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铜山县东方红公社有个社员叫陶德宝，出生于地主家庭，父亲在刮共产风时被抓去劳改，死于非命，母亲带着弟弟妹妹改嫁他乡。20来岁的陶德宝，干瘪得像根芦柴棒，住一间破屋，年久失修，房顶上的瓦片残缺不全，屋内唯一的家产是一张木床、一床烂棉絮和一个用碎砖砌成的单口灶。
已经是娶亲完婚的年纪，因为出身不好，一没有父母操持，二没有亲友相助，地主崽子陶德宝仍然是风扫地月点灯孤身一人。在生产劳动中，陶德宝享受不到同工同酬的待遇，同样的重体力活，比如挑重担，捞塘泥，别的男劳力能记20分工，而德宝却只能得10分工。为什么？队长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地主是剥削贫下中农的死对头，他们人还在心不死，让他们子女用劳动偿还剥削债务，这叫父债子还、天经地义。”
有一年，春耕时节，队里耕牛不足，队长号令社员以大寨人为榜样，发扬战天斗地的精神，用人力代耕畜完成春耕任务，还明确宣布：用四齿耙翻地达标者，每亩可得50分，多劳多得，一视同仁。于是，全队男女齐上阵，争先恐后闹春耕。干劲最大的是陶德宝，起早摸黑，风雨无阻，吃在田头，干在地头，三天翻了一亩地，成为生产队刨地最快、质量最高的人。可是，评定工分时，队长照样对陶德宝打折扣。一些社员也觉得队长做得有些过分，拿周恩来的话（出身不由自己，重在政治表现）跟队长辩驳。队长坚持说，对待阶级敌人就是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
大家都忿忿不平也无济于事，妇女队长杨晓美给陶德宝出了个点子：“德宝啊，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我看你还是破费一点，买些烟酒，请队长撮一顿——对头也怕三餐吃哩！”陶德宝言听计从，把平时省吃省用积攒的钱拿去买来烟酒鱼肉，请女队长操办了一桌酒菜。副队长、贫协代表和记工员（生产队会计）作陪，队长被让到上席。别看队长开口闭口讲阶级斗争，实际是个馋嘴猫, 哪里有吃的就往哪里钻。酒席上，德宝敬烟斟酒，作陪的人众星拱月。趁着队长酒兴十足，陪酒的人七嘴八舌地帮德宝说好话。贫协代表说：“队长啊，德宝这孩子虽然出身不好，可表现还不赖嘛！在队里干活从不投机取巧，从政策上讲也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毛主席说‘不杀头给饭吃’，今后要搞同工同酬嘛！”妇女队长也旁敲则击：“咱队里最缺的就是妇女劳力。大伙儿扶持点，帮德宝娶个媳妇，不但德宝添人进口，生产队还增加了妇女劳力。”众人开导队长的同时，陶德宝则像太监侍候皇上一样不断地给队长添酒夹菜。
酒足饭饱，队长接过妇女队长拿来的热毛巾，擦了擦嘴巴，又将桌上的半包飞马牌香烟装进口袋，打个饱嗝，离席而去。出门后，队长狞笑着冒出一句话：“呵呵，没想到你们串通一起摆鸿门宴，想拉我下水——没门！”
三天后，陶德宝被公社专政队捆去，关进黑屋子，白天当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拉到各大队游村批斗，罪名是妄图腐蚀拉拢革命干部，做四类分子的代理人。一个星期的批斗之后，待放回生产队时，陶德宝就像渣子洞集中营里的华疯子，被打得衣衫褴褛，身上万紫千红。自此以后，陶德宝上工懒懒散散，干活神不守舍，就像草原上的饿狼，透露着一种让人胆寒的戾气。当然，他这样表现的结果是队长加倍报复他，工分克扣得更狠，欲置其于死地。
转眼到了秋天，公社召开生产队长会议，布置秋耕秋种，把草籽田刨翻沤制绿肥，为明年的水稻育秧垫定基肥。队长一如既往，鼓励大家发扬大寨精神，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大打土地翻身仗。
