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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计生观察:计生源于计划经济 中共以政策之名残害国人

2015年12月03日 综合新闻 ⁄ 共 5767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郑娜2015年12月3日转至中国禁闻网

(Epochtimes记者华德综合报导)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告显示,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饱受争议并遭到国际谴责的独生子女政策,在35年后走向终结。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说法“人丁兴旺,五谷丰登”,在传统文化中,上至天子,下到黎民百姓,都懂得敬天敬神,顺应自然。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享受着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从未因所谓的“人口过盛”而遭受过苦难。然而,当中共在1949年建政后,中华民族苦难不断,其中几乎涉及到每个中国人的苦难就是始于1981年的强制性“一胎化”政策,而这一充满血腥暴力、野蛮的东西被中共推行为“基本国策”。这一长期的所谓“基本国策”给中国几乎所有的家庭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灾难,彻底破坏了中国的人文环境,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全方位的很难逆转的恶果。

目前,中国正面临诸多的人口问题,如,人口快速老龄化、“四二一综合症”、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独生子女教育等。随着中共极端暴力的统治和无神论的洗脑,在“”政策之下,遗弃女婴、拐卖儿童、妇女和骗婚抢婚、随意堕胎漠视生命等乱象也随处可见。

“计划生育”政策下带来的诸多隐患仍在持续,其所造成的伤害也许需要中国几代人的承受才能慢慢得以改善。

一、“计划经济”理论搞出“计划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英语:family planning),又称家庭计划,即对生育子女的数量和时间做出计划。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有提倡控制人口的家庭计划,在民众自愿的前提下,通过补助和相关部门的指导和服务,对生育做出规划。

但中共的所谓“计划生育”则与之完全不同,它被提升为一种“国策”,成了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采用各种强制手段逼迫公民晚生晚育,并直接终止“计划外”的胎儿的生命。在全世界,只有中国大陆采取的是强制的“计划生育”政策。

在中共的理论中认为什么事情都是应该计划的,就包括人的娶妻生子,都应该进行干预。

对于这一点,大纪元《解体党文化》系列社论指出:“无论是中国传统皇朝社会,还是纳粹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政府都不干涉主流民众的私生活,特别是有关生育这样的问题。共产党则不然。

“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提出了节制生育的主张,这是共产党无所不管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直接延伸,即什么都想纳入计划。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都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

今年10月30日,大陆独立作家郭建龙发表的文章《一胎化的推手与功臣》中写道:“人们很少注意到,‘计划生育’政策其实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计划经济’试验。当中国逐步废除大部分‘计划经济’政策的时候,‘计划生育’不仅保留了下来,还成为了影响每个人的国策。”

郭建龙文中说:“现在人们只知道,是马寅初提出了中国最早的‘计划生育’思想,却很少理解马寅初之所以提出这种思想的理论依据。实际上,马寅初是个不折不扣的计划经济学家,他的生育理论是与经济学相关的。”

公开资料显示,1953年,中国大陆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 601,938,035人,估计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到1,300万人,增殖率为20‰。这次人口普查引起了时任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怀疑,他认为此次抽样方式不能真实地反映人口的真实增长情况。

于是,马寅初花了3年时间进行调查,发现中国人口实际增长率是每年22‰,有些地方为30‰。他认为,如此高的增长率,很可能导致50年后中国的粮荒。

1957年2月,在中共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他表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

6月,在第一届中共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马寅初提出了他的《新人口理论》。

翻开马寅初的《新人口理论》,通篇都是“计划经济”思维,其核心是,只有减少人这个消费要素,才能增加物资积累,把这些物资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对此,郭建龙在其文章分析说:“在1949年之后‘计划经济’发达的年份里,人并不被看做人,而只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一种要素而已,他提供生产力,同时要消费产品。”

由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实施“计划经济”造成的极大萧条,社会无法生产出足够的产品。但在当时,经济学家只能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为这个注定无解的问题寻找答案。

“在反思这个问题时,马寅初等人认为,既然短期内无法生产更多的产品,也无法把更多的人组织到生产中,那么,只有减少人口这一条路可以走。这就是‘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郭建龙说。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成为中共邪恶计生政策的理论基础。(图片)

“计划生育”政策的推手

中共的一大特点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1957年大跃进“粮食卫星”飞上天后,中共高层改变了看法,“人多是好事”成为主流思想。“人多力量大”“人不但有一张嘴,还有一双手,可以创造世界。”中共开始鼓励中国女性生得越多越光荣,并嘉予有10个以上子女的女性“光荣妈妈”的称号。而马寅初在当年发表《新人口论》后没多久,又被当作“资产阶级谬论”和“右派的猖狂进攻”,遭到大批判。

