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鹏转自禁闻网
如何处置大量的“产能过剩”，已经成为眼下中国经济的“关键一战”。
历史的时针拨回17年前，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当时，高速信贷投放导致纺织等行业出现大量过剩产能，资源严重错配，国企大面积亏损。但政府通过一系列改革，顺利化解了这一“顽疾”。
往者可鉴，98-02年期间去产能过程中，以纺织业为突破口、大规模破产重组、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债务等措施，也许可以对本轮“去产能”提供重要参考。
以下内容来自兴业证券固定收益团队唐跃、黄伟平、罗婷、王涵等人最新报告：
98年产能过剩背景
92年邓小平南巡以来，全国掀起了一轮加速投资高潮。高速的信贷投放下，资产投资增速维持高位92-96年间积累大量低效产能；而体制障碍又导致去产能和去杠杆缓慢，融资结构与绩效结构不匹配，资源错配严重，信用资源持续流向国有亏损部门。另外一方面，过热投资导致通胀率攀升影响了94-96年间货币政策从紧，叠加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下需求减少。
1997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出口产生了直接的压力，需求端的压力衍生到供给端，进一步曝露了前期企业过度扩张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加强了管理层进行改革的决心。在当时暴露的矛盾主要有以下4方面，且过剩的主要是中下游的消费品，中上游资本密集型行业不存在明显过剩。届时，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1/3明亏、1/3暗亏、1/3盈利），不少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40%；经济体内部出现严重的债务问题，三角债问题严峻、银行坏账率高企（90年代末期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30%）；财政压力巨大，甚至出现外债压力。
去产能五大举措
针对产能过剩的问题，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领导的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货币政策“中性偏紧”，倒逼企业去产能、去杠杆。98年朱镕基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强调“两件事情不能做：银行放松银根、生产挤压产品等于自杀；搞大干快上，搞重复建设。从货币政策来看，98年之前为“适度从紧”，98年改为“适当的货币政策”，99年“稳健的货币政策”，银行信贷并不因经济下滑而大幅投放。
2、使用行政手段，供给端改革：终止重复建设、清理过剩产能、兼并破产落后企业、下岗分流劳工。企业兼并、破产加快，96-98年，国有企业从11.38万家下降至6.5万家，减少幅度达到42%。同时减员增效、下岗分流，98年至99年间，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下降约2200万。
3、企业债权转股权，金融政策兜底，由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债务。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收到财政部提供的资本金以及央行再贷款，获准后向对口商业银行发放专项金融债，向四大行收购不良资产。其中1999-2005年间剥离不良资产总额高达2.58万亿。
4、实施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1998年开始启动积极财政政策，当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并配套1000亿元银行贷款用以加强基础建设（用于农林水利、交通、基础建设、电网）。过清理整顿乱收费727项，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370多亿元。1998-2003年期间持续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直至2004年经济企稳后积极财政政策才逐步退出。
5、需求端改革，释放新需求：房改、税改、汇改。主要有98年后房改启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房改带动高速城镇化消化制造业产能，土地财政修复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其次，94年分税制改革后，加大了中央集权，税制改革使得国库充盈。再次，94年汇改和人民币一次性贬值，94年起出口导向型经济逐步形成。2000年以后（特别是加入WTO）后，发达国家加杠杆、降储蓄，外需启动，国内出口增速回升引导过剩产能消化。
效果显著
当然，一系列去产能举措的效果立竿见影，微观经济层面去产能出现显著变化。
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减少。98-2002年改革期间，随着许多企业破产兼并，工业企业数目增长放缓，而国有企业数目以及总占比出现了快速的回落。?
整个改革就预设目标而言是比较成功的，亏损企业数目减少。以1997年底的企业数为准，到2000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的亏损面由39.1%下降至20%左右，使国有重点企业中的6599户亏损企业中的大多数实现扭亏。
去产能意味着大量的失业人口，但劳动生产率提升。这段时间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同比增速出现大幅度的回落，而需要再就业人员大幅上升，而劳动生产率也得以大幅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