被队长逼得走投无路的陶德宝似乎改变了思路。他不再省吃省用，甚至还添置一套新衣服，有时还学着别人的样子抽一支烟，喝一口小酒。开工刨地这一天，他特意去理一个发，换上新衣服，把刨地用的铁齿耙的铁锈刮去，打磨得寒光闪闪，有点像战士出征拼杀。
陶德宝在队里干活从来不挑肥拣瘦，而是像雷锋那样，哪里有困难就往哪里上。队长宣布了刨地任务后，所有的好地块都被人抢光了，剩下一块坚硬的盐碱地。德宝来到这块地头，脱去上衣，双手合在嘴巴上哈一口气，抱起钉耙，大干起来。别人刨一阵歇一会，德宝却像上足了劲的闹钟，一刻不停。中午社员都回家吃饭了，德宝却舀一瓢地沟水，将带到地头的饭菜泡一下，风卷残云地吃下，接着又干。
三天后，队里对所翻土地进行评比检查。陶德宝的地块虽然差，可他深翻细耙，质量上乘，获得众口称赞。评比小组主张给陶德宝同工同酬，超额部分奖励，可是队长如死猪不怕开水烫，就是不吱声。队长独裁，社员不满，德宝更加忿恨。过去队里评工分时德宝像幽灵一般远远地转悠，这一次他却与队长形影不离，甚至敢与队长较劲。队长当着大家的面说：“你是地主狗崽，能让你活着就是宽大，你劳动是改造，得工分想和贫下中农搞平衡没门！”陶德宝也不甘示弱：“毛主席教导‘不杀头给饭吃’，你扣我工分是逼我去死！”队长轻蔑地说：“你去死吧！死一个阶级敌人连一条狗都不如！”
队长与德宝打嘴仗，众人都不敢搀言。天已黄昏，大地暮色降临。一阵晚风吹来，两个斗嘴的男人打了个寒颤，这才发觉众人早已收工回家，离他们远去。队长也从地头来到路上，满脸怒气地往家走。陶德宝也将四齿耙扛在肩上，上了路，尾追着队长。突然德宝拽住队长的衣角，哀求道：“队长啊，我跟你无仇无怨，你干嘛和我过不去？你不扣我工分不行吗？你莫非真的不让我活啊？”队长不答理，猛地往前一跨，掰开德宝的纠缠继续走路。
从地头到村口有五百米的距离，眼看到村口了，失望之极的陶德宝，迅速贴近队长身后，双眼喷火，猛地举起钉耙，对准队长的脑壳死命锛去。“噗哧”一声闷响，队长随声倒地，本能地双手抱头，像刺猬般卷缩成一团。因下手过猛，钉耙的铁齿有两根从队长的头顶直穿透下颏，队长的嘴巴像上了铆钉一般闭合着。陶德宝被自己的狠劲吓呆了，两眼直直地看着卷缩在地的队长，只见他两条腿还在不服气似的颤抖着，踩蹬着。
村子里闪烁着点点昏暗的灯光，黑暗已经吞没大地。一个女人的呼唤声从村子里传出，那是队长的老婆在呼唤她的男人回家吃饭。队长老婆的唤声把处于麻木状态的陶德宝惊醒过来，他跌跌撞撞地向呼唤丈夫的女人走去。在女人面前，陶德宝双膝下跪说：“嫂子你莫喊了，队长我已经把他杀死了！”
半个月后，铜山县人民法院将地主崽子陶德宝带到东方红公社执行枪决，布告上的罪名是：地主阶级报复杀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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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之后回乡的地富子女学生，被当地干部群众看作地主富农。一些地富家庭出身的团员回乡后，当地领导不许他们担任生产队干部，甚至让他们只能参加只有地富分子参加的会议。有的党支部不准团员与地富和反革命子女结婚，以至于回乡的地富子女找不到对象。山东有个1956年即已入团的地富子弟，回乡后团组织开会从来不通知他，他十分苦恼。湖南衡阳一个高中毕业生说：“我是地主出身，回乡后队里把我和父亲同等对待，不让四类分子参加的会也不让我参加，这岂不是剥夺了我的政治权利吗？回乡后这不让我参加那不准我进去，等于用一条无形的锁链把我锁住了，这样的生活实在无味凄然。再好再忠心的人，转弯抹角都可能找到一个什么亲族是反人民的，这种做法我想不通。”山西和顺县青年牛成贵，回乡后别人分得全年口粮260斤，分得小片荒地补助粮40斤，他却只分得190斤。一次下地干活，一社员将一穗玉米放在牛成贵筐里，队长硬说是他偷的，开社员大会斗争他。牛成贵感到走投无路，上吊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