中共的人口政策导致了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口的急剧增长。由于“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经济政策失败,大量劳动力无法找到工作,中共一方面组织青年人“上山下乡”,另一方面又开始提出控制人口。

1968年,中共再次提出要计划人口,并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开始有步骤地实施计生政策,宣传少生、稀生、晚生,向育龄夫妇免费发放避孕药具等。然而,由于缺乏具体的资料,“计划生育”工作只能停留在宣传鼓励阶段,缺乏执行目标。

1980年,后来被称为“计划生育之父”的田雪原对中国的未来人口进行了计算并提出了一个粗糙的模型,对中国未来的人口数量进行估计。郭建龙在其文章中说,根据田雪原的计算,为了在2000年控制人口在12亿,那么每对夫妇只能生育1.7个孩子。于是,1.7个孩子就成了政策制定者的梦靥。1.7意味着有的人可以生育两个,有的人只能生育一个,到底谁能生两个,谁只能生一个?

在中共“宁左勿右”的极端思想下,1979年3月,山东省烟台地区荣成县136对夫妇向全公社、全县育龄夫妇发出倡议书《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在计划生育典型的带动下,各个省份都意识到了其中蕴含的政治意味,纷纷推出了宁左勿右的政策。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吉林、山西等纷纷要求只生一个孩子。”郭建龙说。

在强大宣传舆论的渲染下,1981年,中共强制性“一胎化”的计生政策终于出台,并被广泛暴力实施。


中共将强制性“一胎化”写入宪法,定为基本国策,逼迫每个公民承担义务和责任。(网络图片)

中共的决策是党文化的产物

中共的所谓“计划生育”与国外民众自愿的政策不同,充满血腥与暴力。

正如自然界存在规律一样,人口的数量自身也存在调控的机制,对于一个正常的政府来说,调节人口的方式有很多。人口学和联合国统计资料都已经表明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民众受教育程度高的地区,生育率会自然下降。

以1986年大陆的统计资料看,只要妇女受过初中教育,生育率(指理想状态下妇女育龄期生育的子女总数)即会降低至2.13,从而达到人口的平衡,受高中和大学教育的妇女,生育率会进一步下降至1.82和1.11,而这个数据随着时代的发展应该会进一步降低。

现为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滕彪在今年接受《纵览中国》杂志采访时表示:“不论是从人权的角度、生育权的角度,计划生育从很多方面看都是错误的,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如果不强制控制,中国人口膨胀该怎么办?《解体党文化》中阐述说:“这只是这个问题的表象,而中共决策的党文化因素才是问题的实质。共产党头脑一热,想要人多,就鼓励多生;人多得养不活了,脑门一拍,就不惜一切手段,杀得中华大地上胎魂不散。多生和少生,看起来是两个极端,但恰恰都是中共什么都敢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流氓霸道习性的表现。现在的人口比三十年前多了好几个亿,但是这些年中共在经济领域放松一点,少管一点,人们不是吃得更饱,住得更宽了吗?可见,问题的关键不是人口,而是中共本身。”

事实证明,中共当年提出的“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早在70年代末就已被抛弃。在“计划经济”崩溃之后中共又搞起了“改革开放”。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生育”所带来的弊端远远大于减少的人口数量,但这一政策却在中共这个极权体制下被延续下来了。

披着无神论外衣的血腥屠杀

另一方面,共产党信奉无神论,不畏神明、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干,其邪恶的基因注定了它发起的运动或政策都建立在血腥之上。

自“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开始实施以后,凡违背这一“国策”者都会受到经济处罚和(或)强行结扎等残害,甚至遭到更为血淋淋的屠杀。几十年来,到底有多少生灵被这所谓的“国策”所夭斩,有多少妇女和家庭遭殃?恐怕难以统计。

而在人口少就能“提高国民素质”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弥天大谎下,相当多的中国人默认甚至赞同这一所谓的“计生政策”,误以为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计生”有直接关系,自觉不自觉地成了“主动的”受害者。

自古以来,中国农民靠天吃饭,劳力多家庭就富裕兴旺,而且家族香火的延续靠的是男丁。然而一刀切的“一胎化”,在中国,特别是农村地区执行的相当彻底,靠的不是老百姓的所谓“觉悟”,而是高压暴力。

就是今天,走在中国各地的农村,还可见到各种杀气腾腾的“计生”标语,如:“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宁要家破,不让国亡。”“打出来,堕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上吊给根绳,喝药给一瓶”??


