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在我的印象中，五姑一生从来没有笑过，总是满脸的忧伤，眼角永远噙满泪水，好像随时都会夺眶而出。她住在离城60里的大山上，每次翻山越岭来到我家，跨进门见到我父亲，叫一声五哥，眼泪就滚滚而下，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我妈妈在一旁劝她“别哭，别哭了”，但五姑的眼泪依然像断线珍珠一般往下掉。在那漫长的30年，五姑一直都是这样。
五姑不仅是我的姑妈，还是我的奶妈。我出生时，正赶上三反洗劫，月子里的母亲天天以泪洗面，靠吃豆腐渣充饥，哪有奶水！五姑就断了他儿子、我表哥秦宗文的奶哺育我。靠着五姑的奶水，我才幸运地活下来。
五姑陈懋藩生于1923年，是我们老家所在的小城里最早接受现代教育的女性之一，能演奏风琴，爱唱歌跳舞。由我祖父做主，五姑被许配给望水乡桐梓园秦家大少爷秦大德。秦家是忠县名门望族，姑父的祖父秦肃三，博学多才且有政治抱负，是辛亥革命时的风云人物，曾作为国会议员（忠县仅其一人），赴北京参加大总统选举，亲眼见证了中国选举史上的那段丑闻。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悍然宣布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秦肃三与在京的莫德惠、蒲殿俊等194名国会议员联名上书怒斥袁世凯。后来，秦肃三等13名国会议员又冒死10次联名上书。有一次，秦肃三与袁世凯当庭争辩，举起桌上的砚台砸向袁世凯。袁视其为眼中钉，曾通缉捉拿。1938年，秦肃三因不满蒋介石，撰写《讨贼民党蒋介石檄文》，被当局以侮辱领袖罪逮捕。入狱当天，秦肃三从容写好遗书，视死如归，后被判刑三年。
秦家富甲一方，家中的器具极其考究，高大精美的玻璃镜是从遥远的北京购回的。秦肃三在北京客居久了，喜欢吃北京糕点，返乡时带回一个北京糕点师，专为他制作北京糕点。
祖父为五姑选定的婆家，全家都满意，惟有我父亲坚决反对，曾坐着轿子到桐梓园大闹，不准五姑出嫁。秦家虽是名门望族，可我们那位姑爷却是纨绔子弟，打牌吃鸦片，不务正业，相貌也不大中看。父亲的反对以失败告终，一切由我爷爷说了算。这也是后来几十年五姑一见到我父亲就大哭的原因之一。
五姑嫁到秦家，开始几年过得还是不错的。1949年，灭顶之灾降临，五姑家是大地主，一家几代被扫地出门，住进以前的柴草屋。有一次父亲到五姑家去，寒冬腊月没有床，五姑的婆母年老体衰，就蜷缩在一堆草灰里，像一只老羊。
五姑偶尔回娘家来，我妈妈会找一些破旧衣服给她。一天晚上，我在爷爷床上翻筋斗，五姑坐在床头，奶奶逗我说：“陈七儿，你长大了怎么孝敬五姑啊？”我想都没想就站起来大声说：“我给五姑做苏联花布衣服。”那时中苏亲密，苏联花布是最时尚的布料。我大约只有两岁多，但我一直记着这句话，从不忘怀。18年后，我结束知青生涯，终于有了一份低贱的工作，每月工资24.5元。我想起童年的承诺，但苏联已经成为中国天天咒骂的敌人，苏联花布也从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我无法再给五姑做苏联花布衣服，就选用另外的布料给五姑做了一套衣服。
我小时生活在城里，对山里的五姑一无所知。小学四年级那年（1963）暑假，父亲叫我无论如何要去看看五姑，于是11岁的我翻越崇山峻岭第一次去五姑家。
桐梓园秦家大院坐落在海拔1000多米的扬眉山上，大院下面是连绵起伏的青山，再往下就是滚滚长江。站在大院，俯瞰几十里外的山水，白云缭绕，清风吹拂，气象万千。正对着大院，是一座独立突出的锥形山峰，满山是郁郁葱葱的松柏，最顶上一棵大树笔直挺拔，正好形成山尖。
此时的桐梓园秦家大院，当年气势恢宏的庄园已经面目全非。大院作为胜利果实分给贫下中农居住，新主人根本不知养护，雕梁画栋被破坏殆尽。大院的格局被打乱，有些地方已经垮塌，院坝里杂草丛生。虽然如此，仍依稀可见当年的雄浑庄严与典雅古朴，一道石门上刻着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的句子：“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
五姑一家住在大院一个过道里，天穿地漏，四壁透风，满屋烟渍，旧木板架起的床上堆着渔网一样破烂不堪的发黑的棉絮。我忽然到来，五姑又惊又喜，想买点什么招待我，就急急地把一个破藤包倒过来，里面滚出一些零碎的针头麻线之类各种杂物。印象最深的是里面竟有一颗牙齿，五姑告诉我是我奶奶掉下的牙齿，她一直珍藏着。那时我奶奶还健在。五姑拨开那些零碎杂物，底下露出几枚硬币。她小心翼翼地把硬币一枚枚捡起来放到手心里清点，一共是一角七分钱。这是五姑一家的所有积蓄，那一刻我被彻底震撼！
后来我多次向父亲讲起这一角七分钱，父亲都闷着不说话，不知他心里有多难受。
