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聪转自11月25号2015ABC新闻
ABC新闻 撰稿：格罗丽娅•瑞韦尔若 GLORIA RIVIERA (@griviera) 北京 2012年6月14日
冯建梅，因违法中国的一胎化政策，7个月的胎儿被强制流产。 (dzh.mop.com)
本周，在中国两个很相似的、被美国视为极端侵犯人权的、有关强制堕胎的案例，正可能以结果非常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
第一个案例在最初发生时，世界并没有意识到它的悲惨之极，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它。
第二个案例，随着事态的逐步发展，美国明确了对事件的清楚态度。很难说，是不是这一点导致了结果的不同，但是，至少此案例的受害者赢得了暂时的喘息。
星期一，在中国陕西省镇坪县，一位名叫邓吉元的年轻丈夫，为妻子冯建梅脆弱的状况忧心忡忡。据邓吉元说，6月1日，当地官员强行将他怀孕7个月的妻子带走，之后强迫堕胎。附有文字说明的照片，被中国的一个异议人士团体公布在网上。照片上可以清楚的看到，冯建梅在被强制堕胎之后，躺在医院的床上，就在她的旁边，放着被流产下来、小小的、毫无生命气息的婴儿尸体。
同一天，在湖南省的省会长沙市，另一位母亲感到了极大的慰籍。就目前看来，怀孕5个月的曹如意是安全的。在连续多日的紧张焦虑之后，她可以喘口气了。
曹如意被计生官员扣留。在接受ABC新闻部的采访时，她描述了计生人员如何将她从家拖到医院，准备强制堕胎。只是在签了一份保证在6月16日星期六之前，将孩子流产的契约后，她才获得释放。
这两位妇女都已经育有一个孩子。曹如意和邓吉元（冯建梅的丈夫）都说，因为这一点，计生官员说，他们违反了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对于这些夫妻有多么想要第二个孩子，以及他们有多少能力来负担第二个孩子，则完全不在法律条例的考虑范围之内。
冯建梅被强制堕胎的新闻，开始在中国境内外的社会异议人士范围内广泛传播。新华社对此事只作了简要陈述。镇坪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网站，对这一事件的一个反馈说，该妇女的妊娠违反了独生子女政策的条例，通过镇干部的“思想工作”，该妇女“同意接受流产手术，中止妊娠”。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3月中旬，该镇“计生站”发现冯建梅怀孕三个月了。根据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27号文，要求冯建梅申请生第二胎的许可证。
根据新华社的官方报道，计生部门几次劝说冯建梅递交相关的文件，其中包括她的户口、住房证明以及婚育证明，而据报告她都没有执行。因此，该夫妇所在的陕西当地计生官员作出结论，他们不符合生二胎的要求。官方记录显示，6月3日，冯建梅被强制堕胎。
除了新华社的报道，香港发行的《环球时报》写了一篇文章，批评政府将超过6个月的胎儿流产，并建议堕胎应截至6个月。
曹如意事件则按照不同的路线发展。通过相关一些精明的当地人的网络，早在事态发展的最初，就将事件透露出来，引起一些非营利组织机构的警觉，这些组织和机构致力于停止强制堕胎，并且与美国政府和国际新闻媒体有着联系。
同样是星期一，在华盛顿特区，国务院发言人维多利亚•努兰德（Victoria Nuland）明确表示了对曹如意案例的态度。
她在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告诉记者，“我们已经看到了报道，一位中国妇女正被扣留，在据称违反了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之后，有可能因为中国计生官员的压力，导致被迫堕胎” ，“我们已经主动与北京的官方接触，询问这一问题。”
努兰德重申，美国强烈反对“中国强制性生育控制政策的所有方面“。
上个星期四，有人敲开了曹如意的家门。丈夫不在家，她根本没有任何办法，抵抗那些来抓她去医院的“暴徒”。她被关在一个房间里，有4个人负责看守，防止她有任何逃跑的机会。丈夫最终被允许和曹如意呆在一起，但是没人听他理论。那天或许是人多帮了曹如意的忙，医院告诉她说没有床位，她就被“放回”计生办的旅社，等候空床位。
另外两个因素可能在曹如意事件中起到了有利的作用。她有机会通知家人和朋友自己身处困境，而她刚好又身在一个新闻传播很快的省会城市。
当中国曹如意的一天结束的时候，正是美国华盛顿的早晨。得到中国那边消息来源的通风报信之后，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社会异议人士网络开始工作了。对“女童之声”和“中国妇权”这两个特殊的组织来说，这是一个危急时刻，要求专业的技巧来恰当的把握，如何针对中国内部最有效的压力点，怎样以正确的方式击中他们的要害。
到星期五为止，共和党新泽西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已发信给长沙当地官员。总部设在德克萨斯的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将议员的呼吁发布在网上。史密斯议员一直是反对践踏中国妇女人权的代言人。不久前，他与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先生合作，一起游说国会干预盲人异议人士陈光诚事件。
史密斯议员致信“尊敬的开福区计生办领导”及其它一些部门，他谴责了计生办针对曹如意的恶劣行径，呼吁确保未出生婴儿的安全。在接下来的48小时内，曹如意获得释放。
基督徒异议人士组织“女童之声”的创办者、天安门事件前学生领袖柴玲女士告诉ABC新闻部，据曹如意和她丈夫说，如果他们生下这个孩子，将被迫缴纳近2万4千美金的“社会抚养费”。这笔费用，对于普通的中国公民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而要想孩子能够拥有医疗、教育等基本的公民权利，就必须缴纳这笔“社会抚养费”。
曹如意肯定自己根本拿不出那些钱。
“她根本不敢去借钱，”柴玲说，“因为她不知道借了该怎么还。”她也没有任何保证，政府将来不会索要更多的钱。 “这就是曹如意目前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柴玲说。“收缴‘社会抚养费’变成了政府赚钱的一种方式。”
曹如意告诉ABC新闻部，她非常想保住她的宝宝，但是她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等待6月16日最后期限的日子对她是一种煎熬，而对于一位准妈妈来说，每一刻也是极其宝贵的。
邓吉元仍然在继续为自己和妻子讨说法。他们的事情发生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偏远地方。作为一个来自内蒙古的外来打工者，邓吉元没有任何预先建立的异议人士网络的关系，来将他们的事件引起关注。
截止中国的星期二，镇坪县网上一篇提到邓吉元和冯建梅事件的故事已被删除，网上任何关于冯建梅名字的搜索都显示“错误”信息。
对邓吉元来说，连筹集那笔要求他缴纳的“社会抚养费”的机会都没有。他告诉ABC新闻部，自己二十五岁的妻子，因为失去了宝宝而悲痛欲绝，曾试图割腕自杀未遂。
邓吉元相信，即使依照中国法律，这次堕胎也是能够被依法制止的。独生子女政策的例外情况确实存在。邓吉元说，对于他们这样第一胎是女孩的农村夫妇，应该属于允许生第二胎的范畴。现在，一切都太晚了。到目前为止，他没有收到任何经济补偿或者当地政府的道歉。
感谢奥黛丽•沃兹尼亚克（Audrey Wozniak）对此报道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