23岁冯建梅,怀孕7个多月因一时交不上四万元的计生罚款,被强行拉到医院引产。打催产针30多个小时后,生下一个死婴。(网络图片)

而这些标语绝非表面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1987年,北京某高校教授宋先生回江西农村探望族亲,村干部设宴款待,席间提到该村是“计划生育”模范村,每家都只有一个孩子。宋先生不明白村民为何如此听话,村书记自豪地说:“不管谁家生了孩子,当天一卡车民兵拿着枪,带着医生就到她家,把她家一围,进屋就做结扎。谁敢不听?!”

曾在纽约从事移民服务的张先生告诉记者,几年前他接待了一个来自山东的中年男子。他的经历让张先生唏嘘。上世纪90年代初,这位男子的妻子怀了双胞胎,夫妇俩欣喜不已。然而孩子出生后,医生却说其中一个孩子是个死胎。但她的妻子当时明明听到了两个孩子的啼哭声。他多次找医院要真相,得到的答覆都是那个孩子生下来就死了。他们怎么都不相信,还是不停地问。一个当班护士看他们太可怜,就偷偷告诉他,为了保证一胎化,上面有要求,凡是生下双胞胎的,要处理掉一个。他的那个孩子在出生后即被放在水盆里憋死了,但不会有人承认这些。许多人相信,像这位男子的遭遇绝非个案。

2001年3月,陕西省汉中高龄张汉云即将临产,但因为其修炼法轮功,当地“610”办公室将其绑架到洗脑班。因发现她即将生产,就把张汉云拉到30公里外的职工医院。但腹内胎儿过大,导致难产。结果,胎儿被惨无人道地肢解后分块取出。

2011年11月1日,湖南省娄底涟源市安平镇的孕妇龚起凤,已经怀孕7个月,和丈夫吴勇元租住在涟源市工农路一个出租房内。下午3时许吴勇元在家中洗澡时,安平镇计生办多人闯入他家,将其妻子绑架至医院,采用残忍的暴力手段对其施行引产。

龚起凤的丈夫吴勇元哽咽着向大纪元记者诉说道:“后来医生就把这个小孩子用塑料袋装起来,放在门外边。装在塑料袋内的小孩还在动,还有小小的呼吸,只是那个哭声不大,只有小小的声音,然后还在动弹,还在挣扎。”如此强烈的肉体伤害和精神刺激最终让龚起凤发疯,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2002年浙江董铁锋的妻子检查“子宫已开,胎儿头部已显露”,因无准生证,来了20多人冲进产房,将剪刀刺进婴儿后脑,刀上粘满了鲜血,婴儿脑浆迸出,惨绝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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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0》统计,1980~2009年,共有妇女上环2.86亿次,妇女输卵管结扎手术近0.99亿次,人工引流产2.75亿例,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人工流产手术至少1300万例。而这只是中共官方的统计数字,实际数字是多少很难统计完全。


利益驱动,是中共推行“一胎化”的有力手段。(网络图片)

中共计生部门疯狂的原因

导致中共计生部门如此丧心病狂的这么干的两点原因:一是政绩需要,一是利益驱动。

日前,一个署名为“基层机关干部”的人在网上爆料了中共基层计生官员如何瓜分计生罚款的内幕,受到广泛关注。文中说,其所在的乡镇计生办对于早婚早孕的夫妇最低处罚6,500元,超生一孩最低罚1万元,一般标准为数万元,视“关系”而定,其计生罚款的分成如下:告密者15%、乡计生办(组)20%、乡长、书记35%、县计生委30%。

该爆料人说:所有人都以为“社会抚养费”(即超生罚款)都交给国库了,其实全部进了一小部分人的口袋。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官员支持“计划生育”,因为有经济利益驱使。

到1990年代,执行“一胎化”政策以严厉打击超生,变成评核官员表现的“一票否决制”,即超生严重地区“一把手”及相关官员升迁将受影响。民众称,计生工作队简直是魔鬼化身,所到之处鸡犬不宁,有超生嫌疑的孕妇被视作杀人放火的大盗,抓去强制堕胎,即使七八个月的胎儿也要打下来,就算是足月引产下来的孩子,活的也得弄死,同时还要家人交钱赎人,超生的更要交付高额罚款。

而中共专政的体制造成了人口政策的反覆和失衡,给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

滕彪谈到,人类历史上从古到今也没有这样一个限制人生育的政策。这只有一个极权体制能够做到,它使用所有的暴力机器来推行“计划生育”,而且是一个很荒唐的政策。对中国未来的人口结构、社会、经济也是摧毁性的,后果很可怕。

来源: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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