院、戒毒所。许多人被强行注射或灌输了多种迫害中枢神经的药物，被施以电刑或长期的捆绑、灌食等虐待。有许多人被长期监禁甚至达2年以上，他们有的因此而双目失明，耳朵失聪；有的造成了全身瘫痪或局部瘫痪；有的造成了全部的记忆丧失；有的神智不清，精神错乱；有的皮肤长期溃烂，甚至导致内脏的严重损伤。到2003年为止，至少有15人死于这种精神病迫害。”
而追查国际在对15个省的一百多家精神病院进行调查后，有80％的医院是公开承认他们参与了迫害，就是说他们公然承认为了洗脑和转化为目的收治了法轮功学员。剩下有百分之十几的医院否认用精神病院迫害，汪志远说：“可是我们通过调查，发现它们都是在撒谎。”
汪志远认为，中共在大陆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学员采用了精神病院的迫害是相当普遍和严重，他们所谓治疗的目的及效果、检测，都是以放弃法轮功的信仰为标准。
2009年1月14日，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诺瓦克先生（Manfred Nowak）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七届会议的特别报告“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中表示：“在很多（药物滥用）的案例中，他们（受害者）被关押和强制治疗并没有经过法律审核。例如，本特派专员访华时注意到，在中共的行政拘留中，他们经常采用‘强制药物 治疗’手段”。诺瓦克先生曾到中国调查，发现劳教所记录在案的酷刑案例中，有三分之二是法轮功学员。
调查结果显示，用“精神病治疗”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遍布中国23个省市自治区，至少有上百所省、市、县、区的精神病院参与了迫害。从案例的数量及分布范围看，对法轮功学员的滥用精神药物的迫害，是一个有计划的、自上而下系统实施的政策。
除了对法轮功学员采用强行送精神病院的方式外，中共还对那些维权律师采用这一手法。去年中国一批维权律师遭到残酷打压，多人失踪。其中之一的北京维权律师金光鸿在街上行走时忽然被人控制，绑架至看守所，后被送精神病院遭到殴打，被捆绑在床上，被强行打针、吃药，当中绝食不吃东西还被做鼻导流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