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党员徐田 转自博讯网
莫之许 独立评论人
在专政极权持续打压下，互联网公共空间已奄奄一息，代之而起是多个喧哗的部落。
法国巴黎发生恐怖袭击，这一事件在大陆也获得了很大反响。而就在不久前，围绕欧盟接纳叙利亚难民，在大陆网络上也曾引发一场争论，许多人以轻蔑的口吻称呼愿意接纳难民的欧洲人或支持接纳的大陆人为「圣母婊」，在这些人看来，如今，巴黎遭到恐怖袭击，难道不是「圣母婊」们的报应吗？此外，也有许多人开始反思恐怖主义的深层原因，一些大作纷纷问世，如一篇名为「政治正确与文明」的文章，严厉抨击虚伪的政治正确，并鼓吹在欧洲实施「强制世俗化」，也有不少公知段子手，提出咄咄逼人的反问，认为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与恐怖主义脱不了关系云云，甚至，还有什么「日本，一个没有穆斯林的国家」这样的神作，都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转发无数。
本文并不打算反驳上述观点，不过，即使在经历多次恐怖袭击之后，接纳难民、尊重多元文化、区分极端分子和温和穆斯林等等，依旧为欧美社会的大多数人所接受，在欧美以外的地区，这些主张也依旧受到广泛的支持，这表明，讥笑「圣母婊」也好，动辄就将恐怖主义与「绿教」挂钩也好，并非不言自明的观点或立场，从而，在表达上述观点时，以一种充满心理优势、咄咄逼人的姿态出现，恐怕不是因为其背后有充足的事实，或者坚实的论证，而是因为其表达、传播和接受的回路中，存在某种正反馈机制：以更强势的方式出现，更可能赢得接受和支持，同时，这一接受和支持又反过来刺激了观点表达的强势······
一般认为，网络空间相对多元、开放，但在实际经验中，却常常发现相反的情况，谣言或极端化表达，常常在网络上畅行无阻，很难得到消除。这种现象，其实早就为人所注意到，2008年6月的时候，梁文道先生在其博客文章「网友——新部落时代的来临」一文中写道：「原来开放的世界变成了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小教派,每一个教派的成员都在自己的团队里找到了归属，天天反刍同类人的意见，日日巩固原有的主张。最后，我们都成了不同俱乐部的『网友』看不见『公共』的存在，却肯定各自真理的终极，和部落没什么两样。」这段话，如果用在当下养生、心灵鸡汤、文革怀旧之类大幸其道的微信朋友圈，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
当时的我，对于互联网的未来要相对乐观一些，在回应文章「自由舰队的最终胜利——致非网友梁文道」一文中，我是如此反驳的：「在每一个论坛我都能结识一大批原本并不认识的同道，也能看见若干青年成为自己的同道，我们不愿意成为自我封闭的小教派，而更愿意在自由、开放、多元的气息中生存，十多年来，这只舰队由无到有，由小到大，始终活跃在互联网上，近来更冲出互联网，走上了传统媒体，其所代表的自由、开放、多元的声音，也日益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不可忽视的存在」。
其实，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当下，梁文道先生的观察都有其对应之物，但我之所以加以反驳，则是出于大陆互联网在彼时的状态、作用和影响，与居住于香港的梁文道先生不同，我所体察到的，是1998-2008年这短短十年时间内，大陆互联网空间公共性的成长，以及其对于大陆社会的巨大影响，以及存在着的巨大潜力。这场争论发生在2008年6月，正值奥运前夕，即使刚刚经历了314事件和奥运圣火事件所引发的狭隘民族主义爆发，拜奥运所赐，彼时的大陆互联网依旧处于相对宽松的状态，而我所历数的网络空间从无到有，网络群体从小到大，网络舆论从线上到线下的过程，正是那些年活生生的事实，为无数人所体验和认同，足以支撑我的论点。
这样一个鲜活的过程，也为许多论者所关注和总结，如吴强博士也认为，「中国互联网拥护从1998年的一百万道2010年超过五亿一个网络公民社会正在形成，并对中国的政治参与发生着深刻影响」：从BBS到博客，再到此后的微博客，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新的公共空间和网络结构越来越具有社会网络化的含义，并指向一个「虚拟共同体」；同时，也越来越成为「中国唯一有效的公共舆论空间，形成中国当下几乎唯一的公开化的、主动的有效的民意表达机制」，进而，通过「网络意见领袖群体的形成、从网上到往下的聚会（沙龙）和饭局、网络维权运动的兴起」这三个方面，深刻地影响者当代中国的政治参与（以上引文，来自吴强：「网络公民社会」
（2010）），换言之，从舆论到参与，网络都具备相当强的公共性和扩张性，并被广泛看做是促进中国走向进一步改变乃至转型的重要因素。也因此，当时的人们更多地对互联网的公共性抱有期待，而不大接受网络部落化或孤岛化的呼声。
不过，这一新兴的网络公共空间，不可能不遭遇到现有权力的反制，「网络公民社会集体行动的抗争与管制当局对体制外政治参与的管制并存，这大概是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和政治最为显著的结构性变化」，在奥运会过后，尤其是受到北非茉莉花革命的刺激，当局日益主动作为，对大陆网络公民社会和网络参与都进行了持续的打压：2011年早期，北非茉莉花革命后，首先重创了以推特为基地的异见者群体，2013年8月，清网行动则开始了针对以微博为平台的网络大V的打压行动，并一直持续至今，与此同时，在2014年10月针对声援香港占中而对NGO群体、2015年7月针对维权律师群体，都有大规模的打压行动，且都指向了网络公民社会和网络参与，指向了正在成长的网络公共性。
受此影响，大陆互联网络的公共性被摧毁殆尽，基于互联网络的公共参与，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创新上，都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大陆一度出现的虚拟公共空间的萎缩乃至消失，其影响还远不止此，市场化媒体衰落和微博的凋零，其实也都与互联网空间的凋敝息息相关，令人讽刺的是，尽管如此，网络应用的扩展势头并未停歇，以微信朋友圈为载体，各种信息的转发传播甚至更为热络，但是，在网络公共性日益失去的大背景下，各种信息、观点、价值之间缺乏有效的冲撞、交锋、互动，可以观察到的只是各种孤岛的浮现，梁文道先生的「新部落时代」的观点，如今以一种令人讽刺的形式得到了印证。
互联网这与既有的权力体制，究竟是前者改变后者，还是后者改变前者？其实，在最开始，笔者对此就有着深深的怀疑，在1998年的「网络神话」一文里，我曾这么写道：「对网络施加管制在技术上并非不可能，恐惧的运用之于网络与针对电话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在一个因长期专制统治而缺乏自由结社传统和自发交往积极性的社会里网络就将步个人计算机沦为游戏机的后尘，成为远距游戏机或是少数孤芳自赏者顾影自怜的孤岛或群岛」。在加入WTO和举办奥运的相对宽松氛围下，互联网公共空间的迅速发展，一度将我从悲观变为乐观，然而，最近几年的情况再一次将悲观的图景带回现场：在专政极权的持续打压下，一度出现的互联网公共空间已经奄奄一息，代之而起的是无数个众声喧哗的部落或封闭俱乐部，这样的转变，所影响到的不仅是所谓的社会转型，即使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也是艰难的挑战：如何保持对信息真伪的鉴别，如何作出理性的认知，如何保有价值观的健全，都将成为一件越来越难以完成的任务，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