五姑留我住了几天才让我走。我每天和表弟宗武（八九岁）一起上山玩，看他飞快地挥舞镰刀割苦蒿。晚上宗武在屋子里点燃一大堆苦蒿，用竹扇使劲扇，浓浓的烟雾在屋里弥漫，成群结队声的蚊子便纷纷散去。浓烟散尽，蚊阵又重新袭来。
那天我跟着宗武正准备上山，院子里一群小孩忽然将我围住。领头的一个，年龄和我差不多，其他小孩叫他川湘，赤着上身，满身被太阳晒得黝黑，头发浅浅的，眼睛很亮。我开始以为是乡下孩子见到城里孩子好奇，接下来的发生的事实却并非如此。
川湘瞪着眼睛说：“今天不准你从这里过。”我莫名其妙，坚持要过去。川湘伸手拦我，我把他的手挡开。两三个回合后，川湘忽然大叫一声：“你这个地主！”然后像狮子一样猛扑过来，把我往地上按。我也不客气，当下就和他扭打起来。旁边的孩子一起冲着我大喊：“地主！地主！”宗武在旁边脸色发白，不敢吭声。这场“阶级斗争”，直到生产队长出动才解了围。
从此我记住了川湘的名字，据说他现在还住在那座山上。我由此想到，五姑一家在那里是何等受歧视！一个小不点孩子，可以任意欺负五姑的客人，对五姑本人的欺负可想而知。极具歧视性的地主二字挂在小孩嘴上，莫名其妙的仇恨写在小孩脸上，年仅八九岁的宗武已经习惯了面对侮辱不吭声。五姑一家在那里实际上已被判了无期徒刑。
姑父从小过着极为优裕的生活，一下沦为贱民，犹如坠入地狱，可是很快习惯了逆来顺受，适应了千奇百怪的残酷斗争，也学会了各种笨重的农活，面对任何苦难都能安之若素。几十年里，姑父从来不唉声叹气，和五姑的哭啼完全不同。他总是高挺着身子，鼻子像鹰一样，眼睛半眯着向下看，好像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当年天天沉溺于麻将桌上的他，几十年的炼狱生活中与麻将彻底绝缘。文革浩劫结束后，麻将首先在城市里出现。一天，姑父因事来我家，进门就意外地看见我父母在打麻将。父母邀他参战，他毫不推辞就上阵，大显身手，连连获胜。
八十年代初，五姑的地主帽子摘掉了。由于几十年遭受非人折磨，她已经失去应有的神采，极度的贫困依然压迫着她。一次，乡里找她收什么名目的款项，她实在交不出，他们威胁她，限令几日内交出，否则要拆掉那间破房子。五姑立马进城，见到我父亲，一声五哥都没来得及叫就大哭起来，伤心至极。我父母虽然自己也困难，总比五姑好得多，当即想法凑钱给五姑解了燃眉之急。我当时在场，目睹五姑痛哭，曾写五古诗一首《五姑》：“工者操机具，耕者守田亩。田薄稻麦稀，耕者一何苦。嗟哉吾五姑，贫居山深处。衰颜敝衣单，破壁朔风舞。今年天大旱，邱峦成赤土。缺粮少菜蔬，将何充肠肚。乡丁催款来，呵呵猛如虎。囊底探欲穿，唯唯不敢怒。入城求舅亲，相见泪如雨。百年总忧贫，不得半日富。一生辛且劳，到老仍褴褛。对之久歔欷，怆然伤肺腑。”
五姑一天天老了，病了，已没能力进城回娘家。我们给她送过多次药品，但都无法挽留住她的生命。2001年的一天，五姑病危，我从重庆回老家，和八十多岁的父亲一起到桐梓园看她。静卧在床的五姑，非常憔悴，脸色蜡黄，眼光黯淡，头发散乱。她睁开浑浊的眼睛，忽然看到我和父亲站在床前，顿时泪珠滚滚而下，从盖里伸出两只苍老的手，父亲赶紧握住。两兄妹历经风霜的手握在一起，是人间最感人的一幅画。泪水也从父亲的眼中涌出，滴到五姑床上。
我父亲是那么心疼他的妹妹，从少年到暮年，一直没有改变。虽然父亲自己也屡经患难，但是从未忘记尽微薄之力去帮助五姑。现在，兄妹俩人今生诀别就在眼前，怎不令人肝肠寸断。五姑已失音，看着亲人却不能说一句话，只是张开嘴哇哇地叫。我猜想她一定是在喊：“五哥！五哥！”父亲大声地对五姑说：“五妹，你要想说的话我都知道，你莫着急。”五姑听后直点头，眼泪簌簌地流。父亲坐在床头给五姑一口一口地喂饭，五姑像个小孩一样乖乖地吃着，眼泪仍然不停地流淌。
分别的时候到了，父亲要赶回城，我要赶回《重庆商报》上班。我们最后一次握住五姑的手，五姑死死地抓住我们不肯松开，嘴里呜呜地叫，我们狠着心把手缩回。转身出门时，我看见五姑的两只手一直高高地伸着，眼泪流过整个面颊。几天后传来噩耗，五姑走了，去了一个没有贫困也没有歧视更没有斗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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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队第三生产队的生产老是上不去，挨大队长批评。三队长叫苦不迭，说：“不是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吗?可我们队里一个地主富农都没有，你叫我怎么抓？没法抓阶级斗争，这生产怎么能上去？这样吧，你能不能跟别的生产队说说，把他们队里的地主借几个我们斗斗？保不准生产就上去了。”其他几个队长不愿意了，他们的宝贝怎么能随便借呢？一时间地主富农成了紧俏货。
