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明摘自豆瓣网
读李承鹏的新小说《李可乐抗拆记》，会时时想起那部名叫《飞越疯人院》的电影，因拆迁问题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的李可乐，和电影中那个时常背着护士长把药吐在厕所里的麦克默菲一样，他们都是理智而清醒的观察者，他们深知时代和人的病根在哪里，同时他们又具备变色、脱逃、妥协与反抗等等生存技能，所以才不会被强大的管制环境所同化，最终成为胜利大逃亡者。
幽默、蔫坏、有点儿小纯情的李可乐是这个时代的观察家，他以一人之力对两三年来的热词、流行文化、社会时政等热点话题进行了盘点式的回顾，这种回顾零零散撒地穿插于小说人物的自白与对话过程中，读完《李可乐抗拆记》，不知不觉间读者也会完成一次自我审视，会重新思考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这一点在李可乐身上尤为清晰，《李可乐抗拆记》记述的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遭遇，而是在记录当下多数中国人的心灵史片段。
在文本上，《李可乐抗拆记》不是痞子文学，虽然它有着王朔“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影子。不是黑色幽默，因为它与王小波的作品相比少了点深刻多了些尖锐。它对现实采取了“超现实”的关注方式，让它也和网络文学不沾边。《李可乐抗拆记》的写作是建立在集体记忆的基础上进行的，作者汪洋肆意的语言表达方式和近乎张狂的想象力，在与冰冷的事实撞击后，制造出一种夸张的阅读效果，写作者和读者通过媒介的传播，共同完成了一件行为艺术，即用最安全的方式摆出最强硬的抵抗姿态。所以，不妨把《李可乐抗拆记》当作一本有实用价值的笔记体小说。
前些年不断有作家、评论家提出“回到文学现场”的概念，可这么多年过去，中国的作家们要么在找不到任何历史背景的虚构作品里醉生梦死，要么在象牙塔里玩弄文字游戏，一提到现实题材文学，我们想到的最多的还是那批老作家们在写村里七大姑八大姨的那点事儿，现实题材成了乡土题材的代名词。作为前著名足球记者，在经过意见领袖这个跳板以及两部长篇小说的历练后，李承鹏进入了文学最应该到达的现场之一：暴力拆迁。
2009年“唐福珍自焚案”是《李可乐抗拆记》的诞生源头，在此书写作发行之间，有关暴力拆迁致死的个例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媒体频繁的报道已让此类案例成为日常事件而失去了新闻的新鲜性，读者每天接触此类信息也日渐变得麻木，这个时候文学的介入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发声武器，小说成为剧场，小说人物走下纸页就是现实中人，单单这一条就足够震撼人心，在“围观改变中国”成为一种口号之后，我们宁愿通过对小说的围观而非对血腥现实的围观获得警醒，因为这是一种成本最低的教育和自我教育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